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者，说也，讲也，谈也，发议论、发感慨、发指示也；“作”呢，记也，刻也，写也，写文章、写著作、写诗赋也。这是“述”与“作”的原始含义。
后人评述孔丘孔老夫子，曾谓其述而不作。目前留存的在中外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和价值的《论语》，并非出自孔夫子手笔，而是由他“述”，而由其当世或后世弟子“作”或“追作”的。
述而不作，孔夫子确实够潇洒的。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的文人学者思想家经世致用精神极强，而彪炳后世之心不浓。孔夫子周游列国，殚精竭虑，在于想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改造社会，在于通过“克己复礼”，使“天下归仁”。他广招门徒，有弟子三千，其目的主要的还是为让后人推行其政治主张，实现其政治理想，而非留存以至赞美他的思想。倘若孔夫子只求名，求万古不朽，便用不着像被某些人十分不恭地描述的“累累若丧家之犬”样去到处游说，而关在家里著述，或开一书院，边教弟子边著述，其学术成就会大得多。留给今天的，也绝不是一本薄薄的《论语》，很可能是皇皇数百万言数千万言的巨著。
孔夫子的行为值得遗憾吗？愚以为非也。孔夫子的伟大，在于他不但是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政治家；不但留下了思想的辉煌果实，而且留下了行为的积极典范。孔夫子是入世的，而且歪打正着，在历史上也留下了更加深刻的痕迹。记得一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有世界性”，套一下这种语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命题，越是时代的越具有历史性。孔夫子便是如此。
对于孔夫子式的“述而不作”，我们应当很好地提倡，能发扬光大当然更好。我们现在某些人太禁不住发两篇文章出两本书的诱惑了。有些本不以著书立说为业的人，为了要表现其“雄才大略”，为了让上面注意自己，心思主要不在工作上，不在如何恪尽职守，搞好自己所主管地区部门单位的事业上，而是在比点子、比思路、比文采，比发表文章的多少、报道级别的高低上。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这种“述而不作”，便是我们所要论及的“述而不作”的引申含义。当然，这个“作”如果要写准确的话，应当是那个“做”字。
要求领导干部有理论思维能力，鼓励他们著书立说，这也许没什么不对。但有前提，那就是首先要致力本职工作，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维，在提出理论观点的层面上更好地进行实践。不能本末倒置，撂荒了主业，工作搞得无声无色甚或一塌糊涂，却“经验”一大堆，“理论”几大本，这样的所谓经验和理论，有多少是真才实学是合乎事理逻辑的，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价值，只能是装潢自己、蒙蔽别人、欺骗别人、吓唬别人而已，岂能用之指导实践。因此，对于此种“述而不作（做）”，应当坚决予以摒弃，不能使其泛滥，不能助其长势。对以此道来往上爬换大帽的，应当让他们彻底失望。倘若搞不好工作没有政绩，群众不赞成，不拥护，不高兴，不答应，即便在世界级的报刊社出版社发文章，出专著，也不能遂其“以文换帽”的心愿。
在“述而不作”引申义上，还有一种现象，即某些人既无本事干好工作，也无本事著书立说，但还要发文章出书籍。办法何在？在于让别人捉刀代笔，通常是由秘书班子来炮制大块头、小块头，大部头、小部头。这种“述而不作”，实际是既不述又不作，是更加露骨的沽名钓誉，实在有伤中国人诚实的大雅。但以目前中国的状况看，这种现象却最为普遍，普遍地让你举目可望，俯拾皆是。有奈乎，无奈乎？无奈乎也！那么百姓该怎么做，不去看，不去听，不去鼓掌可也，要出风头便由他去出好了。
1994.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