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火柴有价值，而且极有价值。不论人们有明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还是朦朦胧胧懵懵懂懂稀里糊涂说不上学科性的价值观，对上述结论都不可能不予赞成。遥想燧人氏之后的某一个年代，人们划亮第一根火柴之时，点明了眼睛，点亮了黑夜，也进一步照亮了人类进化进步的道路。
从经济学、商业化的角度看，火柴的价值似乎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改革以前火柴制造业带有社会福利性，制造得越多，赔钱越多。改革以后虽然火柴成倍涨价，也只是微利而已，没有听说过某地某人因办了火柴厂而大发特发的消息。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火柴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虽然现在可以采用电子打火技术，但离开了火柴仍然感到不便。火柴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火柴还与政治密切相关，准确地说，与人们的等级身份密切相关。不知列位看官注意了没有？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民被捧上了天，“贫下中农”就是革命的同义词国家主人的同义语。可就在此时，中国的农民虽“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虽披星戴月超体能超负荷劳作，但却混不饱自己的肚子。相当多地方的数以百万、千万、万万计的农民，一个壮劳力的工分日值为一盒火柴——一两分钱人民币。说可怜，说悲惨，说不可思议，说什么都可以，但你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一盒火柴。它的存在，便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有这一盒火柴与没有这盒火柴大不一样。有，便意味着你是主人，是依靠力量，是合法公民；没有呢，则可能就是流民（所谓盲流），是专政对象，是在逃犯。有，便可以批判斗争别人；没有呢，也只有挨批挨斗挨整的份儿了。有，你的子女便有千分万分之一的希望参军、招工、当工农兵大学生；没有呢，你的子女只好当黑五类、兔崽子，至多是“可以改造好的某某子女”。所以历史学家可千万不可以忽视甚至不可以轻视这一盒火柴。对“文革”时期的农民而言，它有如《水浒传》中柴进家皇帝颁发的“铁券丹书”，有如美国的绿卡，有如各国发给外国使馆人员的“外交豁免权证书”，其意义实在大得很。当然历史学家在写这段荒唐辛酸历史之时，对这一点要予以格外强调，特别要用西方人能懂的价值观予以解释，不能授洋鬼子以笑柄。我们真要十分诚恳地拜托我们尚未出世的历史学家了。秉笔直书不错，但“直”得要让我们瞑目啊。
历史在不断推进，火柴的价值也在发生着变化。改革开放已使农民摆脱了超经济的强制，农民的日收入同一盒火柴已不能画等号，这是可贺可喜可歌可泣的事情。关于农民与火柴的话题可以就此打住。
二
再来神侃一通火柴的有无与烟民等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或曰阶段性跨越。过去有句顺口溜，说有烟有火为一级烟民，有烟无火为二级烟民，有火无烟为三级烟民，无烟无火则为四级烟民。烟民的等级大体以此排定。这里只讲有无而不讲何种牌子的烟，大概与那时烟的差价并不十分大有直接瓜葛，也与从前不以烟牌论身份有一定关系。不像现在，烟的差价已以十倍百倍计算。这些都可以不去探究。需要强调的是，小小一盒火柴，在烟民中也有直接的等级分量。你就是有“牡丹”“前门”（低水平中的高水平）“红塔山”“中华”“三五”“万宝路”（高水平中的高水平），你没有火，也只能当二等烟民。退一步说，你就是买不起烟，只揣一盒火柴，你也是三等烟民，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受别人递过来的香烟。可没有这盒火柴呢，你便一落千丈，只能当最低一级（实际是等外）的烟民。
令烟民欣慰或者不安的是，历史的变迁终于使自己的身份地位对火柴的依赖来了一个大翻转。现在有烟有火的反倒成了低等烟民，无烟无火的可能又是最高等级的烟民。有官有权有势者，自然可以不备烟火，手一伸，便有人递烟；烟一到手，便有人点火侍候。他们毋须带烟带火，可以视为“没有”，或者虽然他们带了，但那是有求于他们者送的，仍然可以视为“没有”，可他们特等烟民的身份，令谁也不可以抹杀。诸君瞧瞧，这一变化是何等的精妙绝伦耐人寻味。世间的事便是这样，火柴对农民与烟民身份等级关系变化的影响也是合乎历史辩证法的。谁说不对，愿听高论。
1994.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