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小院子里，逐渐昏暗的光线让人感到异常“安静”：一具裸体的妇女躺卧在门口，她是被鬼子乱刀刺死的，鲜血流在白皙的皮肤上，使人惨不忍睹。屋檐下的灶膛似乎还有点点火星，大铁锅的锅沿也在冒着丝丝热气。等把锅盖揭开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锅里煮着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刚刚满月。军区锄奸部余光文部长哭着进来，妇女是他的妻子，孩子是他的骨肉。人们把孩子捞出来，放在母亲身边，又找来席子把他们盖住……天完全黑了，余部长带领大家转移。
美穗子姐妹的身影在沙飞脑海里不停地晃动，晃动……大锅里的被活活煮死的两个孩子也嵌入他的眼里，扎在他的心中，如此强烈的反差使沙飞精神突然失去控制。后来，报社的同志们看他走路不停地摆手，自言自语，有时候则哈哈大笑。沙飞在奔跑时丢了鞋，脚掌没皮，肉跑烂了，被严重冻伤，差一点丢掉双脚。在两个月的治疗过程中，他精神极度衰弱，天天哭泣。报社的同事回忆，沙飞在“柏崖惨案”后，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精神失常了。
后来的几年里，沙飞的病情时好时坏，虽然还在工作中，但显得疯疯癫癫。
1948年，沙飞肺结核复发，住到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的主治医生是日籍医生津泽胜。津泽胜诚恳负责，威信很高。
沙飞听说鲁迅的去世，是日本医生杀害的，这传言一直是存在心里的阴影。此时他精神更不正常，常常失眠，无常冷笑。他总怀疑津泽胜要杀害他，要用X光杀死他的细胞，用樟脑毒害他的胃肠，甚至认为夫人王辉也是津泽胜的同谋。沙飞的同事顾棣回忆，沙飞那些年精神已经很不正常。他“打算拿手枪逼着驾驶员到南京投弹炸死蒋介石”。当时沙飞这种“幻觉妄想型”精神问题已经很严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终于，悲剧发生——沙飞连开三枪打死了津泽胜。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门口，几十名日籍的反战人士长跪不起，请求处分沙飞。
聂荣臻在得知此事时，首先问：“沙飞精神是否正常？”有人回答：“正常。”将军落泪了，忍痛签署了处决沙飞的决定。他还特别嘱咐有关人员：“他是南方人，爱吃鱼，想法子给他搞点鱼吃。”
一个小兵王朝秀，亲见了这样的场面：“1950年3月4日的清晨，石家庄郊外的荒野上。他身穿棉的、带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低着头，背着手，步履坚定，神态自若。一个持枪的军人对他立正，无限深情、无限惋惜地向他敬了个军礼，然后无奈地举起了枪……第二天，那里隆起了一座黄土新坟，墓前插着一块木牌‘沙飞之墓’。”几十年后，那个小兵才明白，那个军礼是给这个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八路军第一个新闻摄影画报的创办者，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之前，清理他的物品时，他拒绝交出从不离身的小铁盒，他说那是私人物品，其实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他的另一个精神导师白求恩赠送他的相机，则转交了家属，他的儿子又使用了10年。
从此，这一粒沙消失了。他的名字再没有写在他拍摄的照片下面。随着时光的流失，他的坟墓被平，尸骨至今不知去向。后来，他的夫人王辉和五个子女几经寻找，仍然没有找到沙飞尸骨下落。他的子女们经过数年艰难的申诉，终于在1986得到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沙飞是在患有“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作案，其行为不能自控，因此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
沙飞的名字随着他的影展、影集再次展现在人们眼前。其实，那些照片早被一代代人记住，特别是鲁迅、白求恩、将军与孤女等形象，在中国人心里已经永不磨灭。
今天，在石家庄双凤山陵园，你可以看到沙飞塑像——沙飞依然手拿相机，像要飞起来一般。他的精神终于得到自由。
雷烨：寻找回来的英雄
1943年4月，春到山村，柳丝染绿，杏花含苞。平山县张家川村的儿童团长刘树梅和小锁子在村口站岗。他们两个凝望着烟雾迷蒙的群山，议论着自己心中的英雄。小锁子“吹嘘”地描述在5团当排长的大哥，拿手里的木头枪做机枪状，不断“扫射”鬼子。树梅说：“俺四叔的平山团更厉害，一次杀鬼子上千呢，聂司令员在报上嘉奖呢……”
的确，这一带村庄参加平山团的子弟很多，杀死八个鬼子的平山团英雄王家川，就是张家川人。人们把参加平山团打鬼子看做最大的光荣。
两个孩子争论着，忽然，看见一个人走来，高高的个子，方脸大眼，面带和蔼的微笑，背着手枪和军用挎包。
“小同志，我是边区画报社的，住在曹家庄，到元坊区公所办事，去时两人合开了一个路条，那个同志先回去了。我忘记在区公所再开个路条，结果受了一路的盘查……”树梅仔细听着，用心观察、思索。小锁子则起劲儿地喊：“不成，没有路条谁也甭想过！”
“老雷，怎么不家里去？”这时，树梅的爹过来了。“刘村长！”大个子见到树梅爹，笑着说：“你们的儿童团厉害哟！这不，把我俘虏了！走不脱啦！”
就这样，树梅认识了这个叫“雷科长”的叔叔。
很巧的是，儿童节那天（当时4月4日是儿童节），树梅正带着儿童团在河滩栽树，雷叔叔拿着相机给他们拍照。大家唱着：“小树叶儿哗啦啦，你我都是小娃娃。哥哥拿枪打东洋，我打柴火帮妈妈。支援前线打胜仗，唱歌跳舞笑哈哈。哗啦啦，哗啦啦……”雷叔叔又教了大家新歌，高兴极了……
过了一些天，雷叔叔拿着一卷东西来到他家，高兴地说：“树梅，快来看，我们栽树的照片发表啦！”树梅扔下柴火高兴地看画报，激动地说：“这下子，全边区的人都知道我们造儿童林的事了？”
“那当然喽！聂司令也会看到的！”
“太好了，可是雷叔叔！这报能不能送到延安呢？”树梅试探着问。
“哈哈！你想叫毛主席也看看，是不是？”
“是，还有……”
树梅娘接茬说：“雷同志，他是想他四叔也能看到呢！老四出去好几年了，听说平山团就在延安哩。连个信都不往家捎，你们里边有人去就给他捎个信，打听打听！”
“行啊，有人去，我一定要他捎个信！”雷叔叔认真地说……
树梅还缠着雷叔叔要学照相，两人谈得挺投机。下午跟着雷叔叔到邻村曹家庄参观了印刷厂，雷叔叔兴致勃勃地讲，抗战胜利了要把印刷搞成自动化的，“咔吧”一摁电门就开印。还说，等树梅长大了就像苏联一样，开着拖拉机耕地呢！这个光想当兵打仗的儿童团长懵懵懂懂，幸福地憧憬着……
沙飞也曾在阜平巧遇儿童团长顾棣。那是在这一年的夏日，沙飞到边区政府开会，路遇14岁的顾棣放学回家，两个人一路走一路攀谈起来。沙飞问老百姓生活苦不苦、怕不怕，对抗战有没有胜利信心。顾棣回答，抗日战争打的是持久战，目前正处在相持阶段……但困难是暂时的，军民团结努力奋斗就能克服。对国民党的抗日派、顽固派要区别对待，打击亲日派，要搞好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挽救民族危亡，正义战争必胜，侵略战争必败……沙飞非常吃惊，一个农村小孩儿怎么懂这么多道理？原来顾棣当过儿童团长，在华北联大学习过半年，平常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
沙飞又问了他的志向，非常喜欢这样聪明有志气的孩子，说跟我学摄影吧。顾棣把摄影听成“社音”，以为是一种乐器呢，把黑匣子认为是“望远镜”。沙飞哈哈大笑地看着这个伶俐的“小土包子”。想不到第二天，沙飞真的跑到顾棣的家里，找他母亲说，明年要把他带出去当兵。最终，顾棣真的参加了画报社，成长为军旅新闻人……
这些都是后话。眼前树梅却没有学成摄影，而是迎来一场悲痛的变故。
4月20日下午，鬼子突然来“扫荡”。树梅接到东白面红村送来的沿途传递的鸡毛信，带领小锁子和保柱，把信送到曹家庄，然后到村后上山躲避，看到有两个人刚刚跑出村，远处影影绰绰一队鬼子就进村。树梅赶紧朝着两人大喊：“敌人来啦！快跑呀，哎……”跑近了一看，原来是雷叔叔，身后还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
他们翻过两座山梁，来到桃树沟，正巧遇到树梅爹来接应。雷叔叔高兴地说：“我正愁找不到你呢！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今晚咱们这一带驻下敌人。刚才他们不断向山上打炮，我估计明天很可能搜山，所以今晚必须把群众从附近这几个山沟里都转移出去！”雷叔叔看看周围环境，当机立断地让树梅爹带领乡亲们转移到更隐蔽的山沟。第二天，果然这个沟被炸，一片火海。人们祈祷着说，老雷比诸葛亮还会算计！不然我们一村人就完啦……
安顿好之后，雷叔叔就和警卫员向北追赶报社，并去通知大岭沟的乡亲们转移。树梅目送雷叔叔离去，竟成永别。
鬼子撤退后，刘树梅才知道，雷叔叔跑向大岭沟，一家家敲门，通知乡亲们转移后，已经是凌晨了。当时起了大雾，一丈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摸着翻过几道山梁后，便找不到正路了，他们走到南段峪村一个叫石堂的自然庄，遭遇了鬼子。他们和鬼子激战，不幸腿部中弹，他果断地掩护警卫员撤退，然后迅速地把身上携带的文件全部撕毁，把心爱的照相机、自来水笔和望远镜一件件忍痛砸碎。当鬼子扑到了身边。他从容地举起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殉国……
刘树梅晚年回忆：“我听到这一消息，发疯似的跑到英雄献身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这儿挖，那儿扒，终于找到一个破碎的镜片和一个小铁环……我把镜片和铁环仔细地珍藏起来。第二年（1944年），我入了党，任小区执委。1946年正式脱产参加革命工作，离家时将烈士遗物带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从平山调到峰峰矿务局，20世纪60年代后期又调到邯郸，一辈子永远珍藏！”
崇仰英雄的平山子弟，珍藏英雄遗物，寻找雷叔叔成了他一辈子的心事。1988年，病重的刘树梅嘱咐长子刘峰川，让他设法弄清“雷科长”的姓名、身世，找到他的家乡和亲人，让英魂魂归故里。次年刘树梅病危时刻，再次郑重地嘱托刘峰川，一定要帮他完成寻找英雄的夙愿。
然而，刘峰川手头只有父亲回忆“雷叔叔”的一篇文稿，名为《英雄山谷》，写于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战争胜利40周年。除此之外，什么资料、线索也没有……
15年后，《平山党史资料》（第八卷）出版了。第138页载：
1943年4月20日，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兼《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冀东军区宣传科长雷烨在平山县曹家庄与敌遭遇，在只身与敌搏斗中，将自己携带的照相机、望远镜等全部砸毁，壮烈牺牲。
刘峰川读后，眼前一亮，这和父亲的“雷叔叔”如此相似！继而，他开始了更为详细的寻找……
平山无人知道，远在浙江金华，另外一个人正在苦苦寻找。
这个人是项秀文，曾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几十年来一直寻觅1938年秘密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哥哥项俊文。家里自从收到哥哥1941年发自河北行唐陈庄药店，署名“雷雨”的信之后，音讯全无。
1986年，在一次会议上，项秀文遇到了时任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高永桢，请他从“河北行唐陈庄”方面帮忙查找。高永桢非常热心，回来后，大海捞针一般，从行唐开始，一查几年，费尽周折，却只查到这样一个结果：行唐无“陈庄”村名，而邻县灵寿的陈庄是重镇，晋察冀边区军政机关、抗大二分校等都在那里。继而深入灵寿调查，得知抗战时期，邮路中断，陈庄的地下通讯都使用行唐邮路。再经过大范围的寻找，曾在陈庄药店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隐约记得一个姓雷的南方人，从延安来的，但是后来不知去向。
线索再次中断。项秀文的三个姐姐相继离世。最后离去的二姐在弥留之际还嘱咐弟弟说：“我又梦到哥哥了，你一定要找到他呀……”
在香港回归之夜，项秀文含着眼泪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哥哥：
在这火树银花，喜庆香港回归、洗刷百年国耻之时，夜不成眠，我又找出这张发黄了的照片和信，我们又在一起了。除了这照片和信，你在世上没有留下别的东西，你是属于“最不著名的人”。可是，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唯我最知道你的身世、希望和痛苦。你也是最愿倾听我倾诉一切的人……
妈妈去世了，家中缺了顶梁柱，一家星散：大姐嫁到浦江山村西湖塘，不久死于西湖塘；二姐为了生活，未及婚龄就草草成婚；三姐才12岁，送给了别家作童养媳。你把我托付给在贫儿院任教的二姐夫，他便把我带到杭州进了贫儿院……
哥哥，你走了以后，我再一次回去看看“家”，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只有从小跟我长大的小狗“阿黄”扑上来欢迎我，摇着尾巴一 圈又一圈地围着我转，再也不肯离开我一步。它身上缺了一大块毛，一定是被谁家用滚水烫去的。邻居说，阿黄白天去觅食，晚上一定回来守家门。我紧紧地抱着它大哭一场。
哥哥，你1938年途经武汉和1939年抵达延安寄来的信，我们都收到的。1940年、1941年寄自河北行唐陈庄药店的信也收到了。你叫姐做布鞋，她也及时寄出了。你的信署名“雷雨”，隐去了“金土”、“俊文”的真名，大概是怕牵连我们吧！你信中希望我“多看课外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不要到这世界上来空跑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