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让人信赖，做事让人放心
要想让别人对你放心，首先你要做得让人放心，也就是说你要先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对方的信任，只有对方信任你了之后，才会对你放心。怎么样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呢？一是要加强自身修养，做一个廉直、勤政、肯听人言的人；二是要学会圆融待人处事，用真心感动下属，用赤诚对待上司。做到了这两点，你也就学会了圆融通达，也就会取得他人的信任。
一生廉矩，以勤政为上
勤政是德政之基，善政之要，执政之魂。勤政是每一个为官者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执业要求。要想做到勤政，首先，从政者必须廉矩爱民，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次，从政者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的心不偏离爱民的轨迹。
要想做一个受民爱戴、尊敬的好官，就必须时刻地反省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只有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成为真正的豪杰。所谓真豪杰，不是指侠客，而是指那些勤政爱民的人。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
曾国藩一生勤俭节约，爱民如子，关注着民众疾苦，多次向朝廷上疏为老百姓减免税赋。他心系苍生，忧国忧民。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收入也不高，他自己的生活也很俭朴，但是他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都会尽力给予帮助。一次他将刚拿到手的工资一分不留地全寄回了家接济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他在家信中说：
我之所以拿钱频频资助他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家现在正处于全旺时期，必须格外谨慎小心，避免灾祸，还清以往欠亲戚朋友的旧债；二是家乡连连闹灾荒，盗贼四起，很多老百姓背井离乡，拖家带口到外地讨饭，我心里也很难受。为他们尽一点力，只求心安。我所寄回家的钱不得留作他用，只宜用在以上两件事上。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十多年，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在壮年时期就曾立下“心系万民，廉矩报国”的志向，要做一个内圣外王的完人。所以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为了实现“心系万民，廉矩报国”的志向，曾国藩很注重个人的修养，他希望自己的一片爱民之心能使民众折服，从而扭转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的风气。
“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曾国藩常引顾炎武《日知录》中“保国者，其材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要求自己，勉励下属。“保”即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禽兽食人，人将相食”。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兽性高涨，道德沦丧，礼法荡然，社会没有稳定的秩序。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人吃人”了。
因此，他从不把功名富贵当一回事，常常教育儿子说：
予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由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
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做很大的官，只是希望他能读书明理。曾国藩认为功名富贵强求不得，一个人能够取得多大的功名，这都是命中注定了的。但是否能做一个贤人君子则是自己可以把握的。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做贤人君子循正道而行，国运就会昌盛。做官者能够循正道，就会使官场清明，国家安定太平。他曾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坊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稗，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其实这就是经学的核心思想。所谓“作君作师”就是为官者要通过自己的事业体现出自己的思想，让思想指导自己的事业，使两者结合起来，相得益彰。“廉矩”就是这两者间的“润滑剂”。
曾国藩所说的“廉矩”可分解为“致贤”、“养民”和“正风气”。风气怎么才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人才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是致贤了。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稳定太平、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的“廉矩”思想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曾国藩出身在一个很普通的地主家庭，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这是他“廉矩”思想的基础。后来在办团练组建湘军的时候，他所依靠的就是这些淳朴的乡民。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与百姓或者士兵交往，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尊重他们，做到了这样，你才会获得他们的尊重与信任，就会得到他们的拥护。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民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曾经在官场上之所以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曾国藩尽管与官民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给他的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很受人爱戴的。曾国藩的“廉矩”思想的基础是他的农民出身，但他的这种思想更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终身向孟子学习，做一个“廉矩”的爱民者。
俗话说“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做官的目的是为了为民做主，为民请命，造福百姓。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自己“廉矩”、“勤政”。但现实中很多的为官者却“敛的是老百姓的钱，勤的是自己的政”。
真正意义上的勤政，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之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惜民心态。
圆融通达不会伤害人
与人相处，总会有意见不合而发生口角的时候，这就有可能伤及他人，轻则遭人嫉恨，重则丢官丢命。那么为人之技应当是什么，虽然各家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加强自身修养，圆融通达行世。
曾国藩就是一个很注重品行，以圆融通达行世的人。他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而不倒，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为人圆融。但是曾国藩的圆融通达并非天生就具备，而是经历了诸多的苦难之后，逐步磨炼出来的功夫。
下面我们具体探讨一下曾国藩是怎么逐步学会了圆融通达的，他都经历了哪些对他影响很大的事。
（1）“闭眼蛇”的由来
一个人的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是最深的。在生活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一般会有一种优越感，做事更有主见，任何事情都敢尝试，这样的孩子比较喜欢争强好胜，受不得委屈。曾国藩就是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他也毫不例外地养成了一些公子哥的爱斗狠的习气。
根据史料记载，曾国藩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孩子，遇事受不了一点委屈，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九岁的曾国藩跟着父亲到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一天，曾国藩与主人家的孩子吵了起来，没有想到欧阳家的主人处处维护自己的孩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曾国藩非常生气，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给砸了，为了解恨，又掐死了金鱼。
十二岁时，曾国藩有一次与小伙伴在神庙里玩，一不小心就把神王给撞翻了，小伙伴偷偷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父亲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曾国藩后来把那个告密的孩子痛打了一顿，还把神王画了个大花脸。
曾国藩性子粗野，爱惹是生非，又天生一双三角眼，因此，小伙伴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闭眼蛇”。
优越的家庭环境，使曾国藩事事都很霸气。得理不饶人，无理闹事对他来说，就像是家常便饭。从以上两件事中可以看出幼年的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甚至在他的身上还有点痞子气。
（2）青年时的自负
曾国藩在二十八岁那一年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散馆，考试后授翰林院检讨，官衔为从七品。到他三十七岁的时候，已官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品级为从二品，跻身朝廷大员的行列。这就是曾国藩的“十年七迁”的升官之路。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他喜出望外，马上给祖父写了一封信：“我由六品升至二品，超越四级，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从这句话中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悦与激动。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我时常害怕祖宗会庇佑我一个人，让我一人把官都做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在湖南，三十七岁就能做二品官的，除了我，再没有其他人。”
曾国藩的自负所换取的结果是什么呢？傲物。从咸丰二年开始，曾国藩就长期在从二品衔上徘徊不前，不仅品衔没有上去，而且连实际职权也没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客寄虚悬”。直到咸丰十年四月，才又授予他署理两江总署，“虚悬”才变成“落地”。从咸丰二年算起，前后经历九个年头。这就是曾氏的“九载虚悬”。
在这九年当中，曾国藩处处受人排挤，做事多有不顺，究其原因，还是他锋芒太露，不够圆滑。
（3）四十岁时的醒悟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中的腐败以及树党营私非常厌恶，不愿与那些人为伍。为此经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打压。
后来率领湘军东征以来，打了很多的败仗，搞得自己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为此还自杀过好几次。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在个人修养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酉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他转变了为人处世的态度。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4）悔悟后的复出
一年以后，曾国藩再次出山，因善于应酬而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
我这次出山，已经有十个月了，把自己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剿灭贼寇上了，至于官场上的各种应酬也都能顾及，对于各种信函也能做到有信必复，当天的工作也力求当天能完成。
曾国藩在各种磨难中，逐步变得圆融通达，一生兢兢业业，勤政为民，受到了世人的好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事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请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迁，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一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吁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勒而动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诗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徐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把下属当做良师益友
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能力所不及的地方，每个人也都会有值得学习的知识。作为领导干部，从自己的部下身上学习，不但能弥补自己工作的不足，还能促进上下级关系。
世上的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值得对方学习的优点、长处或知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学习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向谁学习；学习也不是一个时间段的事，而是一个伴随终生的过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却不这样认为。
有些领导干部往往存有程度不同的“领导高明论”，这些人认为自己身处高位，能够高瞻远瞩，所作出的决策要比下属的观点更有眼光、更正确。如果自己向下属学习，就会给人一种“领导还不如下级”的感觉，显得无能，失去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