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道家“和气长寿”的观点，庄子“养乎阴阳”的主张具有很高的养生学实用价值。这种观念在其后的道家著作也多有体现。《吕氏春秋》认为，阴阳于人“莫不为利，莫不为害”，运行正常，则为利；运行失常，则为害。因此，它要求人们“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即认识阴阳，掌握阴阳变化之规律，利用其有利方面，克服其不利方面，以服务于养生，使“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淮南子》论人之情绪变化与阴阳二气及人体健康之关系说：“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瘖，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认为人的情绪大起大落会破坏体内阴阳之协调，进而影响身心之健康，造成疾病成堆，灾祸相随。因此，它要求人们控制情绪之变化，保持阴阳之和谐，其具体措施是，“心不忧乐”，“通而不变”，“嗜欲不载”，“无所好憎”，“不与物散”。它认为，做到这五点，就能够“五脏宁，思虑平，筋力劲强，耳目聪明”。原始道家关于阴阳与人体健康之关系的论述在医家养生学名著《黄帝内经》那里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黄帝内经》作者根据当时医疗和养生实践经验的总结，认识到阴阳“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阴阳离绝，精气乃绝”。阴阳之失调、失衡，严重影响人体之健康，影响生命之开展。在作者看来，阴阳失调具体表现为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而阳胜阴或阴胜阳，皆为致病之根。“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寒，阴胜则热；重寒则热，”。为实现从阴阳不调、失衡到阴阳协调、均衡的转化，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内经》作者强调“明于阴阳”，认清阴阳之不同性质及其对于人体之不同作用、阴阳之变化规律，进而采取“逆治”的方针。所谓“逆治”，具体而言，就是“阳病治阴，阴病治阳”；“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种以“逆从阴阳”而至“和于阴阳”的“逆治”方针即便在今天也仍然有着极高的医学和养生学运用价值。
应当说，道家的养气说与气功理论有某种相通之处，它的一些原理和原则为后来气功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不容否认的。不过，气功养生并不构成道家养生的终极追求，这一点早在庄子那里，即已作出明确的说明。庄子说：“吹啕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他认为，导引养形乃彭祖寿考者之所好，非他自己之所好，至于他自己，则“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不以导引养形为要务。无疑，庄子的观点和立场大体可以代表整个道家学派的观点和立场。道家重视养气，提倡爱气、守气、调气、惜精、固精、贵精，但其出发点则只在顺随自然，其落脚点亦只在尽其天年，所谓“毕其数也”。时下不少气功界人士将道家的养气说与中国古代气功理论简单地混为一谈，进而谓老子为中国古代气功理论的始祖，谓庄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气功大师。凡此说法虽不能说一无道理，然其欠准确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主静说
二、主静说
静是相对于动而言的。动的本义是动作，《说文》训“动”为“作”，引申为变动、移动、运动；静的本义是不争，《说文》训“静”为“审”，引申为停止、不变、静止。因此，动和静的关系，也就是运动和静止、变动和寂静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动和静不只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同时，它也被视为一对重要的养生学范畴。因为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局限于或停止于对动和静作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他们常常将这种理解和把握引申、扩展和运用于养生领域，提出主动或主静之说，并将其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养生原则和方法。
总的看，道家是主静论者。不过，主静说也不是道家的独创和专利，在中国文化中，不仅道教、佛教学者力倡主静，道教有所谓“静修”和“静字诀”，佛教有所谓“止观”和“禅定”，即或儒家学者，主静论者也是不无其人的，宋儒周敦颐就曾大讲“慎动”和“虚静无欲”。然而，比较早地将静和动作为一对重要的概念来加以考察和探讨，突出静的地位和作用，在养生实践上普遍倡导主静之说的，当推道家。
道家普遍倡导主静，然其说又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崇静息动或崇静斥动，二是静主动辅或虽主静不废动（静作相养）。前者可以归结为绝对的主静，老子、稷下道家等是其代表，王弼步其后尘；后者可以归结为相对的主静，庄子是其代表，后继者有《黄老帛书》、《淮南子》等书的作者。
老子是绝对的主静说之首倡者。老子指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躁，动也；君，主宰；“静为躁君”，说的是静为动的主宰和根本。老子虽然说过“反者道之动”的话，肯定了道和事物之“动”的客观存在，但他又否认“动”是事物存在的常态，认为动是暂时的相对的，静才是永恒的绝对的。他论证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地如同一个大风箱，虚静方不致枯竭，动则反是。“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复命日常，常乃久”。万事万物变动不居，但最终都要回归它的老根，回归道之虚静，虚静才是事物的最佳归宿，主静才能常久不殆。故于养生，老子主张“清静自正”：“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躁胜寒，静胜热，清静可以为天下正。”清静的效用不仅能正己（自正），且可正他（正天下），所谓“我好静而民自正”也正是此意。老子又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六字养生要诀。“致”，是动词，是做到、达到的意思；“虚”，形容和象征修道功夫所达到的那个境界的空灵，“虚”近同于佛家的“空”；“极”，极点，极致；“致虚极”，即做到虚到极点，空到极致，不杂任何染污。“致虚极”，突出一个“虚”字，“虚”有什么作用呢？照老子的意思，惟虚方能容纳万物，使万物自由运行于其中。此为自然之理，人事之理亦莫能外，惟其虚怀若谷，方不致计较其利害得失，而能宽宏大度，容人之过，不责于人。在老子这里，这还只是“致虚”修养的初步功夫。在他看来，如若能“致虚极”，则可达到主客同一的“玄同”境界，与道合而妙用无穷，没身不殆。后来庄子谓老子“人皆取实，己独取虚”，可以说是抓住了老子思想的要领的。继论“守静笃”。“守”，是动词，指恪守、坚守；“静”，清静，寂静；“笃”，专一，专心；“守静笃”，讲的也是修行的功夫、作用，即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守住那“静”字不放，这是达道得道的不二法门。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借用禅宗黄龙南禅师的话“如灵猫捕鼠，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直立，拟无不中”来说明“守静笃”的深意，并解释说，一只精灵异常的猫，等着要抓老鼠，四只脚蹲在地上，头端正，尾巴直竖起来，两只锐利的眼珠直盯即将到手的猎物，聚精会神，动也不动，随时伺机一跃，给予致命的一击。这是形容一个参禅的人，参话头，作功夫，精神集中，心无旁鹜的情况。不如此，道功无法成就。南先生又借用禅宗大师的另一个比喻“如鸡之孵卵”进一步解释说，其鸡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天蹋下来都不管，你踢他一脚，他叫也不叫，理也不理，只是死心眼直守着那个心肝宝贝的鸡蛋。这样也是一种修定的功夫，也是形容虚到极点，静到极点，相同老子所说“致虚极，守静笃”这六字真言。南先生的解释深入浅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老子“致虚守静”修行功夫和方法的理解和把握。
稷下道家承继老子的思想，认虚静既是天地自然之道，亦是人事和养生之道。他们的绝对的主静说表现为以下三个命题：其一，以静制动。《管子·心术》云：“摇者不定，趮者不静，言动之不可以观也。
位者，谓其所立也。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日‘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故日‘静乃自得’。”一方面，将动和静绝对对立起来，抑动而扬静；另一方面，将动静和阴阳挂搭起来，谓静属阴，动属阳，静则得位，动则失位，要求处阴之位以制阳，处静之位以制动。其二，虚壹而静。稷下道家强调通过虚、静、壹的功夫来达致“洁其宫”的养生目的。何谓“虚”？《心术》云：“虚者，无藏也”。
“无藏”，指人在与外界事物发生联系时，须破除主观成见，做到“无益无损”。何谓“静”？“静”在稷下道家这里指“勿先物动”，不妄作为。何谓“壹”？“壹”即一意专心，了无杂念。他们认为，虚、静、壹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能“虚”故能“静”；能“静”故能“壹”，“血气既静，一意专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而三者之中又以“静”最为重要，“人能正静者，筋肕刃而骨强，能戴者大圆，体乎大方，镜者大清，视乎大明。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乎四极。”其三，外敬内静。“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外敬”，就外部修养而言；“内静”，就内部修养而言；二者结合起来，定能恢复人的本性。
老子、稷下道家的绝对的主静说在魏晋玄学家王弼那里获得更加思辨的哲学诠释。王弼从“无本有末”的本体论出发，主张“静本动末”，“以静制动”。“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变动不居之万有（现象）源于且复归于寂静不动之无（本体），正因本体不动，所以它才成为动之本，静非相对于动而言，却成为动之基础。“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一”，绝对静止之本体。照王弼的推理，既然动不能制动，那么，不动者制动，静为躁君就是必然的了。王弼进而视清静为人之“可久之道”，反对“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强调因任自然，不为不施。他还将动静与人之性情联系起来，谓人性本静，而情却是动的，提倡以性制情，即“性其情”，使情以性本而为正，“能使之正者何？
仪也，静也。”就是说，“静”的功夫乃是使人之性情正而无邪的根本保证。
与老子和稷下道家不同，庄子提倡相对的主静说。他认为动和静都是事物正常的存在方式。他首先肯定世界在本质上是变动不居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万物之虚盈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就象奔驰的骏马，无时无刻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庄子并没有把运动绝对化而否定静止的存在，他论“圣人之静”说：“圣人之静也，非也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虚静乃天地之本，亦是道德之极致。如何达到静？万物不扰乱心而能静，静则可明照一切。庄子又将动静与阴阳联系起来，指出：“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动静与阴阳相对待与统一，静与阴合其德，动与阳同其波。“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魄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动如天一样运转，静如地一样寂泊，动静与天地合其拍，则万物归服而王天下。这是论动静相互联结所产生的功效。
与动静的哲学说解相一致，在人生和养生领域，庄子也认为静和动各有其作用，“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静的功夫可以成其玄圣，动的功夫可以成其帝王，动静二者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不过，相对而言，庄子更推崇“静”。他主张宁静处世，恬淡无为，反对浮华居功，自我表现。前面所引“一心定而王天下”、“一心定而万物服”也正是其崇静主静的体现。庄子又说：“阴阳和静，鬼神不扰。”“静默可以补病。”认为清静的修养功夫足以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和心性的纯朴，使人受益无穷，它不只可以去病，还可以免灾，所谓“其魄不祟，其魂不疲”，也都是持静的结果。庄子进而由主静引申出“心斋”和“坐忘”的养生法（详后）。
《庄子》相对的主静说为《黄老帛书》和《淮南子》所继承。《黄老帛书》作者虽主静，但不否定动，它指出：“地俗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认为静与作（动）相养相成，不能分离。作者又说：“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认为动静是否得时，关系着事业之成败，生命之兴衰。所谓“静作得时”，说的是，宜动则动，宜静则静，其动其静完全符合生命发展之客观规律；所谓“静作失时”，则反乎是，宜动反静，宜静反动，动静乖离，以致影响身心之将养，生命之开展，甚至造成“天地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