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人们揭露了人性的区分。身陷七情六欲的人不能自拔，自然身处欲界，被世事的烦恼所叨扰。如何欲令自己走出迷乱的人生，唯有出入随缘。入则在人世好好地活着，出则到山野中寻找意趣，人生的路总是由自己来走，不必为了追求“得不到”而太匆匆。
俯仰皆是死，做人当坦然归去
生活在元代的普通百姓，许多人都过着衣衫褴褛、三餐不继的生活。然而也不乏春风满面的得意者。如果是开国功臣、身居要职，或位高权重、皇帝青睐，又或屋有重金、娇妻美妾，人生当中具备这写条件当中的任何一项，就足矣过着美满的日子，而伯颜一人就将这些条件尽享。
伯颜生于西亚蒙古四帝国之一的伊儿汗国，是蒙古巴邻氏后裔，他的祖父阿拉黑、祖叔父纳牙阿都是成吉思汗的开国元勋，他的父亲晓古台和他本人臣属成吉思汗幼子托雷家族。想当年托雷做监国时期，就注定了伯颜的家族不会在元帝国中变得平凡。一次偶然的机会，伯颜入朝给忽必烈奏事，结果忽必烈一眼就看出他以后必成大器，将其留任在身边。不久，伯颜便先后升为中书左丞相、中节右丞、同知枢密院事，专司主持伐宋的军政要事。公元1273年，忽必烈汗任命他为伐宋军最高统帅，与左丞张弘范兵分两路攻打南宋。当陆秀夫与宋朝的小皇帝跳海之时，宣告了以伯颜为首的蒙古南伐军大获全胜。
甩鞭下马，伯颜大踏步走进了位于临安的南宋皇宫，两侧铁甲兵以整齐的步伐跟在他的后面，轰鸣的脚步声响彻殿霄，盔甲明晃晃的光泽为瓦片染上了一层雪色。蒙人当时的意气风发，怎能用语言来形容。当晚，伯颜便命人大摆宴席，与张弘范举杯同庆。
金鱼玉带罗阑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
——《喜春来》伯颜
酒过三巡，兴致所至，伯颜忍不住唱了起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酒后慷慨陈词，伯颜也想试试这种爽快的滋味。位及行中书省丞相之职伯颜，人生得意在所难免。在这曲《喜春来》当中可看到他之所以得意非常的原因：腰缠玉带悬金鱼配饰，出入身穿紫气东来袍，乘的是一品大臣黑盖红幡车，笔尖所写的是主宰大好河山未来去向的文书，谈吐运筹帷幄，行走迅疾如风，生平不做他事，专为帝王解忧。此等业绩，伯颜当然有理由大谈特谈。
张弘范坐在在一旁听得热血上涌，忍不住也跟着迎合一曲：
金装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绿杨影里骤骅骝。得意秋，名满凤凰楼。
——《喜春来》张弘范
看元帅伯颜一副自豪的模样，张弘范也以《喜春来》为牌子做了此曲，他说自己不但有玉带、红绒，还有宝剑和代表军威的虎头配饰在腰间，行头上也不输伯颜。想当初他在厓山海域与宋将张世杰对阵时，张世杰据厓山天险，以守代攻，张弘范遂封锁住了海口，切断了宋军淡水的来源，硬是将宋军围困击败。看着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幼主赵昺跳海而死，张弘范将南方海域悉数平定，甚至还在石壁上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嚣张一时，名满“凤凰楼”。“凤凰楼”地处武则天的故乡，弘范用它来指代天下，意思是说自己已经名扬大江南北。
伯颜听出张弘范话中的意思，对他颇为不屑。张弘范逼迫陆秀夫和宋室幼帝一老一弱惨死，伯颜不认为那是大丈夫该有的作为。他伯颜一生最重视的并不是名誉和富贵，而是如何管理这偌大的疆土，为帝王分忧。成大事者不单要有一颗骄傲的心，更要有广阔胸怀和深远的思想。
“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得意之际，绝不能忘了自己身兼护国的重任。伯颜灭宋之际，始终都在想方设法为元王朝拉拢人才。当初元兵俘虏宋朝明臣文天祥，伯颜是蒙古将领中唯一主张力劝文氏投降的人。文天祥乃治世之才，如果忽必烈能得到此人相助，相信蒙古江山会更加稳固。此时的伯颜不但有眼光，而且能做到不忌才，在元人当中难能可贵。不仅如此，在他劝文天祥时，被后者骂得狗血淋头，他却毫无怒色，这份胸襟与他在曲子中所展露出的气度如出一辙。
蒙古人南下灭宋，伯颜可以说是第一个迈出铁蹄的人。虽然在当时看来伯颜是个负面角色，但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只能说各为其主，他站在自己的职位上，做着他该做的事情，无关是非。他是元朝的一代良相功臣，与过往朝代开国功臣的畏首畏尾截然不同，他并不怕帝王的猜忌，因为他坚信自己始终忠心护国，不仅如此，他与帝王结下了身后的友谊，互为知己。作为开国元勋，其实就当有他的恢宏气魄，无论谈吐行动都能做到来去自如，毫无遁世、厌世之气。在诺达的元王朝里，四处都是退隐之声，而他的《喜春来》却成了一反隐退的声音，令人浑身一阵。
宋灭之后，伯颜随忽必烈南征北战，曾平叛王乃颜之乱。乃颜本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为元朝蒙古宗王。忽必烈给他大面积的封地，为他建立行省，施行地方自治。但乃颜仍不知足，勾结成吉思汗的两个弟弟哈撒儿、合赤温的后代势都儿和胜纳哈儿、哈丹秃鲁乾等人，举兵叛乱。
伯颜与忽必烈的爱将玉昔帖木儿一上阵，将叛军打得屁滚尿流、仓皇而逃，回京之后两人分别得到嘉奖。伯颜在两年后遂升为知枢密院事。由于元江山未定，时有叛乱发生，伯颜一直奔走于战场。一生过于直顺的伯颜，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遭到谗言。一些朝臣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罪名在元世祖忽必烈面前大说特说，令忽必烈心声疑窦，忽必烈左思右想，深怕再有变乱发生，决然将伯颜罢职。世祖死后，铁穆尔即位，立刻将伯颜官复原职，但此刻已是“廉颇老矣”，一身病痛的伯颜无力再上战场，于第二年病卒家中，被追溯为“淮安王”。
淮水历来是元朝认为最重要的南北水域、气候分界线，军事意义非凡，以“淮安”二字作为伯颜的谥号，说明帝王肯定了他一生的丰功伟业。
曾经的伯颜是战场上的枭雄，做好了马革裹尸、客死异乡的准备，对军人来说这是最有尊严的死法。虽然他很想实现这个愿望，但命途的波折并没有给他机会。不过，伯颜死后被大肆追封，证明他是个真正的军人，为元初第一将当之无愧。如果伯颜能再于尘世走一遭，回忆往昔何事最销魂，当然还是他刚打下宋氏天下后在盛宴大唱《喜春来》的时刻，人生的意气风发全在雕梁画栋间徘徊；还有那些打了胜仗班师回朝的时刻，他从未想过居功至伟，随身只带破行囊衣被，上朝时军服败堪堪，俯身跪地不求名，但望安定元江山。功、名集于一身，还有什么不知足呢，即便死去也可以安心闭上双眼。人生一世，从何而来，复归何处，俯也是死，仰同样是死，走到最后始终是要躺下来谦卑躬身的结束。什么都拥有过的伯颜什么都不怕失去，结束得很淡然，也很坦然。
遁去的潇洒与爱世的诚心
普天之下，皇天后土，羡煞世人的居士，除了陶渊明和黄裳恐怕就再也没有别人了。先说黄裳此人，该黄裳并非彼黄裳——宋神宗时期名臣，他乃是金庸笔下的武学奇人，曾竟在宋徽宗手下做过小文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读书的过程中竟然悟出一套道学武功，便被皇帝派去剿灭明教。后来黄裳寡不敌众，负伤逃进山林，决定苦练绝世武功，以图报仇。哪能想到他的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回到尘世之后竟已经过了四十年，仇人全部死光，黄裳只好把武功写了下来，《九阴真经》就这样诞生于世。
一本武功秘籍，在南宋武林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谁都想得到。如此说来，黄裳不被人艳羡吗？如果身边有这么一位武功高强的人物，恐怕谁都要立刻给他磕三百个响头，只为从他那里学点皮毛。但黄裳并不是因隐居出名，而是因武功高绝而被人追。而陶渊明才是真正的居士，他为隐居而隐居。后者单纯的精神，使他成了隐居者的精神鼻祖，虽然不是第一个远离尘世者，却说出了世人的心念。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青山绿水，老树昏鸦，别管景色是美得无边，还是颓得无尽，总之旁无车马喧闹，耳边自在清净，生活的“真意”二字你就可以得到了。只有陶渊明这样超现实的人，才能想到去寻桃花源，才能了解山下采菊的乐趣。因此，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都把陶渊明奉为偶像，诗里诗外都在追捧。在元代受苦受得够了的文人，没有办法发出伯颜那种兴致勃勃之语，便都开始艳羡上陶渊明，爱上了隐居的生活。
想要成为隐居者的人多是生活经历颇为坎坷的人，他们作出这种选择大多出于以下几种缘由：一些人想要谋得终南捷径，所以借隐居抬高身份；一些人终生未能融进官场大熔炉，失望无奈采取遁离；一些人进去了熔炉发现耐不住高温又跳了出来，这是明哲保身；还有一些人进去大逛一圈，发现没什么意思，就到山野寻找新鲜空气。无论原因、目的为何，总之隐居是个吸引世人的生活方式。
可怜秋，一帘疏雨暗西楼。黄花零落重阳后，减尽风流。对黄花人自羞。花依旧，人比黄花瘦。问花不语，花替人愁。
——《殿前欢·对菊自叹》张养浩
此曲是张养浩逛遍官场大熔炉之后所做。很多诗人、词人都好“自叹”，因为自言自语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排遣抑郁的方式。养浩的《殿前欢》中“自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找了一株菊花作为倾诉对象，因为菊花不会言语驳斥，可以任养浩任意牢骚。
西风碎减叶飘零，养浩推开了窗子，映入眼目的不是一帘幽梦，而是凄冷疏雨，从楼瓦躺下，化作雨帘。重阳节后，菊瓣满地，曾经的鲜艳夺目的花朵落去了大半。花虽败落，但那些依然在枝头盛放的秋菊仍保有风采，养浩再一看自己，却已瘦得不成人型，他忍不住问花，自己该如何是好，花虽不语，想必它也在为自己感到忧愁。本曲以通感的手法来结束，一句“花替人愁”，顿使曲子中的愁情变得更加浓郁。养浩的自怜自惜赫然在目，令人也想化作秋菊，成为倾听他的对象。
张养浩本并非好隐逸之人，少年时才学闻名天下，19岁入朝为官，在真正退隐前身居要职，高官厚禄享之不尽。他为官清正、刚正不阿，“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百官敬畏，民心拥戴。可是为官三十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感到“看了些荣枯，经了些成败”，一切都显得那般无趣，遂辞官回家，隐居于世外。朝廷六次召他入宫，都被他婉言拒绝。想来他是知道自己在朝中触了太多的逆鳞，早晚要遭到暗害，不如就此收场。
放下了朝政的担子，养浩的心思全落在作曲弄文当中，对生活和命运的吟咏成为了他的文学主题。一株菊花就这样化作他顾影自怜的倾听者。在《殿前欢》的曲子中，他本认为凋零的花应比他更自怜，但实际上菊奈秋风的能力远超乎他的想象，于是养浩才想，也许菊花是在替他悲苦，是以纷纷凋谢。
心存悲伤的人看到任何东西都会产生感叹，把事物变化想象得与自己有关。秋雨化作菊花的“眼泪”，在曲人的眼中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菊花为哭不出来的他所流。
养浩之所以写“对菊自叹”，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菊花是陶渊明的最爱，陶渊明经常对菊咏叹，表明心迹。养浩选用菊花，自然是说自己也想如陶渊明一样，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居者。往日的宦海风波已成过去，鸟儿返林、鱼儿纵渊，那时的陶公何等惬意，养浩也想成为又一个陶公，过着池鱼在故渊的生活。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云行踏，云山也爱咱。
——《雁儿落兼得胜令·退隐》张养浩
脱离官场的日子是闲适异常的，他每日都到家门前的山中漫步，偶尔坐看晴空之上云来云去，欣赏如画山色，写下了上面这首退隐的曲子。举目望去，山色因云的有无而忽明忽暗，云则随着山的高低忽上忽下。天地见的景象真是奇妙。他拄着登山的拐杖，抬头看到云山相依相偎，低头可见山下的人家，周围则是山猴戏耍，野鹿徜徉，芳草遍地，如临九霄仙境。他就这样怡然自得地看呆了，恨不得扑进云团、扎身花野。没有了烦恼，一切都变得比以往更美好。这一刻，山水与他于共融为一体。
离了省堂回到家乡，每日对着荷花烂漫云锦香，养浩玩得痛快。他还给自己的隐居别墅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云庄”，意思是说自己能够身在云端无拘无束。庄内置有一座绰然亭，风姿灼灼，周围的花与竹无半点俗气，空气中飘着水和山的清香。此等“美色”当前，用养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著老夫对着无限景，怎下的又做官去？”美景在手，实在舍不得它而去做官。
不过，处江湖之远，心虽不思庙堂，养浩仍有很多挂牵。天历二年（1329年），朝廷以“关中大旱，饥民相食”为由请他担任陕西行台中丞前往赈灾。此时的养浩身染重病，卧居云庄，多日不出，但想到灾民受苦受难，他强打起精神收拾包袱上任。途径潼关，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养浩不禁仰天悲呼：“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千年一叹，能有比此更沉痛的吗？
辅一上任，养浩四个月未尝回家，每日在灾区居住，鼓励灾民，躬身劳作，终因劳瘁而猝死于灾棚之内。在字数不多的《元史》中亦曾记载过这样的情景：“关中人闻养浩死讯，哀之如丧父母，痛哭失声，震撼云霄。”
云庄外的山色依旧，庄内的人却已不在，绰然亭还在等着它的主人来乘凉，可是时间久到山色空蒙、霜落长亭，那抹淡然的身影仍然不归。原来，即便世外美得令他再不舍，他还是眷恋着值得怜悯的尘世。寄托主人心念的云庄，那时的悲伤岂止逆流成河。
不求为圣贤，但求诗文中作不朽鬼
世间存在着许多酒囊饭袋、醉生梦死之人，同样也存在着该被载入史册的不死之鬼，那么，在这偌大疆域的元王朝里，那些出身卑微、职位不高却才识渊博的剧作家，他们记载下了人世的苦难，为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发出不平的鸣声，并且留下了经世不朽的文学作品，这些人也应该像明德圣贤、忠臣孝子一样，被载入史册，成为书中的不死之魂。
钟嗣成在撰写《录鬼簿》时，于前言中便表明了自己为何要为元杂剧家、元散曲家立传。上面这段话便是《录鬼簿》前言的大体意思。本着这种信念，钟嗣成煞费苦心，终于令许多元文人不至于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即便一些文豪没有生卒年份、家学渊源可以记载，可是钟嗣成都想尽办法去推考他们的行迹、载下他们的笔墨。一部收录了诸多人心酸和成就的《录鬼簿》，成就了元文人，恰恰也成就了钟嗣成的一生。
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批驳那些苟求名利的世人是“酒囊饭袋”，不是自诩自身有多么高明，他也曾屡次求功名，不成之后才退隐江湖。古语有云：“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对于满腹经纶的文人来说，入仕做官是最好的出路，十年寒窗苦读，不外乎为了谋得一官半职，得以一展长才，且能混口饭吃，那些不求功名的免俗者少之又少。张养浩、马致远、乔吉、白贲、郑光祖、张可久、徐再思等曲坛名家，哪一个不是求功名之后才知是一场空。人总是像孩子一样，没有越过那道门槛就说外面的世界好，等越过去了再想回来时发现里面的世界也变了。
嗣成一开始也抱着同样的求名心态，毕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充分地在他的身上有所表现。元末，少年嗣成寄居杭州，在当地求学，受邓文原、曹鉴、刘濩等大儒的指导，同窗好友中还有后来的戏曲家赵良弼、屈恭之等人。他并非愚笨之人，反而满腹的治世之策，一心想要报效朝廷，却屡试不中。后来虽然当了一阵江浙行省任掾史，但一直得不到升迁，终看透官场的真实面目，回家写书、教书去了。不过，他并没有因为郁郁不得志而消沉，胸中还存有文人应有的气节：宁做一个民间教学的乞丐书生，活得潇洒快活，也比浑浑噩噩的度过余生强上百倍。下面这两曲《醉太平》姊妹篇，便是他退居时表明心迹之语。
风流贫最好，村沙富难交。拾灰泥补砌了旧砖窑，开一个教乞儿市学。裹一顶半新不旧乌纱帽，穿一领半长不短黄麻罩，系一条半联不断皂环绦，做一个穷风月训导。
绕前街后街，进大院深宅，怕有那慈悲好善小裙钗，请乞儿一顿饱斋。与乞儿绣副合欢带，与乞儿换副新铺盖，将乞儿携手上阳台，救贫咱波奶奶！
——《醉太平》钟嗣成
贫而风流生活比做个有钱人容易得多，虽然住的是破砖漏瓦，穿的是破烂袍服，教的是贫人、乞丐和小孩，单成为穷教书的其实也挺有意思。在大街小巷里讨口饭吃，如果遇到个漂亮好心的姑娘，施舍他一两床被子，给他个扎衣服的腰带，再和他谈谈情、说说爱，叫他叫她祖奶奶都成。
《醉太平》中的主人公是嗣成的自喻，看似倒像个泼皮小乞丐，语气满是调侃和撒泼，煞是可笑。然而，曲中人的生活境遇却正说明了元代文人“一无是处”的真实情况。在当时，民间有句流行语：“九儒十丐”。意思是，文人的地位仅仅比乞丐高一等。很多人读书读了一辈子，始终未能举士，如钟嗣成般被埋没乡野，莫怪他们要嬉笑恶骂、自讽自嘲。钟嗣成在《醉太平》里的显露的心声，同时也是大部分文人的怨怼和无奈。而嗣成决定写下《录鬼簿》，也正是由此引起，他希望藉由自己的笔，将那些被埋没乡野的才子佳人尽数录下。
每记录一个人，嗣成总要反复琢磨，给予中肯评语，体察他们的生活境遇，细想他们的品格，在体味他人的生命意义时，也时时地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
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百年光景还争甚？空赢得雪鬓侵，跨仙禽路绕云深。欲挂坟前剑，重听膝上琴，漫携琴载酒相寻。——《凌波仙·吊乔梦符》钟嗣成
因为文提挈的需要，讲到前辈大家时，嗣成多会做一曲或一诗为其总结或是吊念。此曲正是为乔吉（梦符为乔吉的字）所写的悼词。如果留意乔吉的人生经历，会发现他与嗣成的一生极其相似。两人都曾在杭州寄居过多年，空有报复却始终作为布衣以了残生。最后，乔吉选择浪迹天涯，嗣成则窝在杭州城中教书写剧本。
嗣成笔下的乔吉，一生孤独，流浪“湖海少知音”，费尽心思争得功名，百年光景过后只剩满头白发，继而驾鹤西去。乔吉曾自称“不应举江湖状元”，表示江湖中的才子绝不去争名逐利，对自己外出旅行和放荡生活给以安慰似的肯定。乔吉自我疏解，故作潇洒，但嗣成却知他实则凄苦，是以在《凌波仙》的前半曲书写乔吉悲情的生活经历。乔吉死后，嗣成很想到他的坟前洒一杯水酒，挂一柄长剑，弹一曲乔吉所做的曲子，以慰乔梦符的魂魄。
“挂坟前剑”是嗣成引用春秋时季子赠剑给亡故的徐国国君的典故。季子答应将剑送给徐国君王，可是徐君早死，所以季子将自己的剑挂在了徐君的坟前。嗣成用此典故，既是同情乔吉的境遇，也说自己把他当做了知音人。另外，嗣成弹乔吉的曲子以悼念他也事出有因。乔吉是元代词曲大家，他总结的作曲经验：“凤头、猪肚、豹尾”六字诀，甚至被后人拿去用作形容写文章，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乔吉的曲子也被赞“神鳖鼓浪”，“波涛汹涌”，“截断众流”。嗣成对他的文笔佩服得五体投地，想以唱乔吉的歌悼亡他，完全发乎情、止乎礼。再者，乔吉生前确与嗣成相识，作为朋友，嗣成抱琴在乔吉的坟头上唱悼念曲，谁人也阻不得。
纪念亡友的同时，嗣成何尝不是为自己的身世感到可怜、可悲。乔吉与他遭遇如出一辙，他在悠悠的琴声中叹乔吉，当然也是叹自己。乔吉生前曾明心志：“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嗣成也是抱着这种想法，不求成为历史长河里闪耀的明星，只去饮酒观风月，做那《醉太平》里的泼皮无赖小书生，醉生梦死，人生方修。
眼前此刻，再一看《录鬼簿》中的诸多曲人，与钟嗣成的背影均渐渐重合，他们都是满怀凄怆和不平的混世遗珠，同嗣成一样，不再苟求成为史册里的圣贤，但愿成为野史残录里的不死鬼，至少，他们的人格和气节没有被埋没。
汲汲营营，怎敌淡然退却
在唐代的时候，有位名叫司马承祯的人，住在都城长安南边的终南山里，几十年未曾踏出半步，他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白云，意思是如白云般高洁。唐玄宗听闻此人，知道他是个高士，便派人去请他出仕做官，却多次被司马承祯谢绝了。于是唐玄宗替司马氏盖了一座讲究的房子，叫他住在里面校注《老子》一书。司马承祯完成《老子》校注后，将书交给玄宗，便准备回到终南山继续隐居，恰巧遇上了曾经在终南山隐居，后来做了官的卢藏用。
司马承祯与卢藏用闲谈两句，后者抬手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确实有无穷的乐趣呀。”原来卢藏用早年求官不成，便故意跑到终南山去隐居，以示清高和才情，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此很快地出了名，皇帝知道后便请他出来做官。司马承祯听出卢藏用话中的言外之意，却淡然地笑了笑道：“的确，那里确实是做官的‘捷径’。”
虽然同出终南山，司马承祯与卢藏用二人却高下立见，一个想独善其身，一个想兼济天下，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在人格上差上一大截。至少卢藏用进仕的方法并不正当。不过真正的生活中，为了“终南捷径”去隐居的人，有时往往多过那些真正看透世态的隐居者。
古人认为，士者应“出儒入道”，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都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有些人来说，隐居不过是种情调，其实还是想外出济世，却苦思无门。因此本来内涵高致的隐居生活，就被那些追求“终南捷径”的文人当成了出仕的途径，此等行为不免玷污了真正的居士。所以，像陶渊明那样的居士才会倍感寂寞，因为跟他一起划船觅桃源的人太少。
功名万里忙如燕，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练。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令。
——《寒鸿秋》薛昂天
那些追求功名的人，每天就像燕子衔泥筑巢忙个不停，所谓的士人清高早就丝脉悬卵，不值一提，前人常说的“斯文扫地”恐怕就是如此。日月如梭，飞如电光，两鬓已经如白练的文人们个个都说要辞官归隐，可是到山野里去寻找他们的踪影，却很难见到他们的行迹，这些人大概都拿隐居故作清高，吸引别人将他请出去做官。也难怪曾经在彭泽做县令的陶渊明感到孤单，只因同路中人太少，借鸡生蛋者颇多。
薛昂夫的这曲《塞鸿秋》传唱千古，不在于他将自己表现得如何“出淤泥而不染”，而在于他痛斥一些人虚伪作为，道破了某些“隐逸玄机”，撕破了假隐士的面皮。该曲子铿锵有力，充满了辛辣讽刺的意味，是元曲中难得一见的清醒之作。
据史载，薛昂夫是个回人，生卒年月不详，祖辈曾做过官，他自己也一些官职，在晚年时辞官隐居，过着写书法、做曲子的田园生活。他不是被仕宦抛弃的人，而是厌倦官场后才选择归隐。所谓人在“江湖”，看惯了“江湖”的本质，对于那些苟求名利的士人，昂夫见得多了，深感不屑，便在曲子中化用了唐代灵沏和尚的诗句——“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讽刺为了名与利放弃尊严的假道学。
官场是什么呢？在薛昂夫的眼中不过是功名利禄和阴险危机堆砌起来的脆弱殿堂，虚伪至极，一击即破。多少士人做着“吃得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美梦，当美梦不成真时，便黯然离去，而美梦成真时，有些或许能坚持清廉操守，剩下的则都变成了鼠辈小人。
元代曲人张鸣善就曾生动地形容混迹官场中人的嘴脸：“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烘。”（《水仙子》）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官场小人成天为了讨好上司而挤眉弄眼、装腔作势，对下面则目空一切、颐指气使，将自己的本来面目都隐藏起来，失去了自尊；在行为上，要么张牙舞爪、蛮横无理，要么低三下四、战战兢兢；在言谈之间，尽是胡言乱语，自以为是学富五车，实则绣花枕头，不过是一群只会应声附和的蠢人罢了。
仕途中混迹了太多此等欺世盗名之徒，无论是薛昂夫还是张鸣善，他们都看清了这一点，但世事总是背道而驰，偏偏是蝇营狗苟的人能享受高官厚禄。命运的不公叫人无奈且失望，薛昂夫之所以辞官，怕是也因忍受不了宦海的可笑，不愿继续沉沦。
捻冰髭，绕孤山枉了费寻思，自通仙去后无高士。冷落幽姿，道梅花不要诗。
休说推敲字，效杀颦难似。知他是西施笑我，我笑西施？
——《殿前欢》薛昂夫
弃官隐退的薛昂夫去追求真正的居士生活。既然要出尘，便出尘个彻底，闲来无事看四时风景，四处去探访同道中人。此曲《殿前欢》是他于冬季所写，内容是一面观雪，一面寻觅隐居的高士。曲子虽然写得是冬景，但冬日在昂夫的笔下不是凄凄然，而是利落清爽的。拂去了衣服上的浮雪，看雪花在手背上结成了凝露，昂夫抚了抚挂上白霜的胡须淡笑。入山闲游间，眼前偶然出现了一片傲雪梅林，让他想起许多文人皆喜好咏梅的习惯，不知道是否能在这梅林间也能见到踏雪寻梅的高士？
寻寻觅觅，始终不见高士的踪影，昂夫颇感失望，又不得不释然。自从宋代最喜梅花的“梅仙”林逋成仙去后，世上便罕见真正的爱梅者。在昂夫曲子的首句中有“孤山”二字，指代的便是林逋，林逋在自己的居所前种了许多梅树，号“孤山梅”，于是后人也常以“孤山”称他。薛昂夫正是用了这个代称。
心思百转，昂夫在恍惚间忘了时光的流逝，也忘记了身边散发着幽香的梅花，等他回过神来天色已晚。昂夫自嘲地笑了，暗道还是不要写咏梅诗，如果写得不好，言语间出了纰漏，就像东施效颦一样，会笑煞“西施”（旁人）的。思及此处，昂夫哑然一笑，转身离去。无论是曲中的昂夫还是曲外的昂夫，都是闲适而洒脱的。
从宦海浮沉到世外仙居，薛昂夫心境在一点点的转变；从辣笔嘲讽到信笔游记，昂夫的文风也在发生悄然的改变。然而，悠然的生活不等于会磨平他的棱角，对于昂夫的文字，后人的评价始终如一：字如迸珠，干净利落；文风龙驹奋迅，如并驱八骏；想象一日千里、超越时空的界限；情感上讽世有余亦流露出悯世的沉重。莫道《殿前欢》一曲是自在雅适的，那其中依然有着昂夫沉重的情感，一句“西施笑我，我笑西施”，流露的无奈，又有多少人能体会。
汲汲营营的一生，是可笑的，苦觅终南的一生，是可悲的。昂夫参透了这一点，所以才写下了一曲曲警世之言，奉劝众生，不要再为表面上的浮华所欺骗。如果真的想去做个隐士，便把心思全投入进去，否则坦然与快乐，是永远也不回追随你的左右。
我辈岂是蓬蒿人
赫赫帝国，江南江北唯大都城最是繁华。某年某月的某日，京城里最出名的酒楼请来了梨园的名角演唱，老板忙前忙后招呼着闻讯而来的客人，笑得合不拢嘴。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如珠落玉盘的琵琶声，奏的正是当时流行曲调《鹦鹉曲》，为曲坛名家白无咎所作。在大厅里已经摆好位置的乐师们听到响动，立刻执起乐器附和。酒楼里也瞬间安静下来，人人都在屏息，准备聆听那似九天玄女发出的妙音。
坐在雅座上的冯子振摸了摸唇上的小胡子，对身边的朋友低声问道：“什么歌女伶人如此奇特，惹得这么多人来看？”
朋友笑答子振：“莫要小瞧了这女人，她是梨园顶尖的歌姬御园秀。白无咎的《鹦鹉曲》唱到低音时调涩幽咽，梨园众秀唯有御园秀善于驾驭。”朋友说得眉飞色舞，冯子振亦听得渐感有趣。这次他来京城办公事，本以为生活会过得很无趣，没想到在酒楼里还能见到当世名秀，听闻名曲，也算得是有几分收获。
在众歌女的拥促下，清丽美女御园秀抱着琵琶走上了舞台，几柱熏香于四处点燃之后，她缓缓地唱起了白无咎的曲子：
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鹦鹉曲》白无咎
此曲的大意是讲一个居住在武昌城外鹦鹉洲的渔翁，每日以打渔为生，靠天吃饭，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作者白无咎本名白贲，是元代有名的大文人，乃白朴的仲父，无咎则是白贲的字。在当时白贲的曲被广为传唱，是梨园众家最好吟唱的曲子。御园秀的《鹦鹉歌》意思虽然简单，但是如果按照地方语音发唱腔，“父”、“甚”、“我”这三个字就会特别难唱，和乐之后常常无法将音调发得圆满，但若真是唱得好的话，又特别好听。御园秀非常精通这些艰涩的调子，是以才成为名角。
一首曲子唱了过去，御园秀盈盈起身向观众谢礼。观者拼命地鼓掌，有人甚至向台上抛钱财献媚。这时却见御园秀脸色转为黯然，她柔声对台下众人说：“这曲子恐怕是绝响了，唯有一首单曲，如是套曲该是多么美妙，可惜白贲辞世，再没有人为此曲做几套精妙的词出来。”她的话虽委婉，意思却是在说没人能在此曲上超越白贲，再造几套音韵和谐的歌词。
最初在一旁只是听曲的冯子振本不以为然，但听她这样一说，颇感不服，仰头饮下杯中酒，喝道：“来人，笔墨伺候！”他的朋友被他吓了一跳，心道这冯疯子诗兴大发了，便着人去拿笔墨。
冯子振拿起笔来，疾书一个时辰有余，最后叫人将一叠纸稿交到御园秀手中，然后起身拉着朋友离去。接过纸稿的御园秀一篇篇翻看，仔细查来，上面竟有四十二篇之多的《鹦鹉曲》，且曲曲韵脚公整，大都不输于白贲。
四十二曲《鹦鹉曲》，或许未必篇篇都是上好作品，但均即景生情、抒怀言志、纵论古今、感性而书，看得御园秀呆然而立，等她想要再去结识作者时，冯子振早已离开。或许一段美好的艳遇就这样被子振错过，但子振的名声却因此不胫而走。
浙东天台有个叫陈孚的人最善写文章，从不刻意雕琢，却美文倍出，享誉江南。某一天，他偶然看到了冯子振四十二首《鹦鹉曲》的抄本，突然感到自己的文章一文不值，不但把子振的文章供奉起来，还准备亲自去拜访他。原来子振文笔的魅力不仅吸引女人，连男人也为之倾慕。
冯子振，究竟是何许妙人，令世间的才子佳人都为他神魂颠倒呢？子振的字为海粟，冯父在为他取字的时候，希望他成为沧海一粟，有别于他人。子振果然不负其望，出口成章，最好写诗作曲，他的朋友曾言他乃“李白在世”。因为子振只要一喝酒，数百篇文章之问世。四十二首《鹦鹉曲》也是酒后的真言。有一次子振登临居庸关，架桌饮酒，观赏风景，一时间诗兴大发，抽出布囊中的纸笔墨，大手一挥，长达五千字的《居庸赋》洋洋洒洒地问世。文章读来雄浑浩大，恢弘瑰丽，即便贾谊、曹操在世，也得对他钦佩不已。
喝了酒的子振会变得疯癫，而不喝酒的子振依然活得比别人奇特。他在朝廷任职数年之后，还是觉得骑马云游、喝酒赋文的生活惬意一些，便辞了官职到山里与和尚下棋，结交了一位世外好友中峰禅师。一天，中峰问他为什么甘于山林。子振仰躺在石椅上，笑而不语，过了很久才唱起了当年所做的一首《鹦鹉曲》。
嵯峨峰顶移家住，是个不唧溜樵父。烂柯时树老无花，叶叶枝枝风雨。故人曾唤我归来，却道不如休去。指门前万叠云山，是不费青蚨买处。
——《鹦鹉曲·山亭逸兴》冯子振
峰峦如聚的山巅，一个老樵夫背着担柴缓缓走在山麓间。四周并不是人们想象的美景郁林，而是老树枯枝，在凄凄的风雨中被摧折了年华。曲中的樵夫过的并不是轻快日子，隐居的生活也并不是田园、肥鸭及蜜水。有人曾劝过老樵夫不要再呆在山林中虐待自己，年龄大了就要回到村里养老，何必非要留恋并不富裕的山林？可是老樵夫却宁可手执烂柯坐享山林，因为尘世的乐趣是用钱买来的，而山里的乐趣是无价的。
此曲是四十二首《鹦鹉曲》中的第一首，老樵夫的闲云野趣，其实也是子振心中的真正想法。文中樵夫手持的“烂柯”，是指围棋。这个代称来源于一个古老的故事。相传晋朝有个叫王质的人入山采樵，看到两个童子在那里下棋，于是他便放下手中的斧头，蹲在那里看棋。哪知道一盘棋下完，他旁边斧头的手柄都腐烂，原来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他所遇的童子其实是神仙。
文中樵夫执烂柯的生活，即是子振向往山林的缘由。他宁肯像晋代的王质一般，与神仙划下道来，也不想再回到人世。在山中的子振可以像神仙一样与猿鹤为伍、麋鹿为伴，可以下棋不觉时日，这是何等的惬意。虽然这些都是设想，他只遇到了一个笨和尚中峰，过着素餐陋衣的日子，但是生活无拘无束，再没有那个互相倾轧钩心斗角的朝堂。
子振一生的文章、诗歌、词曲，鲜少看到柔情似水，大都是他兴起时的作品，因此充满了横空出世的灵性与超然。对他一直甚为仰慕的贯云石曾为他写了篇《寄海粟》，将他比喻成三国的陈登。陈登是个机敏高爽、博览载籍、雅有文艺的潇洒人士，深得曹操的青睐。贯云石既然称子振堪与陈登媲美，足以说明子振是元代明星级别的人物，至少才情不输于苏轼之辈。然而，苏轼在中年以后才道“人生如梦”，不如归去，而子振早早地便离开了充满是非的红尘，过着不显山不漏水的生活，他的心，的确如冰雪般澄明。
在那个时代，男人若无事业便会让人非议，若无才气便会变得庸俗，一个既有事业又有才气的男人，却依然选择了放弃这两样离开，或许子振就是凭借这种潇洒，让许多的同辈与后人铭记于心。
浮生梦一场，求仙问道难成归路
元代最时尚的社会活动不应当是听戏唱曲，也不是逛街购物，更不是蹴鞠足球，而是信道慕仙，并且有关道家的各种组织及行动还格外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诸多文人词家，在做官时享尽富贵或吃尽苦头后，一旦离开官场，要么选择隐居，要么便去骑驴寻仙，欲修得长生不老术，笑傲野林间，这些作法与魏晋时期的士人非常相似。而元文人行为和思想的变化，最直接的反映在他们的诗文剧曲当中。
蝇头老子五千言，鹤背扬州十万钱，白云两袖吟魂健。赋庄生秋水篇，布袍宽风月无边。名不上琼林殿，梦不到金谷园，海上神仙。
——张可久《水仙子·次韵》
腰缠十万贯，骑鹤去神山，手抱老子《道德经》，觅得道家教义的奥妙，埋首写下庄子秋水赋，撩起布袍尽览无限风月，生活乐无边。这是中年退隐的张可久在《水仙子》开篇所说的洒然之语，全曲的内容亦是充满了玄道的意味。在这首曲子当中，可久表明自己不再过“琼林殿”的仕宦生活，也不奢求“金谷园”的奢华日子，而改投做了老庄的信徒，加入求仙问道的大军。
作为一个儒士，可久亦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志向，但这些信念却束缚了他的大半生，使他过得并不快乐。今后的余生他只想寻求个性解放，过一段潇洒快乐的时光，真心地去研习黄老。因此金榜题名、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已随两袖清风去，他只愿做个散仙、花花道人，浮游在人世。
可久的这首问道曲，有豪放也有可爱，却也不全然是超脱，否则何必提起代表功名的“琼林殿”和代表富贵的“金谷园”。“ 琼林殿”通常指代宫廷的殿阁，而“金谷园”是晋代富豪石崇的豪华庄园，文人们习惯用两者指代功名和富贵。这两者陡然出现在了曲子的后半段，瞬间便把可久前半曲拉下了玄言曲的神圣马鞍，让它的宗教色彩显得不够纯粹。
然而却又不能怪可久由超然变得通俗，因为当时的大部分文人都认为他们之所以选择投奔黄老，原因皆离不开“功名”、“富贵”二词，是政治的黑暗和仕途屡不得志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因此可久的问道曲只有道家的神韵，而无神髓。像是可久这样被迫遁入山林又爱好道学的士人大有人在，例如邓玉宾父子二人，在求仙一途上颇负盛名。
邓玉宾本是元代有名的词家，在朝廷中曾任过职，却不知因何缘由而辞官入山求仙，就此遁去。他遗留在人间的除了数十首如同空谷幽兰般的散曲供人瞻仰外，还留有一子在人间。此子后来被人收养，据说命运跟他的父亲极其相似，因为名字不详，后人只能以邓玉宾子称呼他。
邓玉宾子年轻的时候做过寥寥不多的曲子，均是看破红尘之词调，可见他的人生经历的确不太顺利，端从下面这首《雁儿落过得胜令》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么想逃离尘世。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万里玉门关，七里钓鱼滩。晓日长安近，秋风蜀道难。休干，误杀英雄汉；看看，星星两鬓斑。
——《雁儿落得胜令·闲适》邓玉宾子
乾坤一转，日月如梭，浮生直如一场梦，世态如云般变化莫测，令人无法预料它将何去何从。道家的玄学意味，在曲子的前两句弥散开来，同时也在为后面的引经据典作铺垫。
此曲的开篇作者即表明了世事无常、官路难行、退路弥坚的现状。想必发出对生命无常感慨的邓玉宾子，此刻的内心是饱受折磨的。不过，他并未就此点透为什么感慨，而是举用四个典故：驻守玉门关的班超和七里滩钓鱼的严光；以长安城喻名利的晋明帝和以蜀道比喻仕途的李白。作者也许是想通过四人的经历和言谈来说明仕途进退之难，将个人的观点隐晦于其中。
汉班超投笔从戎，主动请缨到西域抗击匈奴，屡获全胜，被封为定远侯。但年岁的增加使他越发想入关回家，不禁对帝王道出“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一语。纵有功名又有如何？万里玉门关，只余自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唯恐战死沙场，便再也见不到家人。班超的凄凉，谁人又能体会。再说那东汉的隐士严光，宁肯于江畔七里长滩垂钓，就是不肯见前来拜见的光武帝刘秀。他的隐居不为终南捷径，只图清净在人间。
班超和严光一进一退，进得凄苦，退得坦然。读到此处，往往会猜想邓玉宾子应当是赞同严光的做法罢，可是接下来他所用的两个典故又否认提倡隐居一说。
“晓日长安近”指的是《世说新语》里的一段故事：晋明帝年幼的时候在元帝怀中玩耍，有个从长安来的人进见，元帝问有关故都洛阳的消息（此时晋已南迁，弃洛阳旧城），听着听着便哭了。明帝不明所以，问父亲为何哭？元帝只说自己想念遥远的故都，随即问明帝：“长安远还是日远？”明帝说：“日远，只听说过有人从长安来，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边来。”元帝惊讶不已，第二天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再次问明帝，这次明帝却说“日近”，因为日可举目看到，长安却看不到。功名利禄就像长安，它距离近时官运就能亨通，然而，当你认为离它已经很近了，实则却望不到它在何处，所以仕途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可以企及。因此后来人们常以“日近长安远”来形容功名的可遇而不可求。邓玉宾子则是将这句话化为“晓日长安近”。而“秋风蜀道难”一典则指李白登蜀道。李白到四川游历，感叹登临蜀道难于上青天，而“蜀道”似乎含有仕宦之路的意思。
四个典故一路下来，邓玉宾子先说班超身在朝廷之苦，再说严光退居之闲，继而借“日近长安远”和“蜀道”来说求仕之艰。最后，作者才真正道出他的观点。活着的时候去求取功名，但仕途的险恶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稍有不慎便会英雄折翼，惨淡收场；而隐居也未必一定就好，往往到两鬓斑白时还是一事无成。当真是进也难、退也难。
不知是该求名利还是不该求，邓玉宾子一直在进行思想斗争，始终不能拆解。最后只能选择与父亲走上相同的路，骑驴寻仙去了。
不能面对，就只有逃避。所以不管是张可久的《水仙子》还是邓玉宾子的《雁儿落得胜令》，虽都存在着道家超脱的思想，同时又难以脱离儒生们固有的入世情怀。因此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把单纯地去寻求仙道。试想如果他们高官厚禄、香车美人，令他在朝堂之上大发言论、广泽天下，他们定不会再想遁去隐居，也许可能比一代权臣伯颜更加意气风发。
现实是公平也是残酷的，它不会任意给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因此无法看清这个事实，必然会为自己招惹痛苦。如果寻仙问道真的可以让自己放开，便一门心思的走下去，否则总是亦步亦趋，又是想进又是想退，哪一边料想都将无法触及。
梦中逍遥，岂是真逍遥
敢与庄子下棋论道的人，数千年不曾一见，不过敢从庄子言论中大肆搜刮其观点和喻物的人比比皆是，甚至不用修改版权，又能为文章增色。元代时期，崇庄子、尚黄老是比较受欢迎的活动，所以文人们的词曲中含有大量此类内容也不足为奇，但真正用的巧妙且有深意的只是少数。王和卿应算是比较善于借庄子发挥的文人，不仅如此，他发挥得还格外有趣，左手衔来一只庄蝴蝶，右手擒来一只庄鲲鹏，转身一变，蝴蝶与鲲鹏已经随了王姓。
王和卿是如何把庄子的蝴蝶请走？又是如何借去庄子的鲲鹏？自然是有他的办法。此人生性散漫，性格滑稽，据说与关汉卿是朋友，才学颇富盛名，可惜不问世事，放荡不羁。也许是这种性格，才令王和卿敢擅自挪用庄子的蝴蝶与鲲鹏。
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醉中天·咏大蝴蝶》王和卿
此曲《醉中天》正是和卿盗蝶之作。《庄子》中记载：庄子梦蝶自觉非常快乐，悠然得意，忘却自我；待到梦醒时分他却僵卧在床，不知刚刚是他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的他。庄周梦蝶，充满缥缈的玄机，富有生死同在、物我共融的意味。而和卿却去“弹破庄周梦”，引出了庄子的蝴蝶。和卿这样做并非是要通过蝴蝶去参透生死的玄机，而是单纯的欣赏蝶舞。然而，他却没料到自己请来的蝴蝶如此之大，“三百座名园”，一脚踩破一个，吓跑了寻芳草的蜜蜂，将路上的卖花人扇到了桥东。
大如鹏鸟的蝴蝶，目空一切，俯视众生，霸道异常。和卿心惊胆战，蓦地猛然醒来，才知原来是做了一场白日梦。梦的由来便是那落在窗前花枝上的大王蝴蝶，因为此蝶甚大，和卿看着它翩然起舞的姿态，陡然陷入奇思妙想的境界，还以为自己真的将庄周的蝶带入了现实。
慧能佛祖说过，风动、幡动，其实都是心在动。好比人的内心沉睡着一只猕猴，外界有一只猩猩不断在骚扰它，要与他相见，但只要猕猴睡得安稳，猩猩怎能骚扰他。和卿在现实中的见到的蝴蝶本不巨大，而是他的心发生了千奇百怪的变化，产生变化的原因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引起。
元代的政治体制混乱和治世无道致使民不聊生，文人大多都满腹牢骚，一些人用惆怅的笔调来发泄不满，另外一些人则用滑稽戏谑的手法发言，王和卿自然在后者之列。至于他笔下的这只大蝴蝶到底比喻的什么人或什么事，只有和卿自己知道；又或者从他笔下的事物中窥得一点玄机。
以物喻物，一直是和卿比较善用的比喻手法，先有让人感到好笑的巨星蝴蝶，接下来便是那如同庄子鲲鹏一样巨大的东冥神鱼。
胜神鳌，夯风涛，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洋小。太公怎钓？
——《拔不断·大鱼》王和卿
和卿笔下的“大鱼”出现在渤海一代，很可能是一种鲸鱼，可以掀起巨浪，据说庄子在《逍遥游》中讲到的鲲便类似这种鲸鱼，由于那时人们孤陋寡闻，又未见过巨型的鱼类，所以对于溟海神往不已，认为大鱼通灵性。在《拔不短》的开篇，和卿便称此鱼应当比上古传说的神鳖还要大。古语有“神鳖牵海”，比喻不现实的事情，但和卿却说他看到的鱼在夕阳下露出的脊背有万里之长，足矣托起蓬莱仙岛，乘风破浪，犹嫌海太小，不能任它遨游翻腾。如此神鱼，即便姜太公来了也钓不起来。
王和卿的“大蝴蝶”和“大鱼”，在他极尽夸张之能事下变得神乎其神，任何事物都难不倒。在此反衬下，为了功名利禄而蝇营狗苟的芸芸众生则显得那般渺小和无能。但和卿并没有把他曲子的寓意明说出来，仍旧以怪诞嬉笑的手法调侃世上的各种事物。他的一生写过许多类似的曲子，笑骂众生不留痕迹，因此时常会引起别人对他人品的质疑。
作为文坛朋友的关汉卿曾讽刺王和卿总是心猿意马，想些奇怪的事情。王和卿丝毫不以为意，反而以此为荣，嘲笑对方。明代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曾记载，王和卿与关汉卿最互相讥讽对方，互不相让。和卿滑稽调侃闻名各地，一度制造民俗流行戏曲，颇有混世魔王的风格；而汉卿虽然也是铜牙利嘴不饶人，对人生的态度却很端正。生活态度截然相反的两人互讽太寻常不过了。
玩世的王和卿，对人生始终充满幻灭，他轻视生命，并且把现实的所见所闻都当成笑柄。在他的一些诗文里，也流露过欲显达富贵的想法，后来却对此不再留恋，想必在此中经历了一些波折。那时的文人大多都是如此，即便和卿表现得再特别，也逃不脱知识分子最原始的羁绊。后来的和卿一度选择寻求黄老，上面两曲《醉中天》和《拔不短》便隐含道家的寓意。此两曲中和卿暗讽世人，衬出自己的逍遥，可是他能真正的逍遥吗？
庄子可谓是最逍遥的人，他人认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一个人如果把自己迷失在物的世界，把真性情流失到世俗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人，永远也无法获得心灵的自由。就好像一个人平地上拉弓射箭，在手肘上放置一杯水，几箭落靶之后，就能箭无虚发，甚至百发百中。但是如果他登临高山，脚踏危石，身临深渊，还能稳如泰山地射箭吗？他恐怕很难忘记自己稍不留神就会万劫不复。
身在世俗的和卿，如同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他看似遗忘了一切，得到了“蝴蝶”与“鲲鹏”，实则已经迷失了自我，把真性情放入了尘俗，因此他永远得不到庄子“至人无我”的境界，也不可能真的逍遥。
痴心梦做了一个又一个，梦破灭之后醒来则更加凄凉。在别人的眼中，和卿看似快乐非常，聪明好辩，甚至被称为大家，然而，谁又能体会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与苦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