当我还是一个高中理科生的时候，一次读到同学的作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当时觉得这两句很美，美得不知道怎样用语言阐述心理的颤动。今天，我又一次碰见这两个句子，才知道她们出自《相信未来》。我完完整整地诵读了这首诗，久违了的熟悉又陌生的激动让我喜欢上了诗歌。我不再主观上笼统而霸道地将1949年以来的诗歌划为没意义的口水歌谣，我不再死板肤浅地认为只有古诗的凝练精美才能唤起遐想的美感，我不再固执地认定盲目的崇拜和疯狂的运动已经彻底打断了中国诗歌文化的血脉。那么多的优秀诗人，比如郭沫若、艾青，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激情澎湃才华横溢地写下《女神》诗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我爱这土地》等名作，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叹诗人的才情。但遗憾的是1949年后30年的他们，几无作品可诵，多是压抑下毫无激情中规中矩的赞歌声调，更多的则是迫于无奈才拿起诗笔。那个年代，或者是沉默的抵制，或者是顺从的敷衍，唯独再没有动人心魄的真情。郭世英、张鹤慈及其“X小组”、张郎郎等人及其“太阳纵队”，包括诗人黄翔、哑默及其“野鸭塘沙龙”，当时其作品从意蕴到意境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有了诗歌“复苏”的迹象，但由于乍起便遭劫难的命运，它们对诗坛和读者群的影响都很有限，甚至不为人知。而真正使这种忠实于心灵，记录时代，独抒真情，追寻现代诗本体特征的作品，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并产生很大影响，乃至重塑一代文学青年情感的诗人，应该说就是后期“太阳纵队”的边缘人物、“朦胧诗”的先驱——诗人食指。这首写于1968年“文化大革命”年代的《相信未来》让我偷偷地欣喜。运动和革命可以摧毁亭台楼阁，推倒千年古制，甚至降服人们的理想，打垮人们的意念，却无法阻挡真知的光芒带给成长的一代人拔节的养分，更无法阻拦“自由”对困厄中不安现状的年轻人的魅惑。永远无法摧毁的是人心的选择，即使这个选择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得到应有的表露。让我们唏嘘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也曾驯从，也曾盲目，也曾献歌虚妄，但却无畏地表达了真实，诉说了真情，即使这个声音孱弱无力，几被嘈杂所隐没。但时间终会让喧嚣安静，让沉默爆发，时间终会给一个时代、一些人最公平最合理的评定，包括食指！
无论何时读《相信未来》都会于诗意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力量，她写下的是普世的对未来永不丧失希望的信念，这种书写是超越时间不限空间的，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无论何时何地读来都能获得向上的力量。但这首诗写于“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19岁的少年，用诗歌表达了坚定和执著。在大多数人东张西望、怅惘无措的时候，他呼应了“五四”以来的诗歌传统，他接续了文人血脉的流淌。我对这样的诗人充满了好奇，他的一切都在吸引我。当我轻轻翻开他的简介，看到的是被时代强力塑造的多舛命运和浮沉不定的坎坷人生，正如他的诗句“人生就是场冷酷的暴风雪，我从冰天雪地中走来”。
郭路生，1948年11月21日生于山东朝城。因为母亲是在行军路上分娩，当时正值初冬，天气寒冷，母子被送到冀鲁豫军区的一所流动医院后才剪断脐带，故为其取名路生。父亲郭云轩，祖籍山东省鱼台县程庄寨，生于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排行第五。兄弟多人参加革命工作，其二哥、三哥分别牺牲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1939年15岁时入伍，后到冀鲁豫文联工作。1953年调入北京一机部。母亲时维元，山东单县张瓦屋人。从小读书，家境较好。1940年参加工作，在一所抗日小学任教。1945年与郭云轩结婚，曾在冀鲁豫印刷局工作。后调入北京后任一机部附属小学校长。其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对少年郭路生影响很大。1989年时维元因病去世，享年69岁，生前长期照顾生病的郭路生。郭路生出生后，母亲因行军奔波而无奶，依靠恰巧失去幼子的四伯母抚养，3岁回到父母驻地河南省新乡市。
1952年，母亲在省图书馆工作，他时常跟随母亲身边。开始识字和背诵中国古典诗词。三四岁时他已认识许多字。有时，人们让他帮助取书、取报，图书馆里凡是他能拿到的地方，都能准确取回。正是这自幼时开始的古典诗词的熏陶，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5岁的郭路生随父母迁居北京，入一机部幼儿园。少年郭路生开始表现出他的语言天赋，老师经常让他为全班小朋友讲故事，他的语言能力得到了最初的锻炼。
1955年，郭路生入一机部附属小学学习。学校位于北京东郊，离家较远，学生大多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他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写打油诗，展现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天赋，他现在仍能背诵的是在三八妇女节写给女老师的诗：“鸟儿落在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笔者好像看见了一张单纯的乖巧的孩子的脸，真挚地向老师问好。小小年纪的郭路生就已经懂得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和感情，显露出了一颗善感的心。
1961年，郭路生13岁，考入北京第56中学。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曾代表学校参加数学竞赛。他的篮球打得很好，更偏好文科和天文学，并开始最初的写作练习。据大弟弟新生回忆，路生经常带他到西单旧书店看书，周末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儿度过的。上初中时，郭路生已经有两箱子中外名著。
1964年，郭路生16岁，初中升高中考试失利，第一次遭受人生的挫折。因为这次挫折，改变了他的“天文学家梦”，郭路生回忆说，“在天文小组时到天文台用望远镜看星空，太美了！就迷这个，就想学天文了。”可是，考高中居然失利了！“都是5分的特优生，居然没考上，只好学文了。”据好友李平分回忆，郭路生学习一直很好，考试一时晕场造成失误，等通知书时他精神高度紧张，知道未被录取的第二天，他头上突然长了许多白发。上中学的食指迷天文也迷诗歌，学习之余，他与那些爱好诗词的同学们一起谈论古典诗词，有时还用各种诗体互相唱和。很多同学都说他有写诗的天分。路生却说，“没有天分！我就是着迷、倔强，然后爱看书，我就信一点：笨鸟先飞！”
同年在家补习，准备下一年考试。在一次参观美术馆的展览时，遇到同在补习班的牟敦白，谈话了解到有共同的文学追求，又多了一个文学写作上的朋友；以后与张郎郎为首的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有边缘性接触。这是一些对中国文学发展表现出极大关切的青年，他们相互促进，希望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新潮流，因此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必然的冲突。
1965年2月，他创作了《海洋三部曲》的第一部分《波浪与海洋》，充满激情与向往，抒发了第一次受挫后的沉郁与不甘于失败的坚韧与执著。这首诗与1967年到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间创作的《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和《给朋友》并称《海洋三部曲》，成为关于他早期的经典诗歌。1965年夏天郭路生考入北京第56中高中部，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同年加入青年团，因思想活跃和文学追求，并经常谈论普希金、裴多芬等诗人的诗歌而受到学校批评教育，并令其退团。后经父亲向区有关部门反映，才得以恢复团籍。高中同学刘光辉回忆说：“虽然‘文化大革命’前社会已经对他有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凭着家庭和社会良性方面的影响，‘文革’中他始终反对极左思潮，反对歧视出生不好的同学，‘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与‘红卫兵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的主要兴奋点还是在诗歌、合唱团、话剧团这些方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许多老师被批斗，郭路生因劝阻其他学生殴打教务主任而遭围攻，后又因写诗被批斗。同学赵强回忆，当时几个班的学生开他的斗争会，说他那时写的有浪漫主义情调的诗是资产阶级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郭路生深深体验了这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父亲在运动中被审查。为了少惹麻烦，母亲将家中藏书全部销毁，只有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因放在床下得以保留。郭路生痛不欲生，将家中灯泡统统打碎，全家在黑暗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10月，他参加了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南至广州，西至新疆，对祖国的广阔疆域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大大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1967年，“文化大革命”陷入派性斗争的混乱中，“红卫兵运动”基本落潮，许多中学生都处于无所事事之中。作为中学生的郭路生有感而发，创作了代表作之一《鱼儿三部曲》。同年创作了话剧《历史的一页》，这是他为一个自发组织的红卫兵剧团撰写的剧本，主要表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及红卫兵那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此剧由李平分导演，姜昆主演，上演十几场。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通过她拜访了她的父亲。何其芳是他最佩服的诗人，当时已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分子”，但仍非常认真地接待了他。在这一年，还同贺敬之、曲波等有过接触，是其诗歌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1968年，郭路生诗歌创作的黄金年，写出了代表作《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并完成了《海洋三部曲》的后两部，广为传抄。这一年5月，因他的诗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他心中虽感十分不理解，但并未因此放弃诗歌写作。在他居住的百万庄一带楼群里，有一百多个中学生，因为学校停课都闲置家中。有时许多人便聚在一起听郭路生朗诵他的新作和他喜欢的诗歌。
何京颉在《心中的郭路生》一文中说：“一个刮着黄沙的大风天，一清早，郭路生打来电话，让我到他那儿去一趟。我急匆匆地骑车赶到他家，他神色慌张地说，可能要出事，前天他被抓到中央戏剧学院受审……”文中还谈到，有人告诉她们家在公安局挂了号，已被安上“裴多芬俱乐部”的罪名，成为被监视对象，“反动诗人”郭路生是这个黑组织的头目……后来何京颉被关进学校工宣队办的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遭受了许多让人无法忍受的屈辱与折磨，他们关我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我揭发郭路生反党、反‘文化大革命’的言行……我写不出让他们满意的材料，他们以我态度极不老实为理由，关了我近3个月，一直到工宣队撤离了学校，我才恢复自由。”这1年许多思想活跃的青年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张郎郎逃离北京、郭路生因留在本子上的四个字“相信未来”写下名篇《相信未来》、甘恢理写下伤感的离别诗、邓朴方被迫害致残、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因为一首诗、一封信，可能就会被审查，就会被定罪处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还有可怕的“株连九族”，在这种环境下，进步青年郭路生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时，大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郭路生写下几首离别诗，12月20日郭路生离开北京到山西杏花村插队，在临别列车上写下《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