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绝望估计由于事态新的发展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他绝路逢生，重振精神，并在最后还赢得了战争。拯救他命运的，不是他的军队，不是英国的金钱，而是俄国宫廷发生的变故。1762年1月5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死敌、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突然驾崩，导致了新的王位继承和对外政策的变化，最终改变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命运。女皇的继承人彼得三世（1761—1762）是女皇的外甥，德意志霍尔施坦因人。长久以来他对勇敢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极为崇拜，也对他的故土以及他父亲的祖国普鲁士充满深情。他继位后，不仅命令俄军放弃在普鲁士占领的一切领土，而且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组成联盟。1762年6月双方签订协约，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将1.8万名俄军交由普王指挥，联合攻打奥军。弗里德里希二世喜从天降，绝处逢生，高兴得“谢天谢地”。利用这一形势，他很快把奥军再次赶出西里西亚，并使法军退回莱茵河彼岸。彼得三世的幼稚做法很快招来杀身之祸。新登位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无意帮助普鲁士，摒弃了俄普同盟，但认可了和约，命令俄军退出了战争。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俄军在布尔克斯多夫附近占领的奥地利阵地，迫使奥军向波希米亚撤退，并通过收复施韦德尼茨和在弗赖堡战胜帝国的军队，让维也纳认识到继续战斗是没有希望的。1863年2月15日，在莱比锡附近的胡贝图斯堡宫，普、奥签订和约，结束了延续7年的战争。领土的占有没有发生变化，只是重新肯定了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有，唯一的让步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答应支持玛丽亚·特莱西娅的儿子约瑟夫大公当选为罗马国王。
延续7年的战争，曾被英国首相丘吉尔称作“第一次世界战争”。战争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北美和印度同时进行，但欧洲是主战场。在欧洲，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和军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它几乎单独抵挡了奥、俄、法三大强国的联合进攻，并保住了富饶的西里西亚，从此在德意志形成普、奥二元对抗的格局，并使普鲁士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迈出了未来称霸德意志和欧洲前途渺茫的重要一步。战争也提高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的威望，一些国际战略家开始把他与英国的马尔博罗公爵、奥地利的欧根亲王一道并称为“18世纪三大军事天才”。在德国国内，民族沙文主义者更把他颂扬为“大王”、“唯一王”。
著名历史学家H.A.L.菲希尔在《欧洲史》一书中，曾这样评述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地位和它作为一个“大国”免于覆灭的原因：
普鲁士的四面边境极易受敌，绝无希望可以进行有效的防御免遭侵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贫穷、人口不多的小国君主弗里德里希是否能够保持一支与两个大帝国的联合力量抗衡的军队，并且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问题弗里德里希所以能够顺利地做出答案，不仅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使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并打败敌人，而且也是由于他的奥俄对手联合中存在着缺陷和相互猜忌以及在气质上存在着他能够充分利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弱点。
由于这些原因，7年来，普鲁士坚持住了，直到最后获得意想不到的胜利，但是它为这一胜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吞噬了它的50万人口，也把所有的领地变为一片废墟。七年战争后的普鲁士，就像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勃兰登堡。为战火所蹂躏的大地面临着战后重建的任务。此外，由于战后外交上的孤立——与法国不和、与奥地利敌对、同英国的联系中断，与俄国的结盟势在必行。同时，弗里德里希二世同叶卡特琳娜二世一样，这时已共同对波兰王国的命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开明专制主义改革
七年战争是德意志的又一场浩劫，休战后的普鲁士和奥地利都面临着战后重建的任务。在普鲁士，战争造成的破坏更为惨重，全国损失精壮人口约50万（总人口为450万），大批农田荒芜，城市一片萧条，经济生活几近崩溃。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弗里德里希二世重振精神，决心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恢复和发展国力。这些改革是他以往改革的延续，也贯穿着他早年所向往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
首先，弗里德里希二世把恢复和“重建”的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的状况和农业生产方面。正如他所认识的：“农业是各种技艺中的第一着，没有它，就没有商人、诗人和哲学家。只有农业才是大地创造的真正财富。”1763年，他颁布法令宣布取消王室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农奴依附关系，禁止把农民驱逐出份地。1777年，又颁布法令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继承权。他还通过给农民减免税款、以优惠的条件支付贷款、提供谷物、修建被摧毁的农舍等方式，尽快地使农民重建家园，恢复农业生产。在西里西亚，他准许农民免税6个月，并以提供优惠的预付金以及三年内修建民房7000所的举措，招徕流亡人口，吸引农业劳动力，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他还下令，凡因战争房屋遭受破坏的农户，均可接受国家50塔勒的安置费和部分木料，迅速修复住房，恢复生产生活。为鼓励向国内边远落后地区移民，他从军队中征调6万余名士兵，派驻到人口最稀疏的地方，专门协助当地居民修建房屋、恢复生产，直至5年后，当地面貌基本改观，才允许士兵们重返军营。在战争间歇期间，在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奥得河流域的沼泽地带，有近300个新村庄建立起来，大多数产生于新开垦的土地之上。七年战争后，由于政府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在奥得河与纳茨河的沼泽地带，又有5万多农户定居下来。这种吸引移民的政策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具有稳定的连贯性，从1740年至1786年间，大约有30万农民在马格德堡和东普鲁士的边远地区落户。农民所获土地数量已达75万公顷，农业的恢复发展已取得重要成效。
在这一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加强了对国外先进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的吸收和借鉴。由于英国阿瑟·扬有关农业管理的著述被译介到普鲁士，英国被视为农业经营者必须朝觐的“麦加”。许多英籍经济学家应聘来普鲁士指导农业发展，更多的农业经营者的子弟被派往英国学习。学习者负有把学习的内容寄回祖国的任务，这使得源于荷兰、在英国获得发展的先进农业耕作方式和植物栽培技术，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逐渐传播开来。弗里德里希二世非常关心亚麻、啤酒花、烟叶的栽培，也对扩大牲畜饲料的生产很感兴趣。他希望引进种植羽扁豆来改良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湾贫瘠的沙质土壤。他在1776年的一封信中说：“我坦白地说，除了利比亚，在沙土方面，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自豪地同我们竞争。”此外，他还通过在王室领地上种植马铃薯，奖励饲养美利奴羊，来推广新的动、植物品种。其中马铃薯的栽培具有农业改革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一作物从1740年就开始引进，但一直遭到农民的抵制。直到1764年国王颁布强制栽种命令以后，才逐渐普及全国，在70年代，正是由于马铃薯的广泛种植，普鲁士才免除了一场饥馑的危机。伴随着新作物品种的种植，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首次实施了西欧盛行的耕作三圃制，结果，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使单位面积的土地肥力不断增强。这对农牧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农业改革也体现在他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方面。由于普鲁士境内的几条大河都北向流至波罗的海，彼此之间缺乏横向的水路联系。为适应这一需求，即位不久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指令在1743年至1745年间首先修建了连接易北河与哈韦尔河的普劳埃施运河。1744年至1746年又开凿了连通奥得河与哈韦尔河的芬诺运河。至1772年，随着连接奥得河与维斯瓦河的布罗姆贝格运河的凿通，三条运河把国内几条大河连成一线，大大便利了内河航运并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优越条件。除了兴修水利，弗里德里希二世还通过疏浚河道、垦殖农田，不断扩大可耕地面积。1747年至1753年，通过在奥得河谷地施行排水工程、筑堤围堰，共开辟良田27万摩尔根，被称为“在和平时期占领的一个省”。七年战争后至1768年，又在瓦尔塔河流域用同样的办法垦地12.3万摩尔根。在新垦殖的土地上，除了发展农田之外，还广泛提倡植树造林，并仿照英国的榜样，走农牧业相结合的道路。这样，随着土地面积的扩大，其内在价值也不断得到提升。至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末年，来到这些地方的移民人数已达30万，其中有7.6万人为城市居民。他们的后裔在工业革命后成为强大的产业后备军的来源。
为了增加国家岁入，在工商业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符合国家利益的纺织、采矿、造纸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针对普鲁士工业品质次价高、生产能力有限等特点，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高额的关税政策，扶植国内生产的发展。他明令禁止食盐、铁器、瓷器等商品输入国内，以刺激国内生产同类商品。在对外贸易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奉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方针，并力争使贸易服务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他对丝绸、瓷器、毛织品生产的扩大和出口十分关切。为发展丝绸工业，他不仅投以巨额资金，而且鼓励柏林附近的乡村牧师和学校教师种桑养蚕，试图从原料入手加强丝织业在欧洲的竞争力。他还接管过一家处于困境的陶瓷厂，通过扩大经营，使欧洲稀缺的瓷器生产，在普鲁士成为日趋兴旺的产业。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普鲁士发展最快的产业是丝织业和毛织业，这两者也是最大份额的出口项目。至1786年，从勃兰登堡运往外国（包括其他德意志国家）的丝织品价值达65万塔勒，毛织品达62万塔勒；运到普鲁士各省的丝织品和毛织品的价值分别为47万塔勒和50万塔勒。其时，工业总产值约为3000万塔勒，贸易顺差达300万—400万塔勒。普鲁士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商主义国家。
为了使有限的资金更有效地用于国家建设，弗里德里希二世十分注意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财政支出进行宏观调控。战争年月，军费支出浩大，需要各部门全力支持军事开支；和平年代，军费开支减少就适当缩减军费，以增加建设资金。其中缩减部分常常转化为国家贷款，用来扶植工商业的发展。为此他在当时分别设立了柏林国家银行和军队银行，以分工协作的方式管理国家财政。一切工业税纳入军队银行，负责支付全部军用开支；其他款项均由国家银行控制。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经济政策是服务于他的军队建设和国家至上原则的。他的农业改革顺应了欧洲农业革命的整体形势，对战后的恢复“重建”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他的所谓“保护农民”的主张，实际上是企图为国家保持一定数量的自由农民，以保证国家的税源和兵源。他的重商主义政策，促使普鲁士经济逐步走向繁荣，提高了容克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为他强化专制统治和扩大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