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唐义贞总算又回家来了。
这回是兴冲冲地回来的。
一进家门，她就忍不住激动地喊了起来，“妈，大哥，我受聘啦！我受聘啦！”
母亲和大哥闻声分别从厨房和书房走到厅堂，只见她走得一身大汗，脸蛋红扑扑的，挂着按捺不住的喜悦。她从挎包里拿出两样东西，兴奋地递到大哥手上，说：“看，这是毕业证书，这是聘书！”
唐义精先看了毕业证书，然后又打开聘书，念了起来：“此聘唐义贞任汉阳蔡甸乙种商业学校教务主任。”念完，他也兴奋地连声说：“贞妹，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又转向母亲说：“妈，我们家又出了一位教书先生了！”
唐义精把两本证书递给母亲。
母亲早已是喜泪盈眶。她连忙将手在围裙上揩了揩，双手颤抖着接过证书。她不识字，却还是举在眼前看了又看。然后又把女儿揽在怀里，抽泣着说：“贞儿，好女儿，真有出息！”又说：“要是你爸还活着，看到你这份出息，那该多好！”
母亲的话使得兄妹俩也泪水涟涟。
母亲还说：“赶明儿，咱们要到你爸坟前烧柱香，要把这喜讯告诉你爸，让他也高兴高兴。”
“嗯！”女儿连忙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令人紧张而又激动。不久果然听到了激烈的枪炮声——北伐军攻打过来了！
北伐军取得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九十月间先后攻克汉阳、汉口和武昌。广东国民政府也迁入武汉，武汉一下子成了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这时候的唐义贞又很少着家了。她除了要忙学校的事情，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正如大哥猜测的那样，她在女师读书期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她还动员王桂芳参加了组织。她这会儿担任共青团蔡甸支部书记和汉阳县妇女会筹委会主任，当然就更忙了——忙组织街头宣传，忙劳军募捐，忙参加反帝游行等等，经常忙得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
偶尔回到家来，家里也成了她宣传的阵地，动员嫂子们做劳军鞋，教育已上小学的妹妹要参加革命进步活动，并告诉母亲，这月的薪水不能交家了，因为都捐出去了。
唐家还发生的一件事是，老二唐小舟参加了北伐军，并很快就当上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医院院长。
对他的这一选择，大哥和六妹都极力赞成，只是母亲听到“军队”两字，就想到打仗之类，心里不是很情愿，但儿子做了决定，且当的是文官，只好由他去了。
这个家庭，在这个时期，洋溢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一日，大哥唐义精从学校回到家里，在门口就听到屋里传来的两个妹妹的嘻笑声，进门一看，只见六妹义贞正抱着八妹义慧在打转。母亲也在一旁呵呵地笑。他高声问道：“嗬，什么事情让你俩这么高兴呀？”
见是大哥回来，义贞将妹妹放下，高兴地对大哥说：“大哥，八妹可进步了，被选为学校儿童团团长了！”又对着八妹很严肃地说：“你是儿童团长了，不仅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还要带领全校儿童团员一起革命哟！”八妹拍着小胸脯，说：“没问题！”
唐义精见她们那样认真的样子，满脸笑容地对母亲说：“妈，您看我们家这俩小姐妹，都跑到哥哥们的前头去了！”
正说笑间，忽觉门口一暗，出现一个人的身影。他进了门，站定，并不开口。因他背朝门口，脸朝里，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光线，大家看不清他的脸，只是觉出他穿着一身军装，帽檐下的一张脸在隐约中露着笑容。
众人对着他愣了一阵，还是义贞眼尖，她终于认出是谁，高声喊了起来：
“五哥！”
“一禾弟！是你呀！”义精也认出来了。
“禾儿，真是你吗？”母亲伸出两手，迎了上去，一脸的惊喜。
“妈！”被大家认出来了的唐一禾将手中提着的一个包扔在地上，跨前一步，与母亲拥在一起。
松开母亲，他又与兄妹热烈地招呼：“大哥！贞妹！慧妹！”
他19岁离家去北京上学已有三个年头了，三年未见，这会儿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已是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了。加之一身戎装，更透着一份挺拔、威武的精神劲来。
母亲望着儿子看个没够，大哥和义贞就对他的一身戎装感到迷惑不解，对他的突然回来感到突然。
“一禾弟，你，怎么……”唐义精问道。
母亲这才想起，忙说：“先坐下，洗把脸，慢慢说。”
“妈，哥，我参加革命军啦！”唐一禾擦完一把脸，说。
“哦！”这是唐义精所没想到的。“你不打算念书啦？”
“哥，不是我不想念书，是这书念不下去了。”唐一禾把毛巾扔进脸盆里，他那刚擦过的脸庞显得光洁红润。“现在的北京是群魔乱舞之地，北京艺专虽说是艺术学府，却也干净不了，成为军伐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地方，连闻一多先生也愤然辞职了。哥，你说，在这样的学校，还能学得下去吗？”
唐义精皱着眉头听完五弟的叙述，长长地叹了口气，又庄重地点了点头。
“正当沉闷至极的时候，传来北伐军攻克武汉的消息。我就再也呆不住啦，革命洪流浩浩荡荡，吾辈岂能无动于衷。我想，我虽然不能拿枪打仗，但革命军中总有我可以做的事情。闻一多先生不是说过，艺术要与爱国相结合吗？我到了革命军，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唐义精边听边望着五弟那洋溢着激情的脸庞，觉得五弟不再是那个稚气的书生了，身上多了许多新的气质，透着一种成熟。做大哥的他不善言辞，只是对五弟的选择连连点头，说：“好。好。”
义贞就兴奋地喊了起来：“真行！五哥你真行！哈！妈，哥，我们家又多了一位革命军战士啦！”
最小的八妹也兴奋起来，问：“五哥你真是革命军战士吗，那你一定有枪啰？”边说边掀起五哥的衣摆，想要看他挎着的枪。
母亲却在一边嗔她：“这鬼女子，人一点点，就尽喜欢枪呀炮的，不嫌吓人吗！”又对一禾说：“禾儿，你在军队，真不用打仗吗，妈可是最怕你真要动枪动刀的。”
“妈，我在部队只是做做宣传工作，画呀写的，你别担心。”
义贞却说：“妈，真要上战场，也在所不惜。我虽不是男儿身，却真想真枪真刀地与军阀恶势力拼个你死我活！”
义慧也挺胸昂首、大幅度摆动两臂在屋里踏着步，口里大声地嚷道：“长大我也要当革命军！”
唐一禾在家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赶回驻地了。
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总政治部设在武昌粮道街中华大学内，郭沫若任副主任。这是一些如火如荼的日子。大武汉到处是川流不息的示威游行的队伍，每一个角落都响彻高昂的口号声和激越的歌声。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着唐一禾，他浑身都被一种火一样的激情燃烧着。他觉得找到了艺术与爱国的最好的结合点，于是真把画笔当做了刀枪，当成了自己的一腔热情的喷管。他没日没夜地做画，不过不是在清静的画室里，而是在部队人声噪杂的厅堂里。而他感到这噪杂的环境恰恰是创作的最好氛围。这时候的画也顾不得精雕细琢，一律是粗线条的勾画、大泼墨的涂抹。他画的是宣传画——政治性极强的艺术创作，但这更需要创造力的迸发，需要一个构思接一个构思，主题却只有一个：反帝反封建。他把这当做这场革命给自己提供的创作的极好机会，用全部热忱来投入创作。当有大量的作品完成后，他就会抱着这些作品跳上宣传车，沿街去散发。或是到火车站，将画贴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他也经常背着画夹和油彩，走上街头，在喧嚣的街市的墙上做画。他感到自己的每一幅画，在革命的洪流中，都会激荡起更强劲的波浪。他又想象自己的一幅幅画是一把把薪柴，投入到革命的熔炉里，会使战斗的火焰更加烈旺。
让他惊喜的是，1927年春节过后，他在政治部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自己的老师闻一多先生。他一开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仔细一看，果真是他。
“闻先生，你怎么在这里？”
“因为我还没有睡着。”闻一多先生幽默地说。
原来，闻一多先生是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来到武汉，在总政治部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的。革命需要艺术，任何一个具有爱国豪情和民主理想的艺术家，感到能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点力量，都会是责无旁贷的。所以，闻一多先生也奔向革命了。
能与自己尊爱的老师并肩战斗，唐一禾是多么高兴呀！因为这样他又可以得到先生的教诲和指点了。
他们共同工作，他们炽热的爱国心被火热的斗争激励着。劳动人民的昂扬斗志和所过的苦难生活，深深地感动着他们，又增加了他们对人民的同情热爱。他们心中的火焰正“为祖国烧得发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唐一禾感觉到闻一多先生的内心有了某种变化——他对许多现象感到迷惘了。因为，斗争的漩涡，与清静的画室相比，毕竟忙乱、纷纭、复杂多了。况且，加入这场革命的，有共产党，有国民党的左、中、右各派，有各党派的同情者或比较超然不参预任何党派而热心于爱国民主斗争的人。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各种不同的人中间会有着不同的话语和活动。革命进入长江中游这个九省通衢的繁华大都市之后，灯红酒绿，迷乱了不少意志不坚者的思想；“革命”成了某些个人和小集团谋取私利的招牌。就连那些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也想方设法混迹进来，花钱买个军官当当，生怕错过分享这“革命”的果实的机会。身边在不断发生变化：有的人原来简朴的装束变得讲究漂亮了，于是有了“三皮”现象：皮带、皮鞋、皮包，成为一种装束的时髦。一个人穿上军服，配戴“三皮”，身边挽一时髦女郎，在街上款款而行，成为一种荣耀。有的人革命豪情成了挂在口头的谈料，刚见面时还似纯朴的年轻“革命者”，转眼就变得同洋场阔少市侩官僚们的形象何其相似。于是多了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丑语恶声……更有帝国主义、买办、封建势力在加紧勾结，策划分化阴谋，这个本来并不坚强的“革命”队伍，在各种社会政治关系的拉拢破坏面前，在威胁利诱面前，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了。
思想单纯的诗人艺术家，在这一时不能理解的现实面前迷惘了“为祖国烧得发颤的心”似被泼上了冷水。美术宣传此刻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了。艺术家的一腔热情、满怀希望感到落空了！他觉着这里不是“美的所在”。
他要离去！
唐一禾又一次与先生道别。闻一多先生问他：“你还留下吗？”
他答：“无论去留，我都不会睡着，请先生放心。”
17
1927年的春夏，对于那一场大革命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季节。
灾难来自“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
这个营垒本来就不牢固，各色人等怀抱不同的目的，分裂就在所难免了。
首先是传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人们震惊了！旋即国民政府同广大工农群众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的反蒋怒潮。4月23日，武汉举行30万人的讨蒋大会和示威游行。但接着发生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一事。5月19日，武汉三镇在阅马场举行50万人讨夏群众大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又勾结其他军阀，联合封锁和围攻武汉国民政府。武汉面临严峻的形势。
那是一些群情激奋的日子，但也是紧张、充满危急气氛的日子。各种消息、各种传言和各路告急纷至沓来；面对时势，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党派之间、党派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也在矛盾着、争论着、对峙着、分化着。
有人在奋斗、有人在犹豫，有人在退怯，有人在观望。
也有人在策划着阴谋……
在这样的日子里，最担惊受怕的是母亲们。
赵喜龄便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武汉被封锁围攻后，经济变得十分困难，物资匮乏，要操持一大家人的生活已十分不易。但最让她担心的是儿女们。老大义精忙学校的事情整天不着家，回到家里也常常眉头紧蹙，因为经济拮据，全校人的生计也成为老大难的问题。老二小舟和老五一禾在革命军中，风云变幻，战事纷纭，局势莫测，最让人放心不下了。老六义贞事情最多了，除了当学校的教务主任，还忙着发动群众援军参加讨蒋宣传，组织示威游行，等等，忙得连人也瘦了一圈。当母亲的心疼她，却难得见上她一面，一个多月来，只在她过江来参加讨蒋大会后，才回家过一次。
儿女们大都卷入大革命的浪潮中去了。老四义为也似乎不甘落后，在八铺街的火神小学办起了民众夜校，说是要宣传民众，动员大家伙起来开展反蒋斗争。
局势变幻莫测，儿女们却照样忙得不可开交，似乎顾不得母亲的惶然不安心情。于是母亲只能暗自叹息，在忐忑中过着日子。
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驻扎在武汉的胡宗铎、陶钧对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下了毒手，进行大屠杀。关于这次大屠杀，中国现代史书都有记载，其状惨不忍睹。刽子手气焰十分嚣张，叫喊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正因为如此，所以有的七八岁的小孩也成为他们杀戮的对象。昔日革命群众开大会的阅马场，如今成了堆放尸体的地方，刹那间，这里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白色恐怖笼罩着大武汉。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这场大屠杀中，唐家兄妹们都幸免于难。现在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逃过这场劫难的，用母亲的话来说，是因为“命大”。但可以想象，做母亲的，度过了怎样一些胆战心惊、极度恐惧的日子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