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又从床下摸出酒瓶来，一气喝半瓶子，醉醺醺地连唱带比画，他要当关云长，拉着马大良当他的周仓，替他拿大刀。……
第二天早晨，白山和洪燕围着火炉子吃早点，陈光斗慌慌张张地跑来递给白山一篇记录新闻，说道：“你看看，这是啥？”
白山接到手里一看，标题是《蒋介石离陕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话》。下文哕哕嗦嗦的两千多字，只字没有提他委托宋子文全权代表他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达成了的六项协议，竟然厚着脸皮吹牛道：“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勇于改过，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
白山看完气得把它扔在地上，骂道：“真是个不知廉耻的流氓！”
洪燕拾起来，直看直生气。白山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代表团收到了没有，我给他们送去！”说时就从洪燕手里要过来，向陈光斗打个招呼，就出屋往金家巷走去。到公馆东楼见到季明，把《训话》记录稿交给他。季明一看标题，说道：“你们也收到了？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们就收好了。”
白山接着问道：“有矿石收音机的人很多，这消息很快就会散布全城。人家问起来，怎样回答呢？”
季明考虑一下，回答道：“周恩来到九府街杨公馆去了，等他们研究研究再说。周恩来昨天晚上从东城门楼回来就召集各代表汇集各方面的情况，向党中央拍电报。刚要休息，就听到中央社广播这篇《训话》。”
白山估计周恩来一时半会回不来，告辞季明，带着陈光斗送来的新闻记录稿找李浩报告去丁。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和《蒋介石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话》，很快就传遍西安城。
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南京广播电台又曾连续广播了“蒋介石昨天下午五时二十分，安返洛阳，披黑呢斗篷，笑容可掬，夜宿军官分校。”又造谣说：“讨逆军兵临西安城下，张逆学良惧而悔过，亲送领袖回京。”西安城里一些胆小的人担心何应钦这下更要疯狂轰炸，炮轰西安城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西安树林里只有淡淡的白雾，天空飘浮着一片片灰色的云朵，直到下午，并没有一架飞机来骚扰，渭南前线也平安无事。
杨虎城将军午后在新城大楼召集各界代表开会，首先报告了“双十二”事变后全国和西北政治、军事形势的新变化，他把蒋介石的态度，宋子文、宋美龄等来西安谈判和张学良送蒋的经过全都给与会者讲了。杨虎城将军用着异常沉重的语调，希望张学良将军完成送蒋任务以后，早日能回到西安主持军务，推动“双十二”事变所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热潮。他强调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魏方立和洪燕等从这个会议上回到联合办事处，召集各救亡团体的人员传达了杨虎城将军的讲话，并且当即组织成各种宣传队，准备分赴工厂、街道和四郊农村进行宣传。
白山晚上到李浩的住处，李浩一见白山就怒气冲冲地说道：“蒋介石不仅翻脸不认账，逼着张学良来了电报，要我们立刻放回在西安被扣的陈诚等中央将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长以上的将领们正在新城大楼开会研究这件事。
东北军的将领，意见很不一致。老派将领认为既然连蒋介石本人也放走了，张副司令又在人家手里，磨扇压手指头，不用说人家要陈诚等将领，即便要咱们的脑袋，为了换取张副司令安全回西安，也不得不给人家！以应德田、孙铭久等为首的少壮派，认为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捏造了个《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话》，背信弃义，否认他在西安谈判达成的协议。如果再把陈诚等放回，我们就一点儿把柄也抓不住。又说张副司令的电报，是被迫发出的，不是他的本意。因此他们坚持如果在三日之内，张副司令不回到西安，咱们也不能放陈诚等中央将领回南京去！”
白山觉得双方都说得有一定道理，问道：“杨主任的意见呢？”
“杨主任说：蒋委员长不签字，当初我是不赞成放他的。更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自送他回南京。今天我也不赞成在张副司令回西安之前放陈诚等回南京。但是，如果东北军的将领们主张先放他们，认为这样能够保证张副司令在三日之内回来，我也可以放弃己见。”
“东北军新派和老派将领的意见统一了吗？”
“没有，争得脸红脖子粗！”
白山知道东北军情况复杂，在接受中共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道路上，早存在着内部矛盾和斗争。只因有张学良的掌握，尚能一道前进。现在他刚离开不过几天，新旧两派就争吵得这么尖锐，如果再有人从中挑拨，很容易造成分裂。白山这种内心的隐忧没有说出，沉默会儿又问道：“代表团的意见呢？”
李浩与白山有同样的隐忧，回答道：“代表团对这件事的具体态度，还没有听到传达。地方党指示我们，对东北军新旧两派要多做团结工作，对具体问题，暂且不要轻易表示态度。”
东北军的老派将领，除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坐镇兰州，没有在西安外，以王以哲、何柱国等人为首，都坚持按照张学良的来电释放陈诚等中央军将领，于是杨虎城最后也表示道：“如果释放陈诚他们能保证张副司令在三日之内回西安，我也同意放他们。”并且打发自己的卫队营长宋文梅，把孙铭久请到新城办公室说道：“王军长、何主任他们都认为蒋委员长已经走了，张副司令正在人家手里摁着。咱们再扣着陈诚这些人有啥用呢？再一说，那电报究竟是用张副司令的名义发来的，咱们能够不服从吗？为了希望张副司令能早日回来，咱们也只好忍着肚子疼啦？”
孙铭久来前已经听见应德田说杨虎城跟王以哲、何柱国等会谈以后改变了态度，心里虽然还不同意释放陈诚等人，但也只得恭恭敬敬地说道：“副司令不在期间，我一定服从杨主任的指挥！”
于是由杨虎城和王以哲、何柱国等主持，设宴招待陈诚等中央军将领，并且立刻送回南京。
陈诚等回到南京，张学良接着又发来电报：“刻将扣留在西安飞机场的百架轰炸机、战斗机，连同驾驶员、地勤人员，悉数护送回京。”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争吵一番，又捏着酸鼻子把飞机放回南京了。
张学良预言回西安的三日期限已经超过，十二月三十日晨，南京电台忽然广播中央社消息：“张学良已交军事委员会惩办。”
一九三七年元旦，南京又广播：“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并褫夺公权五年，即呈国府核定。”
南京广播电台对于公审张学良将军的具体情况不敢报道。日本电台却用幸灾乐祸的口吻描写了公审大会的“盛况”，说南京国民党军警、宪兵，沿途警戒，战战兢兢，如临大敌。而张学良将军身御蓝灰色绸袍、西装裤，面容仍昔，但颇现疲倦状。出北极阁宋子文公馆乘汽车到法庭，从容进入被告席。原告尚未发言，被告张学良却争先高举历年来蒋介石密令他对日本不抵抗的手谕和电报，“大放厥词”，慷慨激昂，气壮山河。
最后竟然声泪俱下，高呼：“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这个日本电台又描绘当时的景象说：“全场大为震惊，主审官左顾右盼，无可奈何。忽有所谓受难家属蒋孝先夫人者闯入法堂，鸣枪行凶。张学良蔑视地冷笑一声，若无事然。法警拥上，将所谓蒋孝先夫人拽去，一场虚惊，暂告一段落。”
元月二二日，南京广播了行政院的命令：“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率中央军进占西安城；罢免杨虎城、于学忠等本兼各职；东北军调往安徽、苏北一带；十七路军暂且原地不动，听候处理。”
西安军民听到这些消息，异常激愤。漏网潜伏下来的南京特务和“蓝大褂”们弹冠相庆，大肆活动。他们夸大中央军四面包围西安，兵临城下的严重局面，制造恐怖气氛，威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托派分子更挑拨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关系，诋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右倾投降主义，是出卖朋友，向蒋介石买好。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以《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允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并且向全国指出今后的发展前途道：“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折不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中共代表团根据这一评论文章，分析形势，向党内外指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政策，对全国已经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影响。但是要想促使蒋介石实践他在西安所承担的诺言，使张学良将军早日安全地回到东北军，尚须西北军民和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三位一体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是保证发动全国抗战的主要军事力量。不论固守西安，或者主动转移阵地，都要团结一致。谁要是有意或无意地破坏这个三位一体的团结，都会削弱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伟大成果，并且会直接影响张学良将军的安危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发展前途。
中共西安地下党员按照这一指示，通过各种形式推动党内外学习和讨论毛泽东那篇《解放日报》社论，并且根据这一评论和指示部署今后的工作。
南京电台连日广播和中央军飞机天天来西北各地散发南京政府的上述各项命令，使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思想动荡不安。中共地下党通过各界救国会联合办事处，组织前线慰问团，对前线将士一方面进行物质慰劳，一方面宣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取得的成果和今后努力方向。洪燕参加了这一慰问活动。
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组织的抗日联军的参谋处情报科得到情报，说顾祝同在潼关就任西安行营主任，部署兵力，从军事上包围和压迫西安。戴笠也亲自坐镇潼关，把南京方面所有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有亲友关系的人，都集中到潼关，唆使他们利用一切渠道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东北军情报科派白山以“东救”代表的名义，随慰问团出发，搜集戴笠的各种阴谋活动，并且叫他通过各种关系，相机潜入潼关进行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