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正如历史所表明的，意识形态有时也能够使科学思想活跃起来。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拥护者关于数的意义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推理和他们在数学方面的发现之间的关系、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本人的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科学认识中，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继《共产党宣言》后，又写成了《资本论》。意识形态能为世界图景描绘出一个新的确切的轮廓，有时它还非常有效地把这些知识组织起来。这在精神科学[2]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在研究世界观的历史时，我们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在这些解释中，所运用的概念工具是同被研究的资料相适应的。此外，这种概念工具不依赖于历史提出的问题，而依赖于研究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世界观的影响。虽然如此，很多理论还是能够对于研究工作作出重要的贡献，尽管其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从当时的哲学和当时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另一方面很难设想在精神科学领域中会有绝对的客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精神科学中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现在，各种意识形态在方法论原则方面，对精神科学的影响几乎到处都能普遍地感觉到。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按照旧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即认为精神科学的全部意识形态化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精神科学不可能逐步摆脱意识形态、在精神科学领域中任何进步都是空想，那也是错误的。上述错误的解释和全部科学史相矛盾，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因为这些解释是毫无根据的，不可能为精神科学制订出科学的标准。谁坚持这种错误观点，谁就必然主张马克思的《资本论》，按其意识形态的特点来说，和奥古斯丁的《论诸神之都》没有什么区别，与麦克思·维贝尔关于新教的研究和马丁·路德的布道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把它们的思想加以区分，这对于反对意识形态不负责任地、无根据地干预科学还是有意义的；如果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不可能截然地、确切地分开，这种看法倒也不会遭到反对。
如前所述，我们还认为在精神科学中不可能有完全的客观性，也就是说不可能完全地认识社会。对社会的认识不仅要受人（作为一种生物）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而且也要受一些特殊的社会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是认识本身无法克服的。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是一切社会结构所共有的，对于这些条件的认识，当然也不可能摆脱这些条件的影响。如果说摆脱这些条件的影响是可能的，那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他本身不受限制着人（社会的人）的那些条件的影响。
然而，我们要问：既然人们不能摆脱由于人（社会的人）的存在而受到的限制，那么是否能够摆脱由于社会内部的区分而造成的限制呢？让我们来考察一个问题吧，哪种区分是比较重要的呢？哪种区分不怎么重要？这又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人们知道，某些区分（不仅有阶级的区别，而且还有其他的区别）明显地影响着研究者对社会的认识，正是这些研究者以概念为工具，描述社会生活，并确定问题的提法。
这就是说，人们可能谈到的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法，没有一种是一开始就绝对不采取某些假说的。
受到普遍赞许的方法可能是靠不住的，没有意义的事实仅仅表明：人们可能利用恰当的统计有根有据地来捏造社会现实的图景。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恰当的统计总是要以一定的选择标准为前提，以便对所要研究的现象加以选择。而假说一开始就包含在问题提法之中，然后从中又必然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调查来弄清社会的教育程度同参与社会的宗教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来查明，而且问题似乎是通过这种普遍的形式合理地提出来的。可是，我们并不管社会上无党派的人数和“左”的或右的政治家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关系，因为我们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荒谬的。如果事先不了解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那就不可能提出有关这些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于某种研究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上述问题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要确定一个问题是否有意义决不是很简单的。
当我们研究阶级划分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之间的依赖性时，重要的是我们是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它是以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还是接受其他的概念（例如，把国民收入作为基础）。在这里，很难分清哪一种划分是“重要的”，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因素。社会的各个集团和阶层都形成了自己的概念，并且一开始就确定了应该怎样去选择社会现象。虽然可以认为有些阶级或集团本来就不太想创造什么“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工具，可是也很难确定是什么条件使这些阶级或集团要求这样的客观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就连社会学家也不注意研究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且也不能够客观地评价这些观点的客观性。甚至在学者们形成一个严密阶层的地方，在这个阶层的思想比其他社会集团的思想更占优势的地方，虽然有利于客观地研究问题，但是毕竟有一种夸大某种职业的作用的自然趋势，例如，过分夸大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中的作用，或者过高地评价一般脑力劳动的作用。
意识形态与现代科学相反，不论就其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来说，或是就其内容来说，都从属于各个社会集团、党派或阶级的日常任务。因此，意识形态必须是可变的、顺从的，以便适应当时的需要，这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特性。意识形态不得不是含糊不清的和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必须尽可能地不改变它的普遍公式，以保持它的说服力；同时，意识形态如果想在平时取得效果，它就又必须不断地改变普遍公式的含义，以适应眼前的任务。
然而，只有当按照官方所许可的方式垄断了对意识形态内容的解释的时候，意识形态才能保持它的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信奉者阶层已经形成，只有他们能够说明意识形态的适当内容时，才可能出现正统，而这就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
我的这些意见决不是想提出一个取消意识形态的方案。这样的方案是多余的，也是徒劳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评价以及生活所必须的活动都属于意识形态，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口号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有些人自以为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其实他们倒成了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神秘化的牺牲品。因为要消灭意识形态，人们就必须先对意识形态进行评价，而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活动。但是意识形态“局部化”这个口号决不是毫无希望的，虽然意识形态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善良的人也没有必要去否定这些规律，但是为了取得一些成果，还是必须努力去限制意识形态对科学思想的破坏作用。反之，认为精神科学“反正”必然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妄图支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侵入科学思想。提出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在精神科学领域中，不可能进行讨论，因为在意识形态之间没有讨论的余地，没有实事求是的论争，只有斗争，这种斗争可能使用包括物质压力在内的一切手段。
甚至当意识形态使用纯粹的精神手段时，它也不是通过合理的论证发生作用的，而是通过口号、感情、权威、习惯、愿望、偏见、奇闻逸事和成见等发生作用的。社会意识的存在受意识形态规律的支配。认为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即精神智慧能够实现统治，到那时社会意识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在万里晴空中自由驰骋，这种看法是荒诞的。不过，当这个幻想在社会生活中为传播理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不但没有什么害处反而有所裨益；但是，当人们开始宣布精神智慧的统治已初步实现，纯粹的理性已登上尘世的王位并且掌管着国家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危险的神话。
这就是说，“科学的意识形态”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逐渐成为绝对的独裁者：我们有科学的外交政策、有以科学为指导的绘画和音乐、有用科学方式建立起来的可爱的祖国——总之一句话，有一个奇异的“太阳王国”。
经验告诉我们，在科学上自命不凡的意识形态的官僚们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在某些生活领域里特别具有侵犯性。我们不想进一步讨论是否可能和怎样才能在社会现实中限制意识形态的活动；科学思想是否能够和怎样才能够对意识形态发生影响；“科学的世界观”这种提法是否有意义（依我看这种提法也许很有意义）。我们相信“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只能在那无限遥远的未来，而历史预言家的最深邃的目光对它暂时也只能望尘莫及。大家知道，由于“理性最终必定取得胜利”，一切进步的运动都曾盼望取得成就，而这种长久以来的期望，已被根本无视这些期望的历史波涛相继吞没。这样就在天真的理性主义者面前呈现出一幅可笑的世界图景：庆贺最荒谬的事情获得最光辉的胜利。
尽管以科学思想为基础的启蒙运动取得了各种进步，但是那些荒谬的事情，如种族仇视、民族主义、宗教思想、好战情绪等，却顽固地反抗这些进步，这自然使人们感到惊讶和惋惜。但是，对历史规律感到惊讶只表明人们对历史规律不了解，并且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理性思维为战胜强盗式的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取得的胜利却很微小。因此，对于热衷这种胜利的人来说，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到有一定可能战胜意识形态的那些领域上。我们认为，在精神科学的领域中确实有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自马克思以来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马克思不像孔德那样满足于从科学中排除形而上学，而是去分析意识形态压抑思想的过程，把这种过程看作是社会冲突的结果。马克思曾经希望迅速消除意识形态对思想的压抑，这个希望没有实现，这种情况并未降低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意义。因此，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有效地为研究自身的历史作出了贡献。
当我们说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时，我们完全不需要因此就放弃社会主义。但是，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也像物理学的定律一样，已证明是无可争辩的，那就太幼稚了。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相比前景完全不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以重要的、牢固的前提为基础的，然而，高度赞扬和评价社会主义，确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这都是意识形态的活动。这也确实是一种孤注一掷的举动，是实际的冒险，确信社会主义的成果在科学上是绝对可靠的，这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评判，是一种故弄玄虚的辩护。认为社会主义具有必然性这一预言是完全科学的，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活动，不过，科学要摆脱意识形态的经常的威胁，虽然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最近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出现了倒退，但我们认为科学将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波兰，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压抑已被消除；意识形态对艺术创作的压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活动能够再也不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了，不承认意识形态的激励作用是荒谬的。可是意识形态的激励不是别的，恰恰是政治组织的领导。在这个意义上说，回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艺术生活的组织制度），在波兰似乎是不可能的。
期望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官方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只是以这种形态出现的）不要去奢望代替科学的认识，这是合理的；反之，期望出现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或期望消灭意识形态，则是不合理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才会放弃自己的奢望，这种压力可能来自另一种意识形态，但也可能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来自科学。几百年来，科学知识反对基督教意识形态统治的斗争已经表明，这种斗争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并且能够迫使意识形态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奢望，虽然它是不情愿的、被迫的。
但是，历史在加速地前进。可以期待，在现今的形势下，类似的过程将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了。
（俞长彬 钱学敏译）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3]
马克思是一位德国哲学家。这似乎不算是特别发人深省的话，然而这话却不像起初显得那样陈旧无聊。回想米希勒（Jules Michelet）当年讲授英国史，开讲前总要先交代一句：“诸位先生！英吉利本是个海岛。”是单知道英国是海岛，还是根据这一点来解释英国的历史，大有区别；如此解释英国历史，这一点自有一种意义。同样，说马克思是德国哲学家，也许言外之意是把他的思想当作经济分析和政治学说方面出现的一个体系，对他的思想及其在哲学上或历史上的重要性作出某种解释。这类讲法既不是不讲自明的，也不是没有争议的。而且，虽然现在我们很清楚，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半个世纪以前情况可不大一样。在第二国际时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倒认为他是某个经济、社会理论的创造者。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理论同各式各样的形而上学见解或认识论见解是一致的；而有些人持的看法是，恩格斯为这个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因此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精心创造的两三个部分理论合成的一套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