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讲，波德莱尔和北岛都在迷茫的彷徨中找寻某种依托，前者将其寄托在文字搭建的思想帝国上，后者则将自身无法掌控的命运视作对国家的一种诡异的反抗，在慨叹和坚守之余未尝不萦绕着一种无力感。
三、结语：波德莱尔与北岛的漂泊继续
北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情感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可我不相信一次性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方向’只能是借来的，它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或放弃；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明确不变的方向，让我反感。你这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念，对不信的信念。”[48]北岛曾经站在舆论的巅峰高呼自由的名字，曾经因为与政治大背景的不相容而被迫迁居国外。他自称为“漂泊者”和“流浪者”，在异国的语言中他努力辨认自己赖以生存和始终热爱的母语，他尝试找到自己的方向。多年过去，北岛怀着“不信的信念”依然在路上漂泊。只是这条路不同于年轻时的狂狷和倔强，多了太多沉稳和安定的因素。在笔者看来，北岛始终在时空中追寻一种光。这光能够同他对时间的敏感度相契合，能够在他生存和思考的空间中迸发一种得以依靠的力量。
相比而言，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波德莱尔则显得决绝很多。他控诉着时间的残忍，同时惧怕时间的流逝和无情；他为时间在他虚无的想象中停止和消失而欢呼，也因为时间突然重现而惊恐。他游走在一座现代化都市的中心，呼吸工业发展带来的不洁净的空气，头顶压抑着灰色的天空，脚下踏着肮脏的土地。他并没有在一座以效率和力量压倒一切的城市中体会到片刻的欢愉，也没有力气歌颂现代化的伟大。在他的视角里，只有时间是让人恐怖的，只有时间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他所行走和涉足的那片土地，在他的“咒骂声”中尽显荒谬和悲凉。他作为一个漂泊者的身份因此而凸显其孤独、落寞和绝望。可以说，波德莱尔没有像北岛一样始终将其所追寻的、渴求的东西在诗歌中说明，也没有一丝一毫企图重建世界的雄心壮志。他的抑郁是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来的。他的孤独只有通过丑陋的意象才足以抒发那种深刻的绝望。
两位诗人，没有交集。两位诗人也从未直接从彼此身上获得什么启迪。正如开篇所讲，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北岛曾经受过波德莱尔诗风的影响。而两者在东西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迷失和找寻、漂泊与回归都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渴望找到两者相似点的冲动。笔者正是被这种冲动支配才得以完成这篇文章。它最终的意涵并非找到差异或优劣，而在于当我们虔敬地回顾两位诗人走过的路的时候，能够对他们的诗文有更进一层的认识，而不再讲其限定于标签化的解读上。他们的漂泊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上不可回避的一笔。他们面对的那些苦痛、迷茫、绝望，我们至今仍然饱受其摧残，并未因为生活的富裕或是社会的发展减少一丝一毫。因为这是人类面对改变必须经历的一步，是无论时间如何推延都必须上演的剧集。
相似地，这个世界，也愈发因为人们对历史的肆意涂抹和自身对信仰的迷失而饱受折磨，从而产生更多的“漂泊者”。
包法利夫人死了
他写的社会写的人性写的悲剧与不幸，都是一个疯狂时代中的卑微的前奏。他奏响的时候自己也冷漠无情，可是一旦奏响，就注定要永远响下去。
但愿，我们都能谦卑地成为其中的聆听者。
包法利夫人死了。死相十分难看。周围尽是争辩者无关紧要却足以面红耳赤的争执，还有她丈夫的哀嚎。烛火很冷，旧屋子里没有丝毫的暖，她走得如此自然又唐突。这是早已料到的结局，也是不顺畅不完美的一次停歇。想要再次打起精神获悉后面的故事，似乎没有太多的勇气了。
包法利夫人死了。作者写得冰冷，带着点刽子手的冷酷绝情。笔尖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惜。如果说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都是他们长期养育和栽培的孩子，为什么这一次福楼拜没有向怜悯低头？为什么他描绘风景之美已臻极致的笔墨到了这里就换了色泽？隐约记起小时候读过他的传记，说他写到这里，痛苦至极，甚至哭到晕厥。是自己的记忆出错了，还是本来就是糊弄人的杜撰，抑或是他冷峻的笔终于同他炽烈的情感撕裂？
包法利夫人死了。“荣镇像平常一样，静悄悄的”。夏尔睡不着，想着他逝去的妻子。这是在艾玛眼中怎样庸俗难堪的男人，这是她曾经伪装关心却不断在梦中咒骂、抱怨过的无能的人。他想着她。而那个曾经让她心动企图同他私奔的罗多夫却在“为了消磨时间，整天在树林里打猎，晚上回家睡大觉”。那个让她神魂颠倒的俊美少年莱昂却“在城里也睡得不错”。
生活没有变改，一切如常，平静如死。
包法利夫人死了，小说家平静地让众人围坐在点着烛火的饭桌上讨论对她的医治，她睫毛上的砒霜依旧在，夏尔的哭号也不过是神父祈祷的点缀。继而平静地让他们安排她的下葬，在松软的泥土里凿开一方空间，写冷冰冰的棺椁，写棺木同土地相撞的声音，和同描述她约会一样的笔触，写那时那地的情景。
那是一个略显冗长的结局，来得并不突然。只是太残忍。作者可曾怜惜过谁？为谁说一句公道话？为谁对谁的感情下一次赌注或是拟写一份祈盼？
没有。统统没有。有的只是艾玛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中时起时落的波澜，她的情欲、天真的期待，她或真或假的喜怒哀乐。只是她在走向树林深处的时候，踏着淤泥前行的时候，以及在莱昂的卧室中卿卿我我的时候那种短暂的快乐。
似乎没有人怜悯她，包括她的死。至多就是觉得可惜了，还不过是女仆的一句话。似乎是这样，她日益膨胀的欲望终于不胜现实丑陋的生活的压力轰然倒塌，她日日期盼的爱情也在一次又一次肉欲的满足和金钱的支配下变得索然无味、一文不值，她的家庭在她无法满足的欲望中分崩离析、大厦将倾。作者冷眼旁观一样，自顾自地写，自顾自地抒情。读者，却感到了无法逃脱的心痛和苦闷。
她是一个透明的人，一个天真到只配生活在艺术品中的人。她的伪装，在我看来，也不过是为了实现她看似疯狂的梦想的助手和手段。她对爱情的渴盼，带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一经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的渲染，就又一次让她沉醉在小说戏剧一样的情节中了。她所期待过的生活，不过是一份完美的爱情、可以肆意挥霍的财产，还有上流社会获得的尊荣。这是最普通的人最普通的幻想，也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曾梦想的东西。她何错之有？
也许只是弄混了而已。“她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愉快，举止的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一个见识过上流社会的金碧辉煌的女人，一旦面对日常略显窘迫的生活的时候，不免胡思乱想、浮想联翩。罪过就在于她的婚姻——是的，她已经有了归属。一个她并不享受的归属。可是这样一个归属就注定了她在渴望着旅行、希望死、也希望什么事情突然发生改变她的无聊生活。
她只是被利用了而已，悲哀的是，她不自知。罗多夫的冷淡生成了她的病，她的心结解不开，只能等待着神的救赎。当一个女人面对现实产生一种无法逾越的无奈和苦痛的时候，压力没能给她们以男人般的野性和誓死不服的勇气，反而让她们愈发淡定和超然。当这样的淡定逐渐转变成一种理想和信仰的皈依，这个女人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包法利夫人死了。她就是这样在男人的背叛、自己无限的渴望和现实的落空中死掉的。在她服毒自杀濒临死亡的时候，“她心里万念皆空，不再在乎人世的欺诈，卑鄙的行径，折磨她的无数贪欲。现在，她也不恨任何人了；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她的思想，人间的闲言碎语，她能听到的只是这颗痛苦的心发出的悲叹哀鸣，断断续续，温温顺顺，朦朦胧胧，好像交响乐逐渐消逝的回声”。
包法利夫人死了。有多少和她一样天真地追求梦想、期待未来、渴望爱情的人没有死，还继续生活在这个世上。他们的喜怒哀伤不过是极度繁荣的表象下最不可示人的一个环节，他们的欲求和倾诉也丝毫改变不了任何人的生活。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否还依然活着？他们即将向何处去？
福楼拜没有写。他精于写环境、写人的内心波澜、写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虚无。可是他没有写这件事。
他写的社会写的人性写的悲剧与不幸，都是一个疯狂时代中的卑微的前奏。他奏响的时候自己也冷漠无情，可是一旦奏响，就注定要永远响下去。
但愿，我们都能谦卑地成为其中的聆听者。
惯于阐释与乐于阅读
即便日后成为不了评论家，也要做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读者。
一直对理论的世界怀有未知的恐惧，这来源于教科书上难懂的定义和繁杂的公式。当我不知道这些理论的时候，文学于我而言不过是快乐的阅读和轻松的思考，是茶余饭后一本本叠起的书；而当我知道了不同的理论之后，我时常感到迷茫，这些理论流派并不如先前想象的那样如一条条河流相距不远、自然流淌，反而如同错综复杂的铁路线，冲击着原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当我阅读了一首诗、一篇针对这首诗的评论，比如那篇《张常氏》的评论之后，我的感觉竟然跟随评论作者的“高深”理论发生极大的转变，我对此感到不解。我想知道，什么样的诗歌才算是好诗？在文学批评介入到文学作品的阅读之后，有没有统一的标准设立？即“真相”是否存在？它是如何被轻而易举地扭曲的？我们的判断力和审美能力是如何丧失的？像文革、纳粹这样疯狂的时代离我们有多远？语言文字究竟造就了什么？幸福还是灾难？
我想在日后慢慢思考，慢慢解决这些问题。
文学文本自身不改变，但阅读文学文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作为一位评论家，从批评的角度审视文学，姑且称之为“惯于阐释”的阅读；另一种是作为一位普通的读者，从自身出发感受文学，我暂且称之为“乐于阅读”。这两种阅读方式和思维角度决定了我们对待文本的态度，是局限在某一特定理论还是单纯进行纯感觉的阅读。如果仅仅是适度的阐释或是阅读，都无可非议，可是当其中的一个要素走向极端，比如过分的阐释或是娱乐化的阅读就会导致一些问题。
杰拉德·格拉夫认为文学研究中发生了“理论的爆炸”。张隆溪先生在《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一文中也提到：“要采取真正具有理论性的立场，首先就要对理论本身作批判的思考。”[49]有人说，20世纪的灾难是理论的灾难。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理论看作是对文学作品的符号化解读，那么理论的灾难就是文学符号化的灾难，是这种符号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彻底颠覆的灾难。比如，在韩少功的《暗示》一书中这样解释“语言制幻术”：“关于阶级的解释，关于阶级的极端化解释，源于一系列语言符号的复杂操作和反复灌输，恰好是一些知识精英所为。”[50]反观历史，可以不无清晰地反思，一个体系的言论和思想是怎样将众人引入疯狂的，甚至连知识精英自身都未能幸免，造成了德国人反犹的历史悲剧。同样，这种理论体系操纵下的思想至今还在国人的头脑中残留，比如对于阶级的划分，容易走向极端的性格，还有对动乱和不安的恐惧。有人将其解释为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情结，认为“中国文化蕴藏着一个因动乱创伤而造成的向往秩序的情结”[51]，认为这种情结的缘起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失范状态。而归结起来，动乱的根本是符号化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思想极端趋向。当语言构成的理论成为一个社会得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哪怕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形成，同样牢不可破。这种理论下的人都是被符号化的人，于是惨剧才得以发生，悲剧才能够顺遂推舟势如破竹。在《暗示》的《残忍》一文中，作者对这种“大屠杀”的行径进行的剖析：“与其说大屠杀是兽性发作，不如说是人性发作；与其说是人性发作，不如说是理性发作，是理性的严重偏执和失控。”[52]
相应的，当文学理论铺天盖地的时候，当这些理论被人加以不好的利用甚至误解的时候，在这种文学理论肢解下的文学作品是否还具有原汁原味？或者要求再低一些，读者是否还具有继续阅读和追根溯源的可能性？
有人说，文明刚好需要对文明的反省。借用一下，理论刚好需要对理论的反省。从另一个角度讲，理论帮助建成了知识分子宏伟的帝国，却消除或减弱了世界上其他阶层的声音。形成了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分歧，也造成了“智”与“反智”的争辩。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从士族阶层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改变社会地位的那一刻起，一个知识精英体系就在逐渐建立并且日渐夺取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有人说：“社会不承认农民的艺术品，没收了他们确认和解说更多生活美感的语言能力。”[53]从大众媒体的宣传来看，这种说法是不假的。
此外，不同的文学评论家有着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特质、不同生存背景、不同人生经历。他们在描述意见和批评作品的时候，都是以上这些因素的折射，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这早已成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向度，也正因为诸多不同因素造就的百家争鸣，才有了文学批评领域众说纷纭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