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1年，忽必烈被蒙哥敕令总领漠南军政事务后，即带着他的一众妻妾儿女和姚枢、刘秉忠、许衡、廉希宪等大儒名士以及阿里海牙等那可儿，从哈拉和林出发，南下寻找他的王府。
当忽必烈等人风尘仆仆地赶到离燕京不远的金莲川草原的时候，他一下就被那里的风景迷住了。
对于忽必烈来说，草原他并不陌生，但草原开着这样漂亮的金莲花，他却是第一次见到。铺天盖地、一望无际的灿黄，射出一大片耀眼夺目的金光，一下就把他冲晕了，就像喝了一大碗烈酒一样。
为什么这块大地上有这么多漂亮的金子一样的金莲花？难道是长生天给他的某种神谕？忽必烈的心里充满高涨的兴奋。他站起来，往远处看去，只见草原上有大片大片洁白的羊群，草原的尽头有一条宽阔的河流。忽必烈忍不住问身边的姚枢：“老师，这是什么河啊？”
他一直尊敬地称呼姚枢为老师。姚枢笑笑说：“回可汗，这条河叫做滦河，古称濡水，是一条很古老的河。”
忽必烈看见滦河从旁边流过去，在远处折了个弯后，横着流到远处去了。他感觉这河流就像母亲的一条手臂，而这片金莲川草原则像母亲臂弯里一个恬静熟睡的婴孩。
滦河河水清澈，岸边的树木、羊群、花朵倒映在河里，清晰可见。河面上还有大片大片云朵的倒影。忽必烈抬头往上看，感觉蔚蓝的天空就像是另外一条河流，云朵就像是地面上羊群的影子。
姚枢说：“可汗，您知道吗，这条河与这片草原都和金国有关。当年金世宗完颜雍出去打猎，路过这里，看到这种极为漂亮高贵的花，像莲花一样，于是为这种花取名‘金莲花’。他还说，莲者连也，取名‘金莲’，即为金枝玉叶相连之意……”
忽必烈“扑哧”一声笑起来：“名字倒是好名字，寓意也不错，可惜完颜家族的金枝玉叶们并没能连在一起，最终四散飘零了！”
姚枢说：“这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如果遇到别人，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当年南家思组织三路大军北犯，想一举收复被金国占去的燕云十六州，结果在这里被萧太后亲领的大军杀退。南家思不但收复失地的希望落空，还损失了名将杨继业呢！但同样是在这里打仗，36年前，圣主成吉思汗却把金国打得落花流水，还逼他们不得不把都城往南迁移。那一年，圣主取得大胜仗后，曾率领文武百官及三军大将到这里来避暑呢。”
忽必烈算了算，自己正好就在那一年出生。而现在，自己又来到这里，这会不会又是某种神谕呢？
这时，刘秉忠插话说：“可汗，不如就把您的金帐建在这里吧？”
忽必烈眼睛一亮，说：“秉忠，说说你的看法！”
刘秉忠说：“首先从建筑角度来看，这就是块好地方。建房首先要选水，这条滦河河水清澈，味道甜美，适合人及牲畜饮用……”
忽必烈忍不住打断刘秉忠说：“好啊，本汗要是在这里建帐，这条河我就不叫它滦河了，叫金莲河！”
大家都夸奖说改得好。
刘秉忠接着说：“这里在重山之北，是很好的避暑之地，正适合修建大帐居住啊！”
阿里海牙又抢着说：“小人认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它坐北向南。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漠北的强大基础和资源，向中原突击。有这么一个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确实非常理想。当年萧太后尚且能凭借这里，把南家思军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是我们大蒙古帝国啊！”
忽必烈认真听着，不住点头。
姚枢又说：“老夫再补充一点。可汗不是想大量招募人才吗？这里离汉地这么近，如果我们在这里定居，中原的人才听说可汗求贤若渴，虚怀纳士，一定会蜂拥而来的！”
忽必烈大笑道：“众位老师都说得好！好啊，本汗决定了，就把本汗的大金帐支在这里了！”
金莲川，因为忽必烈的到来，就这样渐渐地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所熟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军事中心。
忽必烈定居金莲川后，立刻派人到汉地及西域，遍访名士，想方设法邀请他们到金莲川来。姚枢首先为忽必烈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曾经的中书令杨惟中，一个是曾经的状元杨奂。杨惟中，忽必烈当然不陌生了，他曾经被窝阔台合罕收养，后与姚枢一起，受耶律楚材委派，在阔出征伐中原之际，随军去中原搜罗人才，后又在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创建太极书院，耶律楚材去世后，受窝阔台遗命，担任中书令，后来受奥都剌合蛮排挤，愤然辞职隐退。
忽必烈查访了杨惟中的隐居地后，立刻亲自前往请他。杨惟中也早已知道忽必烈是个很有见识的宗王，便不再推辞，欣然带上家小跟随。
杨奂是耶律楚材唯一的一次开科取士时的状元。耶律楚材很欣赏他的才气和人格，推荐他做了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奂在任上励精图治，不畏权贵，改革弊政，工作做得很出色，深受百姓爱戴。后来，因为不满朝廷祸乱，便以年老为由，告老还乡。得到忽必烈征召后，虽然他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不宜出山，但还是随忽必烈来到金莲川。
刘秉忠也给忽必烈推荐了一个汉人儒士叫马亨。马亨早就在蒙古为官了。1230年，他被河北东西路使王晋招为署员。因以才干著称，四年后，升为转运司知事、副使。刘秉忠和他很友善，便告诉了他忽必烈礼贤下士，重视汉人儒士的事情。马亨听了，便弃了官，到忽必烈府上当了幕僚。
忽必烈可以说是不拘一格，聚集人才。那时候，所有的蒙古宗王都在让商人帮助经营财富，忽必烈也不例外，他请来帮他理财的就是一个叫阿合马的商人。
忽必烈之所以特别欣赏阿合马，在于阿合马不但能帮他理财，还经常为他讲述帝王财政方略。窝阔台前期，为增加财政收入，主要采用普查户口，增加户数的办法。窝阔台后期及脱列哥那时期，又采用奥都剌合蛮的建议，实行包税制。蒙哥上台后，再次恢复窝阔台前期的做法，清查户口，同时，把收税权收归中央，杜绝宗王直接收税或向百姓摊派。
阿合马认为，除了清查户口外，还可以由汗廷推行专卖制度，对一些物品，比如药材、盐等，其经营权只能由汗廷独家控制。另外，还可以采用交钞，即用发行钞票的方式来让政府聚集金银。
阿合马的这些思路让忽必烈非常感兴趣，虽然他并不是帝国合罕，但阿合马的治国理财方略让他对未来充满幻想。
在忽必烈最后坐上汗位后，阿合马成为他的宰相及财政大臣，在他的政府机构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忽必烈对他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他商人贪财的习性及对当时宗王贵族及百官利益的损害，他最终死于非命，也给忽必烈的统治带来一定的伤害。这是后话。
还有个叫扎马鲁丁的人，他是个天文学家，忽必烈打听到他后，也把他请到府上。他给中原带来了伊斯兰教天文历法。
另有个叫窦默的汉人，是个名医。他小时候聪明好学，在蒙古灭亡金国的时候，他一度被俘，家破母亡。后来有幸逃脱，南渡黄河，依靠母族吴氏为生。有个姓王的老医生喜欢他的朴实，将女儿嫁与他为妻，并劝他从事医业。不久，他在行医中遇到了当时的名医李浩。李浩收他为徒，传授他“铜人针法”，于是他掌握了针灸术，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名声也变得越来越响。
忽必烈听说后，深为欣赏，便多次派人找他到幕府。但是，窦默感到蒙古人残暴不仁，多次避而不见。忽必烈知道后，并不生气，他穿上便装，只带了阿里海牙一个人，以治病为由，造访窦默。
窦默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蒙古可汗。自己虽然多次拒绝，但忽必烈仍然不离不弃。他深为感动，终于随忽必烈前往。忽必烈封他为翰林侍讲学士。他在任上取得了不小成绩，著有《针经指南》、《流注指要赋》、《窦太师流注》、《标幽赋》、《指迷赋》、《铜人针经密语》等针灸专著流传后世，其“流注八穴”、“补泻在于手指”、“莫如用针”、“气至沉紧”等针灸学说，对后世针灸医家影响深远。
被忽必烈召入金莲川幕府的各界人士，前后有六十多名。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在忽必烈周围的人，既有满腹经纶的学者，也有精通治国之道的谋士；既有独具一技之长的科学家，也有战功卓著的勇将。这使得金莲川幕府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政治集团，为忽必烈今后夺取汗位，开辟元帝国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虽然收罗了不少人才，但是他的收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汉地知识分子，蒙古人对他们来说是侵略者，而他们是亡国奴，这是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伤痛和耻辱。蒙古人在灭亡金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嗜杀成性，不禁让他们增添了国恨与家仇。如果不思报仇复国，还要为他们所用，充当被人不齿的汉奸，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有个叫郝经的知识分子就是个典型。他和姚枢一样，也是个大理学家。他的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末大词人元好问正是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的门下。
郝经小的时候，便深受蒙古兵南下兵荒马乱之苦。他的父亲为躲避兵乱，曾带着他一家人避居河南鲁山一代。郝经9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在逃难中带着他藏身于地窖，被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昏死过去，最后还是郝经把他母亲救活过来。
1232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随难民北渡黄河，租别人的房子来住。由于家境贫寒，他们11年间竟搬迁10次。但是，贫困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读书致仕的志向，他博览群书，学业得到很大的进步。
1237年，在耶律楚材的力主下，窝阔台进行了唯一的一次开科举士。郝经很想去应试，但他父亲不同意。他父亲说，你所学的是道，而非艺，是为了修身，而非禄养，为什么要去应试呢？这是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比较流行的理学思想。当然，骨子里还是对蒙古统治者的不信任及不合作态度。
父亲的这个话对他影响很大，于是他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立下了“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的座右铭，穷究天下经史子集，名声渐起，终成一代儒学大家。
1255年，赵复、姚枢等人向忽必烈推荐郝经。忽必烈派人去请，郝经没应召。忽必烈不气馁，他请姚枢亲自去一趟。
姚枢见到郝经后，和他有一番对话，对郝经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郝经说：“姚枢先生，蒙古人凶残成性，曾对我们的国家极尽烧杀掠夺，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所驱使呢？”
郝经的话来得尖锐，但姚枢并不生气。显然，他对这样的诘问早有深入的思考。他说：“先生说的‘我们的国家’是指金国吧？要这样说的话，金国也不是‘我们的国家’，它也是个入侵者。它是在二百多年前占领当时的宋朝的。”
郝经一怔。姚枢笑笑说：“我认为华夷其实是一家，华夷从来就是一个不断交融会合的过程，所以，蒙古人主宰天下，那是天命所为，并不能因此就说我们亡国灭种！”
郝经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不过，他又说：“但是，学生认为，蒙古人凭锋恃锐，所到之地，极尽破坏，对老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使中原人民不堪忍受，疲敝已极。这样的政府，我们还怎么支持它呢？”
姚枢说：“先生说到要害地方了！何为道？道就是顺天理，施仁义。蒙古人虽然受命于天，但是他们所学愚蛮，不知事理，因而有逆天的行为，这不但使他们走不远，而且使老百姓受其害。我们奉行天道，就是要想办法转变蒙古人的思想，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造福百姓。这样做，才是正道、王道、人道啊！”
郝经说：“蒙古贵族嗜杀成性，以征服天下为乐事，他们能明白先生说的这个道理吗？”
姚枢说：“耶律楚材大人也算是个儒生吧？你说他是贪图蒙古人的大官吗？非也！我和他接触过，对他相当佩服。他一生努力的事情，就是要让蒙古人接受儒学思想，教化他们，即便为此丢掉高官也在所不惜。我就是被他感动，才北上面君的。后来，也是因为君王昏庸，才又决定隐退。现在，我之所以再次出山，正是因为我知道忽必烈可汗是个相当了不起的蒙古宗王。他对儒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宽厚仁慈，雄才大略。我有信心，凭借他，我们可以完成耶律大人未竟的事业！来吧，郝经先生，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一伟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