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承担着沉重的家庭历史负担，“伤痕”很深，然而在作品所描写的所有“知青”中，他的人生最为坚实，最有前景。邵大山父女救下了他的生命，也给了他生命的启示。他热爱山乡，致力于建设山乡，并将个人的命运自觉地同人民、国家联系在一起。他和邵玉蓉在精神上结合了。他无权选择父亲，却执著地选择了人生道路。这是从“伤痕”中走出来的作家的道路。在众多“知青”主人公的各式选择中，柯碧舟的选择属于高意识选择。杜见春纯洁，率直，有正义感，但是她受到“血统论”的影响，有干部子女的盲目优越感，与柯碧舟失之交臂。荒诞的岁月，使她一夜之间由“红五类”变成“黑五类”子女，让她游历了一次“地狱”，体尝到滴着血的创伤。她经受“伤痕”的同时，也就开始了柯碧舟式的人生。而当繁华、舒适、优越又都一齐向她发出诱惑时，她自然而然地喊出：“我不要！”她不将这些当作“本次列车的终点”，义无返顾地登上了柯碧舟早已选定的返回曾经给他们以人生苦难和意义的大西南的长途列车。柯碧舟和杜见春，验证了一位老医生给作者的启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总是从他们最早的那一次相识就开始了。”小说以他俩的相识开头，以他俩共同走向未来结尾。两人之间的爱情贯穿全篇，而且这是超越“伤痕”的爱情。“蹉跎岁月”是超越“伤痕”的岁月，《蹉跎岁月》全篇都在超越“伤痕”。
世界其他类似的文学思潮，没有中国“伤痕文学”这样的多重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迷惘的一代”文学思潮，描写战争造成的青年的死亡和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创伤。从小说主人公到作家，几乎都是响应美国威尔逊政府鼓吹的“拯救世界民主”口号，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志愿奔赴战场，投入“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海明威未满19岁时志愿赴欧参战，为救护队开车，在意大利前线受了重伤，仅从左腿里就取出弹片237块。正如美国女作家斯坦指着海明威等人所说的那样：“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全是这样的人，你们所有在战争中当过兵的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了“战后派文学”，描写战争给人肉体和心灵造成的创伤，探讨处于生死边缘上的人的存在价值。江马修的长篇小说《冰河》中的佃户阿J乱，把两个儿子送上了战场，自己还每天打着小太阳旗，到很远的火车站送军人出征，被人们誉为大名鼎鼎的“太阳婆婆”。“模范妇女”敏子，亲手把弟弟三郎送上战场，自己担任妇女会会长，整天热衷于宣传出征军人的光荣，号召妇女在后方艰苦度日，支持前方打仗。她28岁还没有结婚，对那些为生活所迫而不守贞节的妇女主张严惩。日军在前线节节败退，“恐怕出征军人全要回不来啦”！太阳婆婆疯了。敏子姑娘的弟弟病死在中国内地，她自己恋上一个有妇之夫，结果怀了身孕，万分羞愧而投海自杀。
“战后派”和“迷惘的一代”所描写的“创伤”，都是在主人公由于愚昧或天真，为着一个“至高无上”的观念而献身的过程中造成，在狂热中造成，具有“自伤”的特征。他们——“创伤”主人公们，又是“加害者”，且参与了制造更大的“创伤”的过程，带有“不义”的性质。过程结束，他们曾经为其献身的精神支柱崩溃，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遍体鳞伤。他们在个人本位文化的框架内，主要探讨的是个人存在的价值，而非他人存在的价值，那些“受害者”的价值。他们着眼于个人的“创伤”，而不是那个更大的“不义”。
“伤痕文学”就是描写监狱大墙之内的作品，其“伤痕”也具多重意义。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作为“大墙文学”的代表作，打破了一个长期严加防范的禁区，揭露了“四人帮”横行时期社会主义的监狱竞成了关押正义之士、滥杀无辜的***屠场的可悲现实。与有些作品叫——如《神圣的使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选取了1975年秋由治理整顿政策出现的“转机”一样，《大墙下的红玉兰》——还有《我应该怎么办》、《小镇上的将军》等——选取了1976年丙辰清明前夕以悼念周总理为焦点的黎明前的决战。小说将这场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化为大墙之内的浴血搏斗，预示人民与“四人帮”斗争的决胜时刻已经到来，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浩然正气。
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作为“解冻文学”、“大墙”题材的代表作，以主人公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一天的经历为线索，描写劳改营的阴森可怖，管理人员的专横凶残。
而所有的犯人则一律被写成无辜的受害者，表现出单一思维的倾向。
从维熙是在“大墙”内参与，索尔仁尼琴是在外面窥视。
中国的“伤痕文学”在揭示“伤痕”的同时就提出治愈“伤痕”，洋溢着胜利者的自豪感，解放后的春天气息，以及在百废待兴面前对于未来的信心，表现了植根于民族之中的“多难兴邦”的精神哲学。
如刘心武谈《班主任》创作时所说：“要把‘四人帮’毒害下一代的社会现象反映出来，要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并同大家一起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老鬼（1947～）创作于“伤痕文学”高潮时期的自传体小说《血色黄昏》思绪如麻。这里有对于自己“文革”初期红卫兵狂热行为的记述：他曾与红卫兵战友一起造了妈妈——《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反，抄了她的家，抢了她的钱，刷了她的大标语，然后越境，想去抗美援越，事败后结伴步行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有对于他出自阶级斗争的狂热，也出自自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养成的野蛮的习性、“拳头主义”而毒打仅仅养着十八只羊的“牧主”贡哥勒的记述……这是卢梭《忏悔录》式的记述，将自己所有的劣迹，包括隐私都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世。随着8年草原兵团生活，特别是全局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趋于失败，主人公清洗了自己的“拳头主义”，自己的鬼气和匪气，从“狂热”中醒悟过来——“我们被愚弄得像狗一样狂吠阶级斗争，乱咬人”。直到最后告别锡林郭勒草原，主人公还在为当初“用打击妈妈来表现自己革命”而忏悔，向摘了“帽子”却因自传主人公的拳头而加速死亡了的贡哥勒忏悔，为在这里“干过不少坏事、荒唐事、傻事”，而向锡林郭勒草原深深地道歉。像卢梭崇尚男女之间感情的纯洁，留恋于生活在女人身边的某种情趣一样，这里也抒写了自传主人公对女友的痴情的爱。他对她并无其他希求，“只要能握握她的手，再得到她一个微笑就够了，就足以使我在三间房的雨天中快乐一上午了”！
与《忏悔录》一样，《血色黄昏》的主调也是悲愤。作品毫无保留地揭露了主人公所在的兵团生活的阴森可怖、肮脏透顶的黑色内幕。主人公因给自己的班长提过意见，便因他私下里“非议”林彪、江青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牢房，经历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折磨；知青被高压手段分化瓦解，有的莫逆之交变节卖友，有的自残、堕落，自尊沦丧，灵魂变形，有的为取宠返城而出卖肉体。更为悲惨的是，有六十多名知青葬身于火海。而八年开荒的结果，是只能带来水土流失，造成对草原亘古未有的大破坏。《血色黄昏》是一部真实地反映上山下乡、十年“浩劫”给知识青年造成严重创伤的作品。它赤裸裸地揭露了在广大知识青年的赤诚与建设祖国边疆的事业之间存在着一个“二十二条军规”那样无法逾越的兵团各级军官的中间环节，以及体现在这中间环节的铁的“阶级斗争”逻辑。而身处其中的人，下自班长、上至政委，为争夺权力互相角逐、倾轧；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然成卡车地往自家拉公物，甚至当初抄来的“牧主”家的东西也被他们瓜分净尽；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一个个地奸污：女知青……《血色黄昏》揭露这些血淋淋的罪恶时，将声讨之笔直指“第一夫人”江青。
《血色黄昏》支撑这些如麻的思绪的是自传主人公的灵魂，一颗不屈的灵魂。它虽然尚且缺少静思，不时表露“革干”子弟意识，“激扬”有余，“深情”不足，但是，这颗灵魂始终强烈地追求着真、善、美。正是这位主人公和广大知青的赤诚的灵魂，构成了《血色黄昏》的浩然之气、阳刚之美。正如书名所示：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地平线上．血红的夕阳，“像一块青年的热血心肝，挂在寒冷的天边”。
美国的“迷惘的一代”和日本的“战后派文学”，无从表现自豪感，解放感，信心也无从而来。“迷惘的一代”主调是失落，是颗粒无收的秋后景象。主人公们不满现实，对贪婪、纵欲的美国社会风气极为厌恶，对美国精神文化的肤浅深感震惊。他们对此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以颓废和逃避消极处之。“战后派”反映的是日本战后混乱的社会，颓废的世态，色彩较为阴暗，主调是面对废墟的空虚感。
“哀而不伤”是中国“伤痕文学”特有的悲剧美学意蕴。它的哲学依据是“中庸”，讲求中和、中节，故“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张洁（女，1937～）的诗意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8），以音乐为题材，堪称“伤痕文学”的美！学宣言。“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音乐家梁老师，被打成十七年文艺“黑线人物”，发配到“遥远的森林”。他宁死也不回北京去“认罪，投降，出卖、陷害别人”。伐木工人保护他。他在伐木工人的儿=产孙长宁身上发现了潜藏着的才能。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培养孙长宁的这种潜能，令其升华，使之终于领略艺术的精髓：走出肤浅，摆脱功利，力求表现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祖国磅礴的生命力。“四人帮”和疾病，即将夺走他的生命，他将长眠在白桦树下，“但他并不感到悲观和消沉”，因为他的精神会在这个森林里的孩子身上，“活泼地、充满生机地、顽强地、奋发不息地继续下去”。小说尽情地抒发了对祖国未来的坚定信心。
“伤痕文学”实现了双重的解放：思想从不合实际的先验理论中解放出来，文学从“指令性”的创作方法中解放出来。它使文学恢复了尊严，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