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告诫我们的
——汉代文化生态考述
穆涛
[作者简介]穆涛，陕西西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文》杂志副主编；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著有散文集《先前的风气》《俯仰由他》，随笔集《肉眼看文坛》《放心集》，文学访谈《平凹之路》，点评本《土门》，译文集《名誉扫地——美国在越南柬埔寨的失败》等。
[“五经”，汉代的大众读物]
“五经”，是汉代的大众读物。
“五经”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与“四书”是明清两朝的普及读本一个原理，因为科举和仕途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不仅仅是国家人才的成长道路，还是穷门小户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底层人家的孩子，通过苦读书，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还可能娶皇帝的闺女，全国考试第一名，当了状元，天上真的会掉下一个大馅饼，可以做驸马。
汉代还没有科举考试，是察举制，也就是推荐制。汉武帝时期的推荐标准是，“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推荐对象是“有好文学”，指读书出众的。在汉代，文学一词比今天含义厚实，有写作的一面，但更多指读书，且能从中读出学问的。政审标准是“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发现这样的人才后，“令相长丞”（县令、侯相、县长、县丞）要上报给“二千石”，“二千石”是郡守及诸王相这种级别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省级，“二千石”考察通过后，要带着考生，还有具体的推荐者赴京城长安，到太常处报到，太常是九卿之首，掌管国家礼仪、宗律、天地祭祀，还分管文化教育。入门太常后，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结业时严格考试，读通一经以上，（一艺指一经，汉代六艺指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补文学掌故缺”，文学和掌故均是官职，也相当于资格学位。“文学”是学官，“掌故”是史官。学业突出的直选为郎中，汉代的官职中，带“中”字的都是“中央机关干部”。“太常籍奏”，指进入国管后备干部序列。“既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中特别突出的，直接奏报皇上，告示天下。这是汉代选拔人才的机制，同时还有退出机制，“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连一本经都读不通的，劝退，再递补另选。汉代不说“博览群书”这样的浮夸话，讲究读通读透。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建设，不玩虚的，不搞面子工程。“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代的公务员是有读书风气的，因为书读好了可以仕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丞相，也是《春秋》研究的专家，还是人才选拔和退出机制的顶层设计人。
汉代的文化生态不是一时之功，而是累朝积淀而成的。汉武帝在国家人才选拔主渠道外，还设置有更高层面的学术机构，设置博士官，相当于今天的科学院。博士官招研究生，“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博士弟子不是一般的研究生，要精通“五经”的。“复其身”是很高的待遇，一般官员都享受不到，终身免税赋。武帝之后，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之”，汉宣帝“增倍之”，是二百人。汉元帝时增为一千人，而且“能通一经者皆复”，通一经，就可以终身免税赋。到了汉成帝时期，“增弟子员三千人”。读通一门经，就可以光耀门第，还可以终身免税赋，这对普通人家是多么具体的诱惑和鼓励。
我们今天读到的“五经”，是经由汉代“抢救文化遗产”重新整理的，整理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几乎毁绝了民间存书，仅有《易》因“民卜之用”侥幸逃过劫难。更致命的是，项羽攻入咸阳城燃烧了三个月的那场火，使皇宫的“国家藏本”荡然无存。“焚书”之人，不仅是秦始皇，还有项羽，不好的政治，对文化的伤害如果是连续的，真是文化的灭顶之灾。所谓的整理工作，是依靠老读书人的“文化记忆”，说白了就是背书而得。后来在孔子老宅夹墙里发现了部分善本，但也由此有了经学的“新旧”之争。
汉代的经学研究，守着“夫子不以空言说经”的方法，下踏实的笨功夫，“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汉代经学研究最大的亮点是不预设政治框框，允许各抒己见，也允许各持己见，形成了多家学派，“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凡《书》（《尚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汉代的经学研究，是中国文化的旷世功德，是在废墟之上重整旗鼓，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和再出发。
班固对西汉文化生态是这么总结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汉平帝年号），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在于“禄利之路然也”，是政府的禄和利起的推动功用。如今倡导“全民阅读”，是天大的好事，但全民阅读仅仅倡导是不够的，形成踏实的读书风气，还需要政府跟进实际的作为。
[汉代的主旋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的主旋律。
一户讲究的人家，房子再多，装修的时候是遵循一个主调子的。一个好的公园，设计上是有轴心的。一个国家，如果不被外族殖民，是有自身价值观的。国家的文化品格，不宜搞万国博览会，什么都重视，就是什么都不重视。我们讲了这么多年百花齐放，但开放好的，是什么花？
汉代的核心是皇帝，这是最大的政治，但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靠皇帝的那张金嘴，而是儒家学说，以儒学共识，塑造国家伦理。“是故简六艺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玉杯》）
汉代召开过两次文艺座谈会，是学术研讨会性质。一次在西汉，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一次在东汉初年，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都是皇帝主持，但主讲人不是皇帝，而是当年的多位儒学名宿。“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会议是开放包容的，以《诗》《书》《礼》《易》《春秋》，还有《乐》为基础材料，与会专家各自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各抒己见，也允许各持己见。会期均在一个月左右，会后形成了两部论文集，《石渠议奏》和《白虎通义》。《石渠议奏》据记载有165篇文章，可惜已失传。《白虎通义》侥幸还在，是班固记录并整理辑成的，共十卷，不足两万字，但内容翔实具体，且义理繁茂。我们读一读目录，看看当年的座谈会上讲了些什么：一，爵，号，谥；二，五祀，社稷，礼乐；三，封公侯，京师，五行；四，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五，封禅，巡狩，考黜；六，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七，文质，三正，三教，三纲六纪；八，性情，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九，嫁娶；十，绋冕，丧服，崩薨。汉代的儒学在社会学范畴，与国计民生、世相百态关联密切。后来到了宋代，摇身成理学，入了哲学的天空。
汉代之前的秦朝，包括秦国，对文化是漠视的，奉行先军政治，有点类似今天的朝鲜。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整个国家就成了文化沙漠，周朝及春秋战国汇聚起来的文化传统被割裂断开了。汉代的了不起，在于以儒学为突破口，接通了中国文脉。
[通货膨胀]
汉代通货膨胀的主因，是货币失控。
汉代建国后，自公元前206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近90年的时间里，一直袭用秦朝的“半两”钱。货币也不由国家统一发行，允许民间私铸。秦“半两”是中国最早的统一货币，铜铸，圆形方孔，因币面有“半两”二字而得名，“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书·食货志》）。“重如其文”指币的体重，一枚十二铢，古制二十四铢为一两。“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同上），吕后主政后，缩水为一枚八铢，汉文帝时，再缩至一枚四铢，但币面上仍写“半两”。说是“钱重难用”，实际上是原材料（铜）紧缺。汉代的山林物产收入不入国库，归皇室，铜矿的采炼、制币和流通掌控在少数贵族以及巨贾手里，钱币私铸，让这一部分人暴富起来，“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同上）。这一时期，民间也大量仿制，钱币“制假”并不违法，因而成为“社会职业”，“民亦盗铸，不可胜数”。市井不法商贾还出奇招，把重钱用刀锉薄锉小，用铜屑再铸，有的钱小如榆树荚，仅重一两克，被笑称“榆荚半两”，还有“剪刀半两”，即用剪刀剪下边沿的钱币。西汉中期以前，货币流通之滥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导致钱轻米贵，物价飞涨，民怨载道，“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汉文帝时，贾谊上书直谏当时的币制乱象，主张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同上）。当时藩郡势力强大，汉文帝有心无力，直到公元前118年，汉武帝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因币面有“五铢”两字而得名），铸币权收归中央，私铸钱币以死罪论处。
任何改革都是有社会疼痛的，重大改革往往是剧痛。“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同上）公元前118年后五年间，以私铸罪处死者数十万人，畏罪自杀者不可胜数。自首被赦免者百余万人，但自首者不到实际人数的一半，天下人大概都在仿铸新币。《汉书·食货志》里的这段描述让人脊背阵阵发凉，西汉这一时期的全国总人口在四千万上下，涉案者已近十分之一。
汉武帝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是政治高压，那时候不讲按经济规律办事这种话。严惩私铸，不手软，不留情，后来“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不得已才“赦自出者”（自首者赦免死罪）。西汉对商业从业者的政策一直苛刻，对商贾严格管控，刘邦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准穿丝质衣服，不准乘马车），吕后时，“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吏”（稍放宽政策，但商人后代不准做官）。武帝时期给商人建立“市籍”（户口），并开始征收工商税——“算缗”。缗是串钱用的绳子。商人自行申报财产，依收入纳税，税率约为6%。汉代的工商税并不高，可怕的是同时推出“告缗”制度，“告缗”是鼓励全民举报，政策规定，对财产申报不实的商家查没家产、奴婢和土地，举报者获一半奖励。重奖之下有勇夫，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举报专业户”，以举报为职业。国家也由此敛财无数，告缗制度实质上是对商家的一次洗劫。“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中国的工商业在汉武帝时期遭到重创，中等以上商家几乎悉数破产，更冷的教训是，全民举报败恶了民风，人性中恶的东西以“正义”的名义被激活了。
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检讨。
[董仲舒的一次历险]
公元前135年，发生了两场火灾，火情不太大，但起火的地方要紧，“（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汉高祖刘邦山崩后，朝廷颁令，各郡国均建庙以纪念，这些庙统称高庙。高园指刘邦的陵园长陵，便殿不是主殿，相当于贵宾休息室。两次火灾后，武帝刘彻素服五日。中国的皇帝以年号纪元自汉武帝开始，在位54年，用了11个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建元六年是执政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刘彻二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