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在议会通过后提交各邦政府审议，结果有28个邦表示有保留地接受宪法，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汉诺威完全拒绝接受宪法。议会按“小德意志”方案选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帝国皇帝，并派遣由议长爱德华·齐姆松率领的、由32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赴柏林，向国王呈献皇冠，但是遭到威廉的拒绝。他表示只能从王公贵族和合法君主手中而不能从人民代表手中接受皇冠。普王的鄙夷态度给了代表们当头一棒，使法兰克福议会工作的最高成就全部落空。沮丧的代表团回到法兰克福，报告了使命的失败。但议会中的温和派仍对普鲁士抱有幻想，期待着通过谈判来达成新的协议。结果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拒绝接受宪法，并在5月14日宣布从法兰克福召回普鲁士代表，而奥地利在4月5日就已召回代表。这样，大部分议员由于失望接受了各自政府的指令，离开了法兰克福，而剩下的小部分激进分子坚持要为维护宪法和议会的权威斗争到底，他们公开吁请各邦人民支持宪法，希望通过新的革命维护革命的最后成果。但是，原先从未打算使用暴力的学者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革命的高潮在他们埋头于咬文嚼字的宪法条文讨论时，已经成为过去。当各邦已转入反攻并取得对革命的胜利时，仅靠维护宪法的呼吁而缺乏切实有力的反封建举措，是难以引发新的革命高潮的。尽管在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巴登等南德地区曾先后爆发维护宪法的起义，但因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它们先后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残存的国民议会被迫在5月末离开法兰克福迁往斯图加特，不久即被符腾堡军队强行驱散（6月18日）。至此，轰轰烈烈的德国革命以失败告终。
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按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方式自下而上统一德国道路的夭折，但是革命重创了封建秩序，锻炼了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裂势力，这些都为5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高涨和统一运动的再兴创造了条件。
二、50年代至60年代的统一形势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德国走向民族统一的转折时期。统一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普鲁士在统一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形成。
1848年革命没有摧毁各邦的君主制度和反动势力，但毕竟重创了旧的封建秩序和生产关系，从而为5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高涨创造了重要条件。50年代至60年代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具有持续性，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发展首先是旧有生产关系得以调整的产物。1850年3月2日，普鲁士政府颁布《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通过这项立法无偿地废除了在农村中残存的次要封建义务，把允许通过赎金免除主要封建义务的范围扩大到农村所有阶层。此举大大加快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进程，使封建性地产迅速向资本主义地产过渡。从1850年到1865年，普鲁士共有一百多万农户办理了赎免手续，获得了人身自由，其他各邦也先后通过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从农民手中获得大量土地和赎金的容克地主，开始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刺激下，通过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采用机器生产，把传统的庄园农业改造为面向市场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部分容克还利用手中集中起来的赎金，通过开办酿酒厂、面粉厂、制糖厂、锯木厂等加工工业转变为企业家，少数人甚至投资于铁路修建和证券交易，一变而为大企业和银行的股东。广大的农民由于赎金的沉重和失去土地，相继转变为雇农或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只有少数富裕农民上升为富农。农村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发展成为50年代至60年代经济高涨最显著的特征。
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农奴制的废除和关税同盟的扩大（1852年已扩及德国全境），轻、重工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最先采用机器的纺织工业部门，机器生产已普遍排挤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度作为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已取得统治地位。由于德国首先使用了矿物染料，成本低廉，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成为英国产品的强大竞争者。不过德国工业高涨最突出的表现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经过50年代的奠基，德国的煤、铁生产，机器制造和铁路修建均有巨大的发展。其中原煤产量在20年间（1850—1870）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加到139万吨；机器制造厂在15年内（1846—1861）从131家增至300家，工人达9.8万人。最大的博尔齐希蒸汽机工厂到1866年拥有工人达1600人，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
德国重工业的发展与铁路建设密切相关，以至于50年代至60年代被视为“铁路时代”。自30年代开始兴建铁路以来，至50年代铁路建设进入高潮。1860年德国铁路总长度已达1.1万公里，已形成以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为中心的四大交通网。1872年，全德铁路总长已超过2.2万公里，赶上并超过英、法两国。铁路建设推动了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并为德国同欧洲各国扩大贸易往来创造了条件。
德国重工业发展的另一特点是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在60年代的几次战争中，军火工业获得重要发展。斯汀尼斯的企业、博尔齐希的企业，尤其是克虏伯的军火工厂已成为德国军工企业的主要基地。其中克虏伯公司在业职工人数，从1850年至1873年，由237人增至1.6万人，经营范围遍及军工生产的各个领域，成为欧洲最大的军火制造商。
除此而外，德国工业发展还得益于新的科技成果的引用，在一些新的工业门类中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化学工业的发展最为典型。自30、40年代德国化学家发现合成尿素和过磷酸盐制造方法以来，1843年德国兴建了第一家碱厂及一批制造过磷酸盐的化工厂。1856年，英国化学家珀金利用焦油合成苯胺染料，这一发明由德国化学家霍尔曼加以发展，为德国合成染料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碱性矿渣被大量用于炼钢。70年代，德国从焦油提炼的染料已完全代替了天然染料。至1878年，全世界合成染料总产值达315万镑，其中英国为45万镑，而德国已达200万镑，已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化学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提供了人造肥料，为轻工业提供了新型原料，而且为钢铁生产技术的提高与合理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推动了车辆和机械制造以及光学工业等部门的日益专业化。正是由于立足科技前沿，德国很快形成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主导，轻、重工业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工业发展格局，从而以30—4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在70—80年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到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7，超过法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工业经济的高潮和农业改革的最终完成，为德国政治统一提供了物质条件，推动了统一运动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德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它为统一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形势。
自1815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阻挠德国统一的力量主要来自沙皇俄国，而在德意志内部，这个角色主要由奥地利来扮演。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德国难以走向政治统一的强大外部障碍。1848年革命以后，沙皇因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变得更加不可一世。因此，沙俄势力的削弱和俄奥联盟的解体，就成为德国能否走向统一的重要国际条件。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为改善德国统一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新的机遇。
为了实现南下控制君士坦丁堡的战略目标，沙皇以俄国对土耳其帝国信奉东正教的基督教徒有保护关系为借口，于1853年4月向素丹提出保护要求。但在英、法两国支持下，土耳其拒绝了这一要求，随之，俄军进驻多瑙河诸公国，10月俄土战争正式爆发。战争打响后，英、法和撒丁王国先后站在土耳其一边。俄国原指望得到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但奥地利对沙皇在巴尔干的扩张心怀疑虑，尽管沙俄在1849年曾帮助它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它仍以表面上的折中主义表达了它的反俄立场。普鲁士在近东利益较少，加之它对沙皇对其统一北德的干涉耿耿于怀，遂以一种谨慎的中立表达了对东方问题的态度。这样，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沙皇很快就在军事技术占优势的英法军队的围攻下转入守势。1854年秋，战事集中到克里米亚半岛。俄国海陆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困守将近一年，终为装备先进的英法所败。战争期间，奥地利大军曾陈兵俄奥边境，扬言要对俄国开战。普鲁士、瑞典也剑拔弩张，分散了沙皇的兵力。这一切最终决定了俄国失败的结局。
1856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的外交斗争，《巴黎和约》以对俄国比较温和的方式结束了战争。依据和约，俄国放弃对奥斯曼帝国东正教臣民的保护权，同意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并把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把卡尔斯归还土耳其；多瑙河两公国在素丹的宗主权下自治；黑海实行“中立”化，俄国和土耳其均不得设置海军基地；海峡禁止除土耳其以外任何国家的军舰通过。和约这些规定削弱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使之失去了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对欧洲局势的决定性影响，也包括对德意志统一的干涉。此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俄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把重心由西方转向东方，加强对中亚各汗国和远东黑龙江流域的蚕食。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其对西方的压力。
在战争中，由于奥、普两国的不同态度，也为拆散俄奥联盟，增进俄普亲善，继而实现由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创造了外部条件。奥地利由于背弃沙皇以及长时期的犹豫不决和折中主义政策，既遭到沙皇的嫉恨，又为英、法所蔑视。在战后它已陷于完全孤立。普鲁士的谨慎中立，赢得彼得堡的长久感激，又得到英、法的谅解，这就为未来由它统一德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沙俄势力的削弱和俄奥同盟体系的解体，首先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创造了前提。1859年意大利联法反奥战争的爆发和迅速胜利，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处于孤立中的奥地利，而且为德意志民族统一提供了效法的榜样。虽然由于拿破仑三世的中途背叛，意大利的统一未能完成，但已通过重创奥地利和收复部分失地，为最终统一准备了条件。奥地利的削弱逐步改变了德意志内部奥、普二元对抗而常常有利于奥地利的格局。自1859年意大利战争以来，资产阶级中亲普反奥的感情像浪潮一般扩散开来。随着资产阶级“小德意志派”活动的加强，由普鲁士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已成为60年代德意志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趋势既得益于50年代至60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也与普鲁士自身的发展有关。
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普鲁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德意志各邦之冠。从18世纪末到1850年，普鲁士的国家收入几乎增加了5倍，而同期奥地利仅提高了2倍。50年代至60年代两邦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由于率先进行农业改革以及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普鲁士雄厚的经济实力已成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瞩目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还由于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和同盟本身的不断扩大得以加强。从50年代起，同盟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德。到1854年，随着汉诺威加入同盟，普鲁士基本达到把“同盟建成一个包括所有邦国在内的，以共同关税和贸易体制维系的整体联盟”的目的。由于奥地利始终被摒弃于关税同盟之外，以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体系实际上已从经济上形成德国未来政治统一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