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都不是外交官,又没有什么圈子好绕,几句话就进入了正题。我说明:冯福庆和余副官,都是罪大恶极的民族罪人,血债累累,遍地怨仇,老百姓早已恨透了他们。
然而,冯福庆就俘之后。认罪态度较好,有悔改之意,为了照顾巴队长的亲属关系,更为了我们的两位战友,情愿把他戴罪释放,以观后效……
“耿连长,”巴大权子喘着粗气截断我:“咱少来点政治词儿?也少上点零碎儿,这人,你究竟换是不换?”
“我干什么来了?说的就是换呀!”
“那就痛快把底亮出来,怎么换?”
“两个换一个!……”
“唔!哪两个?换哪一个?”巴大权子嘴唇在哆嗦,在变青。
“我们指导员和何玉同志,你放出来!我们放你的冯福庆……”
“余副官呢?”
“他不能放!”
“啪!”巴大权子炕桌一拍,站了起来:“你们讲理不讲理?”说着,膀子一晃,大氅前摆一翻,闪出前胸,在他贼红的皮带上,赫然插着大张机头的盒子枪!
“啪!”真是说时迟,那时陕,薛玉一定是早有提防,当那大氅刚翻,胳膊尚未弯回的刹那,他跃步上前,劈胸一把,竞将盒子枪抽拔在手,且又顺肘一拐,将巴大权子扛倒在炕上。
“慢动手!……”武竞衡急急横在二人中间:“弟兄们,我的身家性命啊!……”说着就要下跪。
“好你巴大权子!敢情诡计骗人呐!”我也桌子一拍,跳了起来。“不准带枪”的协议既已破坏,信用已经不讲,还有什么谈判好说!尽管窗外出现拉动枪栓之声,关公已抓住了鲁肃的袖头,怕他什么!我痛快淋漓把巴大权子臭骂一顿!……
巴大权子完全软了,他一条腿跪在炕上,连连请罪作揖,说他原不想亮枪,本心是报答舅舅恩养的,他的莽撞得罪,全由年轻气盛而发,乞求我们的宽恕和原宥。他见我气色稍舒,便请求把谈判继续下去,保证平心静气,谨遵协议。说着,又连连恳求武竞衡为他作保。
薛玉登开盒子大栓,把“顶门子”瞧了瞧,又照样推上去,把眼向我一扫,一股很复杂的表情,浮在脸上。那是思路辽远,百绪纠缠的表情,在凄楚之色中,他显然在担心,在怀恋,在自我交战,在疼爱和深恨中翻滚……然而,却有一点与巴大权子一致,那就是,希望把谈判进行下去。
论价值,冯福庆算个什么东西!而我们的指导员,我们的小何,才应是尽心尽力争取保存的。好吧,我相信了巴大权子在枪口之下的诚恳,让他重新坐在对面,谈判气氛随即恢复。然而,好个奇怪的薛玉,他忽地逼近炕来,“当”的一声,将盒子枪拍在桌心,拍在我三人都能一伸手就够得着的地方。
“枪在这儿,人也在这儿!”他对天发誓似的咬着牙说:“枪不认人,话要出在真心!
再有捣鬼使坏的,老天也不会饶他!”说罢,把春凳往前一拉,沉稳一坐,恰与巴、我构成一个jE三角。他,要做这场谈判的铁的监护。
枪,冷森森闪着寒光的枪,像一尊古重的神器,踞卧在桌心。它的存在,果然促进了谈判的进程,连我那“二换一”的提议,巴大权子竞也很快赞同,只在交换人质的方式和先后次序上,略经争执,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明日前半晌,武竟衡把指导员送到蒲台村;中午,冯福庆由老武领回;后半晌,小何由余副官的妻子陪同,直放蒲台,而我们要付的代价是,让余妻带给她丈夫一贴贵重膏药和两件棉衣……
我不以为跟敌人的一切协议,都能可钉可铆地实现,谈判桌上的胜利,显然掺有虚假成分。既然决心为民除害,就得有牺牲小何的准备。这一点,我相信全连同志都会理解。然而只有一个人始终另抱希望,他就是薛玉。
是判断错误,还是“私情”蒙蔽了理智,还是胜利的谈判坚定了他的信念,至今也不曾弄清楚。总之,当第二天接回了指导员(他已经遍体鳞伤,气息奄奄了),又放走了冯福庆之后,从中午到日落,再到天黑,薛玉始终呆在蒲台村口的雪地里,他既没有看到小何,也没有看到余副官的妻子。他把坐热了的砖头摔在树桩上,那愤怒是异乎寻常的。
第三天,部队转移了地方,但仍留下他,同蒲台村干部又守候了一天,还是满野白雪,影响全无。
敌强我弱,游击战的环境,一切事物的处理都讲求快速果决。第四天黄昏,召开了几千人的军民大会,把余副官拉出去枪毙了。布告一出,万民欢腾,铜关周围近百个村庄,几乎家家包饺子表示庆祝。可是,大会还没有开完,薛玉不见了。我到处找他,想给他疏通一下思想,不想搜遍屋角院落,毫无踪迹。大章告诉我,当把余副官押往刑场的时候,他还看见薛玉搀着个老太太,在向余副官啐吐沫,激情满脸,喜泪双流!怎么又忽然不见了呢?不一会,通信班报告,丢了一把刺刀——一把不及一尺、小如匕首、只有马套筒才能用的刺刀!
全连人都受了惊扰,战士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薛玉平日的表现,只是假积极,一到关键时刻就露出原形来了;有人说,他的思想基础就不纯,“私人感情”太重的,不可能忠于革命;打抱不平的人就说,薛玉在谈判桌上的表观不容置疑,问题是连的领导弄出了差错;一种尖锐的意见却是:既然常说革命战士最宝贵,为什么舍不得拿个臭汉奸把何玉换回来?……至于我,我只有一种预感:薛玉大概回不来了,他一定走上了冒险之路,他能成功吗?我希望他、还活着!……
果然,仅仅隔了一夜,从铜关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半夜发生的血案,死了四五个人,其中有两个八路军……我怀着极大的震动和不安,急忙撒出两组侦察员去,让他们迅速查清情况。
情况当夜就摸了回来,但说法却有三样,个个对不上头。一样说,巴大权子一得到余副官被枪决的报告,立即派人把水淀凿开一个冰窟窿。就在他绑着小何要往窟窿里填的工夫,黑影里一声“刀下留人!”蹿过一个人来,手起刀落把巴大权子戳一个透心凉,唬得伪军们魂飞魄丧,四散卧倒。来人奔过去要把小何抢走,可是,小何左腿已被打断,寸步难移,来人又背又抱,勉强将他扛上肩时,伪军们却已惊魂归窍,做好了四面合围,阴冷的枪口,组成一个残酷的圆圈,在此上天无路之时,来人忽地大笑三声,肩扛小何,横身一撞,竞连三个伪军一齐撞进冰窟窿去了……
另一样说法是:正当伪军们架着小何走近冰窟窿的时候,忽见雪地里追来一个人,巴大权子赶紧拔枪吆喝:“干什么的?”回答说:“武竟衡有急事找巴队长!”问:“什么事?”说:“余副官回来了,请把八路放走!”巴大权子正自愣神,那人一跳抓住他的枪口,白刷刷地亮出刺刀,说“快放,要不,我叫你现下开膛!”可惜他人单势孤,前头的伪军回身一兜,围住了他。就这样,巴大权子还是挨了一刀,肠子都流了出来。那个追来的人,最后是抱着小何,一同跳进冰窟窿去的……
第三种说法尤其离奇:说巴大权子正拥拥搡搡,把八路往水里推的工夫,突然“哗啷啷”一声雷响,窟窿里旋起丈多高的浪花,冒上一个人来:红衣红裙,红光乱闪,抖动丈二红缨,一枪刺来,把三个伪军穿作一串糖葫芦。只因巴大权子是挑在枪尖上,一甩抽脱,才没有带进冰窟窿里去……
这天半夜,我带一个班,把铜关镇勘查了一周。整个镇子异常死寂,连据点岗楼,既无灯火,也没声音。敲敲武竟衡大门,闭锁森严,毫无动静;打听别人,都不知下落。
转到淀上去看,确实有个冰窟窿,黑蓝黑蓝的水,汩汩有声,在冰下流得甚急。就在窟窿一旁,白皑皑的雪上,果有两片血迹,即使在黑夜中,它也红红的,十分鲜明。我们找个回子,到窟窿里去打捞,什么也没有,再搅许久,才捞上一柄刺刀,小如匕首,长不及一尺,正是马套筒上那一把……
半夜寒风飕溜溜地刮着,那一刻是多么的冷啊!……
看来,薛玉确是牺牲了。而巴大权子却没有死,足足两个月,他不曾在任何地点露面,以后人们看见他,竟然面色惨白,神情呆滞,脸上拖着长长的鼻涕,道地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至于薛玉牺牲的真确细节,一直勘查不清,日子隔得越久,越是众说纷纭:有人坚持第一种说法,有人坚持第二种说法,奇怪的是,更多的人坚持第三种说法,而且凿凿有据地说,自那时以来,那个冰窟窿再也没有冻住过,它始终翻腾着深蓝深蓝的水花,汩汩有声,长流不息,成了一口不冻的井。每当太阳出来,水花上晶红闪耀,望得见一缕缕半根头发那么细的血丝。只在七九河开,大地冰消之后,它才溶于一碧万顷、水波接天的大淀中。但到第二个冬季,水花,血丝,不冻井,又在原地出现,而且年年如此……
我的连后来调去了:赶行山,抗战胜利不久,又急调东北,不冻井始终未得一见。但在家信中偶然得知:在铜关据点拔掉之后,这井有了个名字,因为死在其中的两个八路,一个叫何玉,一个叫薛玉,人们便叫它“双玉潭”。全国解放后,还吸引着众多好奇的人常去参观。到了六十年代,当我有机会返回家乡,认真要去看看这个“双玉潭”时,却听说它在“以粮为纲”的围堤造田运动中,淤没了……
1981年3月8日于保定莲花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