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这样古老的一个词汇啊。周扬一生至少两次与它有染，另一次是80年代他提出“异化”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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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忽然有些迷惑起来：周扬此生在众人眼中，忽尔左，忽尔右；一些人嫌他左，一些人则指责他右；变来变去，而他究竟是左还是右呢？若以我的打量，这个人，右肯定是不右的，也没有右的可能；那么他左吗？恐怕只有右派才会觉得他左，在纯正的左派看来，他实在是不能引为同志的——倘若他这样的人也配为左派，“文革”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只怕是难以指望降临中国大地了，姚文元式人物也早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实际上，周扬就是一个不右也不左的人而已。他处在中间状态。中间状态不是中庸状态，不代表他体现了“过，犹不及”的理性。他只是在左和右两个方向都没法走得太远而已。这种状态其实是20世纪中国的一种常态，它来自于矛盾、徘徊与困惑，诉说着价值判断和选择上首鼠两端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对于激进和毁坏旧事物具有信仰和好感，另一方面又总是不能免除对自身做法的担心和顾虑，摸不准被抛掉、被打烂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应该完全、统统被抛掉、被打烂。
正因为这样，老变来变去。不过，并非投机，见风使舵，是来自内心的矛盾。
“文革”后，周扬又变了。这个在十七年中间曾把许多人打成反革命、反党、右派和右倾的人，如今自己在某些人看来也滑到了“右”的方向上去了。当然，也有不少人为他这新形象感到鼓舞，喝彩。他由于“异化”问题文章遭受压力的同时，也赢得从来没有过的声望和赞誉。1985年初，四次作代会期间，有二封慰问信“正在被迅速地传阅和署名”，一封是有356人签名的落款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老中青作家代表”的信，一封是由上海、湖南、江苏、安徽等11个省市的代表团联名发出的信。里面写着这样的句子：“多年来渴望的艺术民主与创作自由的黄金时代，终于来到。自信和勇气在我们心中百倍地增长起来。请您相信，我们一定尽力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使我们的文学自豪地走在世界文学的前列 。”“您这些年来发表的许精辟的文章和言论，是符合党中央给大会的《祝词》的精神的，对推动我国文艺理论的前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起了良好的作用。我们一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克服‘左’的影响，消除‘左’的流毒”。（袁鹰：《舷梯上的背影》）
他的长子周艾若这样评价父亲：“他的晚节我以为不错。”（《摇荡的秋千.与周艾若谈周扬》）
他的确是有很大变化的，我觉得主要还不是“思想倾向”，是姿态与意识。“文革”后他几乎不再作为一个“符号”，把自己寄居在官方的、纯粹公文式的报告、讲话那类形式中。他至少部分地从“代言者”角色中走出来，身上明显有一种独立思想者因素在恢复，非标准化的个性、自我意识开始回到他的文章中来——这些都是他久违达三十年的东西。他“文革”后两篇最重要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即提出“异化”问题之文），单单看他拟定的标题，就透出新的气息。前者富于激情，袒露着个人的鲜明态度。后者居然用了“探讨”一词，这不仅仅是谦逊，也表示作者回到自己，回到以个人身份展开说理的立场。虽然这两篇文章仍有浓厚的“职务”色彩，甚至仍然采用别人捉刀的方式写成，然而不再是“发号施令”，也不再是“一言九鼎”，越来越像是以理论家、批评家之一员的平凡姿态来介入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他为什么会想到研究“异化”问题？旁人看来，这样一个问题，由这样一个人去触及，特别值得深思。这个问题，不在于谈，而在于谁来谈。像周扬背负着那么厚重的历史的人来谈，意义远远超过其他人。许多人把这看成“现身说法”，连他的亲生儿子都有这种感觉：
作为悲剧人物，没有那最后一幕，便不完整。“异化”要了他的命。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摇荡的秋千.与周艾若谈周扬》）
恐怕正是他这种特殊人物去碰这个问题，也才引起有关方面的严重关切。
其实，“异化”是周扬心里盘旋已久的问题。他最早何时向这个字眼投去关注的目光，或者最早何时阅读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切地说，1963年周扬就接触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时他受命起草一篇与“现代修正主义”论战的论文，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当然是从批判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写的。但据参加起草工作的龚育之说：“原稿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那一大篇文字，周扬自己写的（那时有一个小组在研究批判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由周扬领导，也许那里有人帮周扬做过一部分最初的起草工作）”。（《几番风雨忆周扬》）
这样来看，80年代他讲“异化”，别人觉得新奇、突然、惊讶，在他自己而言，却是其来有自，是重新拣起二十年前的旧章；只不过，换了眼光、重新论过。当把周扬与“异化”问题的关系拓展到二十年前时，我又疑惑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去他在报告、讲话、文章中的许多看法，都存在公开的和隐秘的两种状态？是不是意味着，他一面批判人道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实际上心中却暗地对所批判的东西“于心若戚戚然焉”？倘若这样，则真实的周扬究竟如何？别人眼中虽然他一生变来变去，其实是不是也并非全都如此？`
我忽然感到，人们从来不曾走进他的内心。我还想说，即周扬本人，亦未必确切明白、弄清楚自己的内心。他就“异化”问题斗胆向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稍稍走近了一点，引发的反应是异常剧烈的。他显然并没有做好承受这种反应的心理准备，于是垮掉。对周扬一蹶不振，人们尤其周扬家属认为是被活活气成这样，苏灵扬曾对中宣部来人发脾气说：“你去跟上面讲去，周扬的病就是他们整的，他们就是白衣秀士王伦。你就说是我苏灵扬说的，开除党藉我也不怕。”（《摇荡的秋千.与袁鹰谈周扬》）这可以理解。不过我想，凡事皆有外因、内因。周扬的晚年情景，固然与大受刺激有关，但他自己内心一生所不曾解开的疙瘩，那种矛盾、反复、迷惘，那种不停遭到自我否定、左右为难、在“夹缝”中间不知所之的痛苦挣扎，更作为长久的积郁，压在心头。在接触他晚年的资料时，仿佛有一枝无形的画笔，在我脑海里描摹出他的神情——那通常定格在两种面容上，一是失语后的呆滞，一是流泪、不断地流泪。这两种面容，都令我极为震动。须知，这个人，曾经是最有才华的演讲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雄辩而富于力量；但到最后，在来人面前，他却往往张着空洞的嘴，说不出任何话来。还有他的流泪，差不多每一个回忆者都会提到这一点，他似乎在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面前流泪，不分场合，不分情景，说着说着，眼中就盈满泪水。人们说，那是忏悔的泪水；我却还从那泪水中读出了情感，以及渐渐褪去茧皮、重新变得鲜嫩敏感的心灵。这些东西曾经远离了他，或被紧紧地封闭在密不透气的冷屋。直到“文革”中他刚出狱的时候，当次子周迈告诉他远在家乡的姑祖母也受牵连，被游街批斗时，周扬还是“淡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游街，锻炼锻炼也好嘛。”（《摇荡的秋千.与周迈谈周扬》）那是多么坚硬的心脏啊，直到生命最后几年，它才开始苏醒，以至于变得那样柔软，连普通人都不愿意呈现的软弱，他毫不在意地、不顾尊严和体面地呈现了出来。这是一种偿还，是内心平衡的自发而不可遏止的修复，也是向日常、世俗人性的回归。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周扬的一生演绎了“浮士德难题”。他的心灵，历经探索、磨难、沉降和回归，我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轨迹。在我看来，真诚的生命是一个觉悟的过程，它属于历尽曲折、最后让目光寻找到光明所在的人。我认为周扬最后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