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县治居太湖正东，湖水由此下吴淞达海。宋时运道所经，畏风阻险，乃建长桥、石塘以通牵挽。长桥百三十丈，为洞六十有二。石塘小则有窦，大则有桥，内外浦泾纵横贯穿，皆为泄水计也。石塘泾窦半淤，长桥内外俱圮，仅一二洞门通水。若不疏浚，虽开吴淞下流，终无益也。宜开庞山湖口，由长桥抵吴家港。则湖有所泄，江有所归，源盛流长，为利大矣。
松江大黄浦西南受杭、嘉之水，西北受氵殿、泖诸荡之水，总会於浦，而秀州塘、山泾港诸处实黄浦来源也。氵殿山湖入黄浦道渐多淤浅，宜为疏瀹。而自黄浦、横涝、洙泾，经秀州塘入南泖，至山泾港等处，万四千馀丈，待浚尤急。
他如苏之茜泾、杨林、白茆、七浦诸港，松之蒲汇、官绍诸塘，常、镇之澡港、九曲诸河，并宜设法开导，次第修举。”
八年，又言：“苏、松诸郡干河支港凡数百，大则泄水入海，次则通湖达江，小则引流灌田。今吴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汇塘、孟渎河、舜河、青旸港俱已告成，支河数十，宜尽开浚。”俱从其请。
久之，用仪望议，特设苏、松水利副使，以许应逵领之。乃浚吴淞八十馀晨，筑塘九十馀处，开新河百二十三道，浚内河百三十九道，筑上海李家洪老鸦嘴海岸十八里，发帑金二十万。应逵以其半讫工。三十七、八年间，霪雨浸溢，水患日炽。越数年，给事中归子顾言：“宋时，吴淞江阔九里。元末淤塞。正统间，周忱立表江心，疏而浚之。崔恭、徐贯、李充嗣、海瑞相继浚者凡五，迄今四十馀年，废而不讲。宜使江阔水驶，塘浦支河分流四达。”疏入留中。巡按御史薛贞复请行之，下部议而未行。至天启中，巡抚都御史周起元复请浚吴淞、白茆。
崇祯初，员外郎蔡懋德、巡抚都御史李待问皆以为请。久之，巡抚都御史张国维请疏吴江长桥七十二<谷共>及九里、石塘诸洞。御史李谟复请浚吴淞、白茆。俱下部议，未能行也。
十年，增筑雄县横堤八里，御滹沱暴涨。
十三年，以尚宝少卿徐贞明兼御史，领垦田使。贞明为给事中，尝请兴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工部覆议：“畿辅诸郡邑，以上流十五河之水泄於猫儿一湾，海口又极束隘，故所在横流。必多开支河，挑浚海口，而后水势可平，疏浚可施。然役大费繁，而今以民劳财匮，方务省事，请罢其议。”乃已。
后贞明谪官，著《潞水客谭》一书，论水利当兴者十四条。时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方开水利於蓟、永有效，於是给事中王敬民荐贞明，特召还，赐敕勘水利。
贞明乃先治京东州邑，如密云燕乐庄，平谷水峪寺、龙家务庄，三河塘会庄、顺庆屯地。蓟州城北黄厓营，城西白马泉、镇国庄，城东马伸桥，夹林河而下别山铺，夹阴流河而下至於阴流。遵化平安城，夹运河而下沙河铺西，城南铁厂、涌珠湖以下韭菜沟、上素河、下素河百馀里。丰润之南，则大寨、剌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东则榛子镇，西则鸦红桥，夹河五十馀里。玉田青庄坞、后湖庄、三里屯及大泉、小泉，至於濒海之地，自水道沽关、黑严子墩至开平卫南宋家营，东西百馀里，南北百八十里。垦田三万九千馀亩。至真定将治滹沱近堧地，御史王之栋言：“滹沱非人力可治，徒耗财扰民。”帝入其言，欲罪诸建议者。申时行言：“垦田兴利谓之害民，议甚舛。顾为此说者，其故有二。北方民游惰好闲，惮於力作，水田有耕耨之劳，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贵势有力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坐收芦苇薪刍之利；若开垦成田，归於业户，隶於有司，则已利尽失，不便二也。然以国家大计较之，不便者小，而便者大。惟在斟酌地势，体察人情，沙碱不必尽开，黍麦无烦改作，应用夫役，必官募之，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谋国长策耳。”於是贞明得无罪，而水田事终罢。
巡抚都御史梁问孟筑横城堡边墙，虑宁夏有黄河患，请堤西岔河，障水东流。
从之。十九年，尚宝丞周弘禴言：“宁夏河东有汉、秦二坝，请依河西汉、唐坝筑以石，於渠外疏大渠一道，北达鸳鸯诸湖。”诏可。
二十三年，黄、淮涨溢，淮、扬昏垫。议者多请开高家堰以分淮。宝应知县陈煃为御史，虑高堰既开，害民产盐场，请自兴、盐迤东，疏白涂河、石<石达>口、廖家港为数河，分门出海；然后从下而上，浚清水、子婴二沟，且多开瓜、仪闸口以泄水。给事中祝世禄亦言：“议者欲放淮从广阳、射阳二湖入海。广阳阔仅八里，射阳仅二十五丈，名为湖，实河也。且离海三百里，迂回浅窄，高、宝七州县水惟此一线宣泄之，又使淮注焉，田庐盐场，必无幸矣。广阳湖东有大湖，方广六十里，湖北口有旧官河，自官荡至盐城石<石达>口，通海仅五十三里，此导淮入海一便也。”下部及河漕官议，俱格不行。既而总河尚书杨一魁言：“黄水倒灌，正以海口为阻。分黄工就，则石<石达>口、廖家港、白驹场海口，金湾、芒稻诸河，急宜开刷。”乃命如议行之。
三十年，保定巡抚都御史汪应蛟言：“易水可溉金台，滹水可溉恒山，溏水可溉中山，滏水可溉襄国，漳水可溉邺下，而瀛海当众河下流，故号河中，视江南泽国不异。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宜各设坝建闸，通渠筑堤，高者自灌，下则车汲。用南方水田法，六郡之内，得水田数万顷，畿民从此饶，永无旱涝之患。不幸滨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籴于北。此国家无穷利也。”
报可。应蛟乃于天津葛沽、何家圈、双沟、白塘，令防海军丁屯种，人授田四亩，共种五千馀亩，水稻二千亩，收多，因上言：“垦地七千顷，岁可得谷二百馀万石，此行之而效者也。”
是年，真定知府郭勉浚大鸣、小鸣泉四十馀穴，溉田千顷。邢台达活、野狐二泉流为牛尾河，百泉流为澧河，建二十一闸二堤，灌田五百馀顷。
天启元年，御史左光斗用应蛟策，复天津屯田，令通判卢观象管理屯田水利。
明年，巡按御史张慎言言：“自枝河而西，静海、兴济之间，万顷沃壤。河之东，尚有盐水沽等处为膏腴之田，惜皆芜废。今观象开寇家口以南田三千馀亩，沟洫芦塘之法，种植疏浚之方，皆具而有法，人何惮而不为？大抵开种之法有五：一官种。谓牛、种、器具、耕作、雇募皆出於官，而官亦尽收其田之入也。一佃种。
谓民愿垦而无力，其牛、种、器具仰给於官，待纳稼之时，官十而取其四也。一民种。佃之有力者，自认开垦若干，迨开荒既熟，较数岁之中以为常，十一而取是也。一军种。即令海防营军种葛沽之田，人耕四亩，收二石，缘有行、月粮，故收租重也。一屯种。祖宗卫军有屯田，或五十亩，或百亩。军为屯种者，岁入十七於官，即以所入为官军岁支之用。国初兵农之善制也。四法已行，惟屯种则今日兵与军分，而屯仅存其名。当选各卫之屯馀，垦津门之沃土，如官种法行之。”
章下所司，命太仆卿董应举管天津至山海屯田，规画数年，开田十八万亩，积谷无算。
崇祯二年，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泺河诸水，逶迤宽衍，可疏渠以防旱潦。山坡隙地，便栽种。宜令有司相地察源，为民兴利。”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