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该死”是奴婢对主人、士卒对首领、太监对总管、大臣对国君惩戒指责的回应。不管自己对与错，只要主子不高兴、不满意、生闷气、发脾气，那都是“该死”的，当然还须缀上请老爷、请太太、请长官、请娘娘、请殿下、请陛下“饶命”“息怒”之类的请求。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便是对上下级关系的“正确对待”。中国人尊卑贵贱的分野是很清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往上推，到了皇帝老子那里，就更神圣威严邪乎了，“朕即是法”。法者何也，这个“法”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的条律，它除了判定罪与非罪，罪之轻重外，还含有哲学、伦理、宗教等各种含义，可以制定是非，引导或钳制思维，教化民风。这个“法”具有上帝之语的地位，黎民百姓是不可以问其对与错的，甚至不可以“腹诽”，否则便是思想犯罪，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奴才该死”是中国人政治意识与心理素质的合理组成部分。
对于“奴才该死”，现今的中国人只能从小说从杂志从电影电视中去接触去“享受”了。现今的中国人似乎已不再讲“奴才该死”之类缺乏人本主义精神、缺乏情调、有辱自己同时有辱上峰的语言，而代之以“对不起”，“是我的责任”之类的文明而规范的语言。这是不是意味着“奴才该死”已在中国绝迹了？老牛以为难也。大凡一种渗入民族骨髓的东西，是很难一下子被遗忘被抛弃的。我们现代的某些人仍有“朕即是法”的观念，要求臣民仍需时时刻刻在心中默念“奴才该死”的责语，而我们的国民我们的拥有相当一级乌纱帽的“大臣”“小臣”们呢，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奴才该死”的反省与自责自律。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时髦、人人害怕但又人人喜欢的词，叫做“批判”。何为批判，从字面看，意为批评与判定。但巧就巧在，在社会实践中不折不扣地运用了这一顺序有毛病的词语，对一种思想、一种事物、一种现象、一个人往往不是先判定其有无错误，错在何处，而是先批、先整、先置其于死地并踏上一只脚，然后再判断其正误。若判其确实错误，则为大批特批而庆功并论功行赏；若判其并无错误或无大错误，也没什么了不起，活该被批者倒霉。在这方面中国文化的精妙处在于受批判时无错也得认错，批错了也得说批得好，批得自己思想开窍、身心舒服、心悦诚服。用一句很现代很有特色的语言来表述。叫做“正确对待”。可骨子里呢，还是那句“奴才该死”，最重要的是要臣民“正确对待”上峰。
当然，“奴才该死”也有正确对待“奴才”自己的一面。上峰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批判，你本没有错，但也要“低头认罪”。对非理性非人道的思想批判与人格摧残不反驳、不抗争、不投诉，那就会博得批判剧编剧与导演的赏识、信任与重用。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位地委书记被问到坐“土飞机”的感受时，此君说，群众是对的，坐土飞机可以使自己清醒等等，使有资格问他的人龙心大悦龙颜大喜，以为此乃“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典型。于是好运接踵而至，此君由六品官一跃而中央委员而政治局委员。
“正确对待自己”的另一面，是在“奴才该死”声中为自己的历史辩护。如一将军，整彭德怀时扮演过捏造、告密等不光彩的角色，后来自己也被批判被关押被致残了，此人出狱时坐吉普车路过天安门，竟一路向巨幅画像敬礼而去。这里面，肯定过去“左”的一套仍意味着肯定自己，“正确对待”各种错误的批判也许是在“正确对待”自己并不辉煌的历史的一面。
封建朝代作古，“奴才该死”之声便越来越弱；“文化大革命”寿终，“正确对待”便失去了市场。但中国人千万不要忘乎所以，要时时警惕其借尸还魂，防止其死灰复燃。
1994.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