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负债，俾斯麦未能在哥廷根完成自己的学业。一年后，他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对外语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生活习气并无太大的改观。1835年5月，他通过法学考试的第一部分，取得司法见习生的资格。一年后因完成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获得见习官的头衔。大学生涯结束时他没有取得他母亲所期望的像外祖父那样的学术荣誉，但为步入外交界准备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尽管俾斯麦的母亲不断地通过在柏林的关系向普鲁士外交大臣举荐儿子，他的外交抱负仍然遭到了挫折。正如俾斯麦在60年后所写的：“大臣有这种印象：我们这些土里土气的普鲁士乡村贵族不能为我国外交事业提供他想要的接班人。”事实上，外交大臣很担心把这样一个喜欢舞刀弄剑的狂妄自大分子派往伦敦或维也纳会惹出事。他放荡不羁的大学生活经历，很可能是没有被任用到外交界的主要原因。
俾斯麦的外交官梦想暂时中断，他没有去伦敦或维也纳，而是被派往亚琛，在莱茵政务参事手下任公务员。亚琛这座查理大帝的首都，在多数地图上被标作埃克斯—拉—夏佩勒，虽已失去昔日的政治地位，但它正在发展成一个景色宜人的温泉休养地。在这里，正如俾斯麦后来写的，“工作很少”，使他有较多的空闲时间看书、骑马和从事其他娱乐。除了两度陷入同两位英国小姐的热恋，俾斯麦对无所事事的公务员生活十分厌倦。荒唐的恋情耗尽了他的随身积蓄，除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于是，1838年春他参加了一个近卫猎兵大队，开始履行他已无法逃避的“志愿服役”义务。起初他被分配到柏林卫戍区，以后随大队被调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格赖夫瓦尔德。在12个月的时限内，俾斯麦度过了一段沉闷而平静的军人生涯。以后由于母亲病危，他获得了一个较长的特假。退伍后，他决定辞去公务员职务，回波美拉尼亚经营他的庄园。这是这位乡村贵族为追求个性独立所做出的反叛行为，也是一种天才禀性的优越感对限制和监督的反抗。1838年8月他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表达了他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
办事和做官与我的性情极不相符，即使我做了官或是做了部臣，我还是不会以此为荣。在我看来，种田与办公都是一样的尊贵，而且在某种环境下，还是种田更为有用。我很想发号施令而不愿听从号令。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我只能说我喜欢这样。……一位普鲁士的官员和管弦乐队中的每个个人相同，无论他是第一小提琴手，还是三角铁打击乐手，他都要随整体同奏一个调子，不管他认为该片段是好是坏。但是对我来说，只有在我认为音乐是好的时，我才弹奏，否则宁可不去演奏。
这段自我剖白，展示了俾斯麦孤傲、敏锐、藐视一切的精神气质。也许这是他性格构成中最主要的几种元素，既是他功成名就的潜在因子，也是他的精神生活经常自相冲突的基本原因。不过，作为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他能够区别官迷与政治激情、虚荣与名誉、众人合奏与独奏、富贵与权力之间的巨大差异，已表现出超常的早熟。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俾斯麦的画像：一个追求表现独立意志的人，一个愤世嫉俗者，一个不安分地等待时局变化的奋斗家。辞去公职的反常表现，不是因为他喜欢林木与自然胜过案牍与官阶，而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去实现某种理想。如同许多杰出人物一样，俾斯麦不仅有自己独到的政治抱负，而且善于等待时机。退居乡间就是他在政治上一个蛰伏期的开始。
乡间的岁月占据了俾斯麦一生中的9年时光。作为一个容克庄园主，俾斯麦是成功的。他在退伍前就已在格赖夫斯瓦尔德附近的一所专科学校阅读有关农业的图书和论文，并在该校旁听土壤化学分析课程。在克尼帕霍夫定居后，他曾千方百计地提高庄园的产量，也在市场上尽力为自己出产的羊毛和其他产品谋求好价钱。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农业上取得的成就很快博得邻人的赞扬和尊敬。在他亲自经管庄园的9年里，庄园的产值提高了1/3，其中还经历了3年的农业萧条。实践表明，他已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庄园主。此外，经常深入市场的交际活动也培养了他的外交风度，他自己声称，他的交际风格就是在波美拉尼亚的马市上学来的。
然而，学生时代的粗野习气回到乡间后没有什么改观，而且由于无人监督而更加放纵。他经常骑着一匹叫卡莱普的矮壮黑红马，横冲直撞地驰骋在草地和林区，以吓唬邻近的农户来取乐。他曾用以手枪向天花板开枪的方式向几位约他来访的朋友宣告他的来临；他也曾像牵狗一样牵着一只惊恐万状的狐狸，来到主人的客厅里，大声吆喝狐狸奔跑来引起大家的狂欢。在庄园里他也养成了豪赌的习惯，常常在几个晚上把庄园的辛苦所得输得精光。这种粗野的乡村贵族习气在他身上达到了极致的表现，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常常对庄园里的雇工表现出一种宽大为怀、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这与他公开显示的傲慢态度迥然不同。他常坐在卧榻上打靶，倘若枪子误中了木匠店，他也不会理会，但如果他的马夫跌入水中，他会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水中去救他。这都是俾斯麦性格中极为矛盾的方面。
他与一般庄园主的不同还表现在另一方面：他开始博览群书。他在充任后备役少尉时已养成夜读的习惯，回到乡间这种兴趣日益加深。阅读的范围也从文学、历史，扩大到政治和哲学。他曾说：“我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时期得来的。那时候，我在乡下有一间藏书室，拥有各种各样的书，我几乎要把这些书吞到肚里。”文学是他的偏爱，除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作，他还广泛地阅读了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感伤主义文学、亨利·菲尔丁（1707—1754）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1779—1852）的民族诗歌。英国的政党政治和社会史也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曾细致地考察过罗伯特·皮尔（1788—1850）把托利党改造为保守党的具体方法。在哲学领域，除了黑格尔的作品，他还阅读了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批判圣经的神学著作，以及斯宾诺莎（1632—1677）的神学政治论等著作。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全面地充实自我，是俾斯麦未来能以崭新的面貌投入政治风暴的必备条件。但这种素养暂时还掩盖在他那过分放纵的粗野习气之中，鲜为人知。
1841年夏天，已年过26岁的俾斯麦开始再次考虑结婚问题。半年多以来，他一直向一位叫奥托琳妮的富有庄园主的女儿大献殷勤。虽然他对她的情感远未达到几年前对那位英国女郎的热烈程度，但俾斯麦是真诚的、实际的。然而由于这位女子的母亲对他品行的怀疑，俾斯麦遭到无情的拒绝。这次求婚的失败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他觉得受到了侮辱，以至于数年后心头尚有余痛。由于无法接受最深沉、最真诚的情感被人蔑视的事实，他接受了父亲和哥哥的劝告，决定作一次长途外出旅行。他首先想去的国家是英国。这样，在1842年年初，他离开波美拉尼亚，经汉堡乘邮船前往赫尔，7月由苏格兰南下进入英格兰。英国之行是他生活习惯发生改观的重要转折。英国人的彬彬有礼和谦逊礼貌使他感触颇深，当年10月他经瑞士返回国内时，早期那种放荡不羁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并变得十分热爱交际。同莫里茨·冯·布兰肯堡的相识对他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位莫逆之交使他直接间接地结识了许多对他具有重要影响的人。莫里茨的表兄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少校当时39岁，是总参谋部的军官。此人以后被擢升为陆军大臣，是最早发现俾斯麦的政治才干并向普鲁士国王推荐他出任首相的人。莫里茨的妻子玛丽·冯·塔登这位秀美、健壮、活泼的女子是俾斯麦终身都仰慕的女性。正是在她的影响下，俾斯麦从一个徘徊在自然神论和泛神论之间的怀疑主义者转变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从此，他被认为是为合乎上帝意愿的具体生活权力效劳，并在言行中发现和贯彻隐藏着的上帝的意旨。此外，也是在玛丽的引荐下，俾斯麦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尔。这是一位身材修长、面貌祥和、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但并不十分美丽的女子。俾斯麦选择她既非出于她的秀雅，也非出于她的家世，而是她的坦诚和至纯。如同玛丽对她的描述：清洁透亮，澄朗得如同蓝色的海水。
对他步入政界最先发生影响的是结识了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顾问利奥波得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两兄弟。利奥波得当时任国王的侍从副官，路德维希则在马格德堡的省司法机关担任着最高职务。他们在交往中对俾斯麦的为人了解甚深，知道这是一匹暂时围圈在栅栏里的骏马，一旦外面有跑马声，它就要出猎。
1846年冬至1847年春，为了取得修建一条连接柏林和东普鲁士的铁路的费用，国王召集了由普鲁士8省各等级代表组成的联合邦议会。议会定于1847年4月在柏林举行。西普鲁士的自由派决心通过联合邦议会争得一个民选的国会，但俾斯麦和他的朋友们则认为，召开这样一个议会有可能使霍亨索伦王朝面临法国1789年的国民大会对波旁王朝所施加的命运，其结果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在革命中有失而无所得。因为容克们想要一条通往柯尼斯堡的铁路，却不想要一个公开选举的国会。了解俾斯麦政治态度的格拉赫兄弟深信，普鲁士的保守派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因此，当联合邦议会一位叫冯·布劳希奇的马格德堡议员生病的时候，他们竭力劝说俾斯麦代表他到柏林去充当普鲁士萨克森贵族的代言人（严格说来他并不属于普鲁士萨克森贵族，因为他的领地主要在阿尔特马克和波美拉尼亚）。这个提议十分诱人。年届32岁、在乡间蛰伏9年之久的俾斯麦经过多方磨炼已羽翼丰满，狭小的波美拉尼亚农村世界已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他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出山”，从此开始了他那令人惊心动魄的真正的政治生涯。
联合邦议会，从莱茵河到梅默尔，各省都有代表参加。这是普鲁士统一的一个标志。但在到会的五百多名代表中，只有七十余人属保守派。俾斯麦于1847年5月11日到会，会议已召开了4个星期。在此期间，组织得很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员格奥尔格·冯·芬克的领导下，把每次会议都变成关于国家根本结构的讨论，这是俾斯麦从一开始就感到无法忍受的。经过一周的沉默，俾斯麦针对自由派把1813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与国王答应给臣民一部宪法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发起了反击。他说，自由派议员在给“我们的民族荣誉感抹黑”。事实是，我们在1813年遭到法国的痛击，然后又一次振作起来进行抵抗，从而勉强免遭失败。因此，解放战争与宪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俾斯麦的反击伤害了一些普鲁士人的虚荣心，因而他的登台引起了一阵阵愤怒的风暴。俾斯麦的观点是支持国王的，他那强有力的、坚定的战斗性演说，给黑森大公的公使留下深刻印象，被称为“芬克先生的折磨者”。但犹豫不决的国王并没有承认他是自己的战友。在当年夏天宫廷举行的多次宴会和舞会上，国王都不理会俾斯麦，以至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依次对每个人说几句话，但一走到我跟前就中断了，转过身去或是迂回穿过大厅”。这是一个不解之谜，也许国君出于谨慎和策略上的考虑，有意在公开场合冷落他，但这恰恰说明国王对他已有深刻印象，不到非常时期，他不会使用这位敢捅“马蜂窝”的年轻容克。
邦议会，正如梅特涅所说的，像一幕蹩脚的滑稽剧，最后被国王解散。俾斯麦与约翰娜于1847年7月28日在莱因费尔特附近的一所小教堂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然后赴巴伐利亚、瑞士和威尼斯进行了一次长途的蜜月旅行。当他们回国的时候，一场革命危机已经孕育成熟。革命的烈火首先于1848年2月在巴黎燃烧起来，这对俾斯麦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他忧郁地预料会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战争，他的预言使他在舍恩豪森的全家深感不安。3月19日，当他在舍恩豪森以南30公里的卡罗造访瓦滕斯勒本伯爵的时候，伯爵的儿子带来了柏林三月革命的第一批传闻，说是前一天上午首都已发生革命，国王已成为暴民的俘虏。俾斯麦闻讯十分震惊，他匆忙赶回舍恩豪森，深恐革命波及他的庄园。舍恩豪森尚且平安无事，但有人告诉他，一个来自市镇的市民代表团曾到达庄园，要求在教堂的塔楼上悬挂象征自由的黑红金三色旗。这件事激起了俾斯麦的傲性与怒火，他下令让农民赶走这个代表团，并说服他们的妻女为教堂缝制一面白底黑十字旗，准备与自由主义分子公开对抗。他用70根鸟枪把庄园内的农民武装起来，并煽动周围地区的农民准备进军柏林勤王救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