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税收范围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普鲁士旧有的官僚管理系统也亟待扩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延用容克贵族，许多市民阶层出身的人也被吸收进文官队伍，他们被委以高级职务，成为职业官僚，逐渐摆脱地方贵族和城市自治机构的束缚，变为强化王权的独立性工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像训练军官一样教育他的文官，他认为一名官员的天职是无条件地、准时地、认真而迅速地履行职责，完全献身于工作并且不断地充实知识。因此，他的文官队伍和军官队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许多下层的文职官员通常是由以前的军人充任的。所以，在普鲁士与众不同的是军队独立发展自己的生活，并由于自身的需要创造出了国家机构，使国家机器发展成一种支持武装部队的工具。普鲁士的文官形成于大选侯时期，从一开始就以对政府“忠诚”和效率著称于世。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这支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构成的队伍，对国王更为忠诚，对贵族更为顺从，对军队更加望而生畏。为国王或为国家服务的意识，不仅在文官队伍中深深生根，而且被誉为全民族的最高美德。由于普鲁士很晚才由一个人为的分散领地联合体发展而来，缺乏那种文化传统久远的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文化心理，所以使得依靠义务、服从、服务与牺牲为内容的军事规范成为整个普鲁士贵族认同的军事美德。这种统一感情，由于士兵的服役期高达25年，由于几乎所有的容克贵族都有成员在军队供职，以及军队与国家机构的密切结合，而变成了一种国家规范。适应军队的需要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使得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军队生活扩展到全民族，使普鲁士成为一座大兵营。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仅以他所发展和扩大的军队深深地影响了普鲁士的政治生活，而且以残酷的刑罚制度培育了普鲁士军人蛮横、粗暴、盲从和暴戾的作风。他对整个军队的偏爱与他对单个士兵严厉的体罚形成奇特的对比。他常常以棍棒、权杖、皮鞭拷打和惩戒一切敢于自行其是的人。严厉的惩罚使人人胆战心惊，最可怕的刑罚是被送去“铺铁轨”，其残酷程度在有史以来的文明国家中是前所未闻的。由于上行下效，普鲁士各级军官也都专横粗暴，对上司奴隶般地服从，对士兵傲慢和暴虐，这成为历代军事统治者的遗风，影响德国达200年之久。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外交政策上比较审慎，除了执政之初因介入北方战争（1700—1721）以高昂的代价（200万塔勒）获得奥得河口地区外，没有实现控制整个波罗的海南岸的夙愿。就此而论，他有别于他身前身后的“****者”，但他对军队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热忱，却把整个国家生活纳入****轨道。依赖他所创立的基础，他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二世把普鲁士的国家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军事立国战略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表现。
三、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早期扩张
1740年，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去世，以及德意志最大的邦国奥地利所发生的变化，中欧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普鲁士在北方的兴起，打破了德意志分裂混乱的传统格局，在北德意志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外偏中心；另一方面，在南部，以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为核心的奥地利，也通过一系列王族联姻、领土兼并，以及在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斗争中所经受的考验，开始形成一个新的多民族国家联合体。哈布斯堡家族，自从1438年阿尔伯特二世（1438—1440）承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以来，几乎无间断地保持这一地位近400年之久。但是自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2—1519）试图重建统一帝国的愿望失败以来，皇帝愈来愈成为奥地利君主国的领袖。1701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重建家族帝国的最后尝试，但由于西班牙王位最终为法国波旁王朝获得，它与西班牙的历史联系就此割断。在摆脱帝国枷锁以后，哈布斯堡家族逐渐从“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毫无价值的外壳中脱颖而出，形成以奥地利领地为核心的君主国实体。这是一个重要转变。从此，这个家族虽然继续担任德意志帝国皇帝，但这一职务已成为它为奥地利谋取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同普鲁士近似，奥地利国家的领地也大致由三个分散的部分构成。最古老的辖区是以维也纳为中心的上奥地利、下奥地利、蒂罗尔、卡蒂利亚、卡林西亚和卡尔尼奥拉；其次是波希米亚王国，包括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最后是由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本土构成的匈牙利王国。与普鲁士不同，奥地利的三块辖区在地理上基本是连在一起的，差别主要是文化上的。波希米亚是重新皈依天主教后才从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而匈牙利则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压力下逐渐依附于奥地利的。其中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是哈布斯堡家族实现领土霸权的严重障碍。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最后一次包围维也纳，围城两个月后，因波兰国王索别斯基率领的援军到来，才解围而去。以后，在著名的军事将领欧根亲王的指挥下，奥地利通过1697年在曾塔战役中的胜利，将土耳其人逐出匈牙利。在1699年的卡洛维茨和会上，奥地利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才为土耳其人所接受。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奥地利虽未取得西班牙王位，却在英国的支持下，以吞并南尼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米兰及那不勒斯作为补偿。所以到18世纪上半期，哈布斯堡家族终于建立起一个以维也纳为中心的、拥有部分分散领土的中部多瑙河帝国。
与平坦多沙、土地贫瘠的勃兰登堡平原相比，群山环抱、气候温和、音乐之声不绝于耳的维也纳更像是一个威严王朝的所在地。三百余年的征战和无数次王族联姻所继承的遗产，给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欧洲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财富和资源。由于领地无比广阔与多样，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恰成互补，赋予帝国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了帝国的长期征战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建树，使维也纳一度成为“世界政治、哲学、建筑和音乐文化的真正中心”。即便在失去西班牙以后，由于在反土耳其人进攻斗争中的胜利，这个王朝仍能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以巨大的资源维持其运转，同样展示了这个脱胎于古老帝国的新国家的再生活力和政治技巧。然而，如果我们从望远镜的另一头望去，也不难看出，这个帝国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依靠联姻、兼并和遗产继承所构成的这个帝国在结构上是松散的，它的领土是不规则的，它的民族构成是多样性的。这些结构性的弱点决定了哈布斯堡帝国不能建成亚洲式的、真正中央集权的帝国。此外，作为一个占据领土十分分散的政治集合体，它在继承众多领地的同时，也树立了众多的敌人，在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时代，它所占据的那些文化差异颇大的领土，在一定意义上又变成它的政治包袱。这是一个依靠个人联盟把拥有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组合在一起的领地集合体。维持这个辽阔的集合体，哈布斯堡家族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义务，但没有获得相应的统治权利。维持奥地利统一的唯一力量是各个王国、公国及郡县和村社等对哈布斯堡统治者的效忠，以及天主教在欧洲文化中的某种朦胧而又强烈的使命感。这些建立在个人情感上的忠诚常常随君主个人权威和统治技巧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无法成为维持帝国统一的永恒纽带。在新的征服使民族成分的变化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一次王位的更替就会引发帝国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由于皇帝和大公查理六世（1711—1740）继位以来一直没有男性继承人，已经变得十分紧迫了。
查理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登上皇位的。由于没有男嗣，他在即位不久就打算让长女玛丽亚·特莱西娅继承全部领地遗产。通过1713年颁布的《国本诏书》，查理确立了上述原则，并在生前争取到国内法律和国际条约来保证帝国在其女继承人统治下的延续。但他在1740年10月刚一去世，《国本诏书》的效力就发生动摇，年轻的女大公面临严峻挑战。最大的威胁来自她的北方邻国。在普鲁士，同年继承王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以领土要求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迈出了争夺德意志霸权的关键一步。
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后世称“弗里德里希大王”，1740年登上王位时，是一位28岁的青年。从1712年1月24日降生时起，他就生长在一种严酷而阴郁的环境之中。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专横、暴戾的作风和粗俗的举止，使他从小产生逆反心理，他厌恶父亲所爱好的一切，反对他为自己安排的生活，抵制他坚持要自己成为一名军人的要求。与先王鄙视文化的习惯不同，王储从小就热爱文学、艺术和哲学，酷爱读书，潜心于各类知识的追求。王储的喜好背离了国王对他的期望和家族的传统，恼怒的父亲认为必须严厉地对待儿子离经叛道的行为，动辄责骂或鞭打，像惩戒士兵一样迫使他转变，但是收效不大，在内心深处，他开始痛恨父亲，蔑视家族传统，渴望发展自己的个性，并在行为上不断地进行抵制。1730年8月，为抗拒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他趁去南德旅行的机会，伙同三位好友一起出逃，但尚未到达边境，就因计划不周，被父亲派人追捕抓回，随即被关进屈斯特林监狱，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按照处罚的惯例，参与出逃的成员均应被判处斩决。为了“医治”他的叛逆精神和违规行为，国王有意安排他观看行刑过程。目睹朋友人头落地的惨状，弗里德里希受到沉重打击，开始由一个活泼的青年变得沉默不语、郁郁寡欢，成为一个懂得抑制自己感情的“成熟”的人。
狱中的生活使他变得深沉理智，为了保住王位继承权，一封悔过的家信呈送在父亲面前。欣喜的国王不久就下令释放儿子出狱，让他回宫居住。经过这番经历，弗里德里希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为了担负安邦治国的重任，他逐渐适应了为邦国安危忧虑的父亲的特性。军国要务也逐渐引起他的兴趣，家族传统也变得不那么格格不入。还在屈斯特林被关押期间，他通过财政长官希勒已开始了解普鲁士的行政管理和经济。1733年，他顺从父愿与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结婚，并被任命为普军驻鲁宾一个团队的团长。1734年，作为奥地利欧根亲王的阵地观察员，他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受到实战生活的锻炼。从1736年起，在鲁宾附近的莱茵斯堡，他恢复了早年对读书的爱好。除了博览群书，他还广交文友，并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建立了通信联系。但与他早年单纯、任性的读书热情有所不同，他现在已经能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军事操练，观看军事演习，甚至对外出视察、监督税收也很有兴趣。这些复杂的经历和对不同生活的体验，大大影响了他的精神发育和心理素质，使得道义与强权、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这些极为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因素，能够协调地汇集于一身，铸就他独特的个性素质，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今后的内外政策。人们对这位新国王的评价是：表面上谦和、热情，但骨子里冷漠、严峻。他既能以文会友、谈古论今、吟诗撰文，又推崇暴力、热衷强权、蔑视公理和人道，为追求君主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就其个性素质的复杂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一切后继者。他曾经表达过对启蒙主义理想的赞许和追求，但只有与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利益相一致时，他才努力去实现这种理想。他曾经撰文反对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伎俩，但随时准备为他的国家利益进行军事扩张。1740年10月，当查理六世突然死亡，奥地利陷于王位继承危机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二世以超迈前人的勇敢精神，率先发起对传统的天然君长哈布斯堡王朝的挑战，决定发兵征服西里西亚。
西里西亚位于奥得河上游，与普鲁士毗邻，为波希米亚王国（捷克）属地，是哈布斯堡帝国在东北部的边缘辖区。这里不仅物产丰富，拥有发达的工业，而且是通往北方的过境交往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霍亨索伦家族很早就对西里西亚提出过含糊的领土要求，但直至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后，借助于几代人所经营的强大军队，才将这一要求付诸行动。弗里德里希二世向维也纳提出割让西里西亚以换取承认女大公王位继承权的建议，在遭拒绝后，他于当年12月将大军开进西里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