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伤痕文学”没有日本“战后文学”以及美国“迷惘的一代”
那样的“自伤”性质，中国不需要那样一个对于不义战争的全民族的痛苦反省过程，“伤痕文学”所描写的民族的良知，战胜“邪恶”便超越“邪恶”，“浩劫”过后便开始实施被长时间摧折的“务实”的建设蓝图，动手整治被“洗劫”了的家园。因此，“伤痕文学”中的“伤痕”成分不久便淡出，“反思”成分上升为主要特质，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蔚为大观的“反思文学”思潮。
“伤痕文学”意在暴露“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创伤，表现正义力量同“四人帮”所做的卓绝的斗争；“反思文学”则是“痛定思痛”，意在对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对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人生、哲学等种种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对历史的反思
“反思文学”在对社会、人生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将人生的复杂经历、多重感受融入社会历程之中，形成了一个对于建国后三十年历史的“反思”。而在这一“反思”中，众多作品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由“伤痕文学”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
鲁彦周（1928～）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1979）由身为现任的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宋薇，于1978年冬天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实事求是、纠正冤假错案精神的过程中，通过对于罗群案件的重新审理，将自己的爱情、婚姻——作为一个四十多岁女人的人生，置于建国后的历史进程中给予回顾、思考，从而构成了对于这段历史的“反思”。
宋薇在天云山考察队朝气蓬勃的生活期间，与年轻的新政委罗群建立了令她全身心震颤的爱情。这是发生在共和国“早年”的爱情。然而，这被朝霞染红了的爱情却被“黑夜”吞噬了：1957年，罗群被打成“右派”；宋薇后来不明不白地嫁给了她原先很讨厌的考察队的原政委、后来成了天云山特区党委组织部长的吴遥。吴遥和罗群两个人的不同命运，就是从反右斗争开始的，前者一步步提升，直到现在所任的地委副书记；后者注定每次运动都要成为挨整的对象，现在戴着一大堆帽子。小说重新评判罗群和吴遥，并非是在一般好人、坏人的意义上，而是涉及到较大时问跨度的历史格局。历史反思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宋薇面前：
这十年主要危害是“四人帮”，那么再往前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反对了“四人帮”，固然是英雄。在“四人帮”出现以前，反对了不良倾向，算不算是英雄呢？再具体一点吧，他反对的不仅是一般不良倾向，而且涉及到当时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你敢不敢在政治上肯定他呢？
宋薇是自1957年开始的极“左”错误路线的殉葬品。1957年吴遥代表特区党委跟她谈话，要她表态。她表示“一定站在党的立场上”，跟罗群“一刀两断”。她就这样地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随后，市委书记对她谈起和吴遥结婚的事情，她依据“组织上对他的评价”，莫名其妙地跟自己曾经讨厌的吴遥结了婚，过上了吴遥所代表的“严寒的生活”。
勇于“反思”的宋薇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精神萌动。她敢于打开吴遥锁得严严的抽屉，找出“卷宗”重新审理，意味着敢于重新审视这几十年的“历史”。她的“历史反思”总是与“人生反思”密不可分。她不把自己的行为简单地推之于“历史环境”。她认为自己对罗群的态度不只是“感情上的不坚定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世界观”上的问题。吴遥狠狠的一巴掌，对于宋薇说来，“把我打懵了，同时也把我打醒了”。“劫波度尽是顿悟。”宋薇终于从二十几年的迷误中醒悟过来。这属于“反思文学”对于“历史”的反省，是中国当代文学对这一“历史”最早的反省。它表现了“大灾难”过后，人们对于“历史”的大彻大悟。
而宋薇从地委副书记吴遥寒宫似的房子里出走，则象征着几十年来建造在沙滩上的教条主义精神大厦彻底坍塌。
宋薇告别了“房子”，便走上了“天云山”。这里是她唯一一次青春、爱情的摇篮。罗群已经带领人们重新开始了一度夭折的天云山建设事业。宋薇产生了“新生”的感觉，生命的“琴弦”重新拨动了。
人生和“历史”，带着深深的“伤痕”，终于在其断裂处与“早年”衔接上了。
“反思文学”鲜明地表现了对于社会建设的赞美，对于极端化阶级斗争的否定。以“建设”为主调的建国初期的中国社会，在“反思文学”中呈现出一幅“治世”气象；以“阶级斗争”为主调的自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呈现为一幅“乱世”景象。
“反思文学”的“历史反思”，主要是对于“乱世”的反思。这一“反思”，实际上是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消解。教条主义精神大厦的坍塌就是极端化阶级斗争体系的坍塌。而“反思文学”对于“治世”的缅怀、向往，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合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合于人文主义。
古华（1942～）的长篇小说《芙蓉镇》（1981），将一个湘南山乡建国后近三十年的治乱变动、风气移易，尤其是以胡玉音的命运为中心的人事沉浮，置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小说透露了作家强烈的立足于山乡而表现我们国家一个特定时代面貌的意向。如作家所说，“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芙蓉镇》构成了一部形象的建国后近三十年中国治乱史的缩影。
古华对太平盛世始终不渝的歌颂与向往支撑着《芙蓉镇》。这地处五岭山脉腹地的山镇，由绿豆色的芙蓉河、玉叶溪环抱。绿荫夹岸，风光绮丽，民风古朴，讲究人缘，可谓“温柔富贵之乡”。解放初，湘、粤、桂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经济贸易发达。小说的灵魂——“芙蓉仙子”胡玉音就是这“芙蓉国”的精华，太平盛世的佳作。她深得“天时、地利、人和”，成为“芙蓉镇”首富，“新楼屋”的主人。1961。196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策放宽，胡玉音逢集摆米豆腐摊。她受山里人纯朴的伦理观念支配，对主顾有说有笑，亲切随和得像待本家兄弟一样。她遵从“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买主买主，衣食父母”的传统商业思想，米豆腐做得物美价廉，赢得了顾客，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新楼屋”是劳动致富的象征，富裕的社会主义的象征。作品对“芙蓉仙产”的讴歌就是对太平盛世的讴歌。古华本是一位讴歌“牧歌”的行家里手。
然而，《芙蓉镇》是一首“严峻的乡村牧歌”。
建国后，“阶级斗争”在芙蓉镇总是跃跃欲试。区委书记杨民高心里有一本“阶级成分的账”。他横暴地扼杀了胡玉音与黎满庚由青梅竹马发展成的爱情，造成胡玉音心灵上的第一个创伤。胡玉音做米豆腐发家致富、建造“新楼屋”时，“阶级斗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新楼屋”的落成，胡玉音的厄运接踵而至：1964．年2月“社教”工作组进驻芙蓉镇，“新楼屋”轻而易举地被没收，丈夫黎桂桂被迫自杀，她自已成了新富农婆，被打入“五类分子”行列。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她沦为“黑鬼”，受尽了摧残、凌辱。
“1964年”和“1969年”两章是《荚蓉镇》的中心图画。作品描写“四清”和“文革”来到这五岭腹地时，充分表现了这些“运动”对古朴的风俗民情的破坏，对以“建设”为主调的正在形成的太平盛世的破坏，从而处处体现出“乱世”景象。李国香带领工作组在芙蓉镇亮相后，谷燕山和黎满庚便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老表，你闻出点什么腥气来了么？”
“谷主任，胡蜂撞进了蜜蜂窝，日子不得安生了！”
胡玉音两口子更是胆战心惊，就像财主面临着“第二次土改”一样。黎桂桂竟然后悔不迭地说：
“玉音，我，我们恐怕原先就没想到，新社会，不兴私人起楼屋。土改前几年，不是也有些新发户紧穿省用，捆紧裤带买田买土买山场，后来划成了地主、富农……”
引人深思的是，《芙蓉镇》把整人女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都写成非本地人。关于王秋赦，作品写道：“论出身成分，他比贫下中农还低一等：雇农。……黄金无假，他王秋赦是个十足成色的无产阶级。查五服三代，他连父母亲都没有出处，不知是何年月从何州县流落到芙蓉镇这省边地角来的孤儿。更不用提他的爷爷、爷爷的爹了。自然也没有叔伯、姑舅、岳丈、外公等等复杂的亲戚朋友关系。”他们未能像胡玉音那样得“芙蓉”之精华，他们割断了同祖先的联系，他们具有明显的“外来”性质，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的“翻身观”就是有朝一日也能到少奶奶的象牙床上滚一滚。他们翻身不久便又现出翻身前的破落相，他们永远是“流氓无产者”。他们以解放后十多年的“现贫农”自居，对劳动致富的农民眼红，日夜盼望再来一次“新的土地改革”。此外，作品又把他们二人写成一对“性变态”。他们不仅嫉妒胡玉音劳动致富，还嫉恨她的婚姻幸福，潜意识中隐藏着“性嫉妒”。因此，平日的嫉恨自然地变为政治运动中的置人于死地。胡玉音和秦书田在凄风苦雨中成婚之后，竟遭到最为残酷的制裁，丈夫被发配十年，她的两个乳房被李国香叫人用铁丝穿起来。这份酷刑，是双重嫉妒——并且主要是“性嫉妒”的结果。
这份酷刑又是一个象征：这是对人类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的生命的摧残。作者写道，胡玉音发育正常的乳房，是母性赖以哺育后代的器官。
以五岭腹地的一个山镇为基地，描写建国后几次重大“运动”在这里的人事动因，将“四清”、“文革”与李国香、王秋赦写成互为需要，是《芙蓉镇》历史反思的一大特色，它表现了作家不仅对于极“左”路线的错误性质有着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其丑恶性也有充分的认识。由王秋赦在芙蓉镇发动基于现代个人迷信的“红海洋”运动，使人容易认识到那个更大的“变态”。
《芙蓉镇》不仅有一个“民俗风情图画”体系，还有一个作家——往往是通过人物——将刚刚发生在芙蓉镇的动态的“民俗风情图画”向全国播发的类似于“新闻联播”的引发体系以满足表现我们国家那个特定时代面貌的意向，取得全局性反思的效果。
当胡玉音和黎桂桂面临被打成“新富农”的现实时，作品写道：胡玉音两夫妇是在新社会里攒了点钱，难道也要重新划成分，定为新的地主、富农？
谷燕山被“四清”工作组软禁期间，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地反思“四清”运动的来龙去脉：
彭德怀元帅，彭副总司令，用老戏里的话讲算一品当朝，开国元勋，五九年在庐山开会，都为了替老百姓讲话，反对大炼钢铁，吃公共食堂，被罢了官，上缴了元帅服，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天底下的人哪个不晓得他受了委屈，背了冤枉，批他斗他是昧了良心，违了民意。后来我们国家过了三年苦日子，不再搞全民炼钢煮铁，不再发射牛皮卫星，不再吃公共食堂，还不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可是如今的运动算什么？苦日子刚过完，百姓刚喘过一口气，生产、生活刚恢复了一点元气，就又来算三年困难时期的账！算困难时期政策放宽的账！算“右倾翻案”的账！真是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
这里，将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极“左”路线揭露得体无完肤，表现了中国作家强烈的干预精神和明晰的目光。此后，有的作家还运用报告文学形式，披露建国后一个个历史事件的真相，引人反思，以利于避免悲剧重演。如李慎之（1923—2003）的《“引蛇出洞”始末》（1999）、苏晓康（1949～）等的《乌托邦祭》（1988）、金辉（1954～）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8）等。诗人艾青（1910～1996）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出现，也发出过严厉的质问：“为什么，伟大的祖国／在推翻了三座大山之后／会出现林彪、‘四人帮’……”（《在浪尖上》1978）
就胡玉音被人用铁丝穿乳房一事，《芙蓉镇》写道：比这更为原始酷烈的刑罚，都确实曾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下叶的中国大地上发生过。
胡玉音做剖腹产时，谷燕山守候在手术室门口，对生活中的苦与乐、爱与恨、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反思道：
做一个母亲真了不起。她们孕育着新的生命，生产新的人。有了人，这世界才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痛苦。这世界为什么要有痛苦？
而且还有仇恨？特别是在我们共产党、工人农民自己打出的天下、自己坐着的江山里，还要斗个没完，整个没完，年复一年。有的人眼睛都熏红了，心都成了铁，以斗人整人为职业、为己任。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芙蓉镇》的这种引发性的全局反思除了作家的角度之外，大多是从谷燕山的角度进行的。谷燕山的角度灌注着作家的思想元素。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作家具有“北方大兵”式的建立在功勋基础上的直谏精神，走南闯北中养成的开阔胸襟，以及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悟性思维。《芙蓉镇》对历次极“左”的政治运动给以辛辣的嘲讽，并且对其理论依据——“斗争哲学”的危害暴露无遗。《芙蓉镇》的历史反思是对于极端的阶级斗争的有力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