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通常的凜然端严之外,还有一种必须被捕捉到的表情——犹豫。此词在这里含义比较复杂:不坚决,惶惑,不忍,勉强,不解,疑问……可能都有一点。50年代文艺斗争激烈的时候,公开场合下周扬给目击者留下声色俱厉的印象。等到时过境迁,80年代,特别是周扬去世之后,却意外地从一些当事人口中听到声色俱厉背后周扬的另样表现。河北作家刘真因反映大跃进中农村的民生现实被批判,1962年周扬来天津参加文艺界座谈,听说不许刘真参加,特派秘书用车接到会议上,并单独进行一次谈话。刘真说:“一句批评也没有”,“这次会议以后,我又可以写了”。(《他的名字叫“没法说”……》)《刘志丹》被定性为“反党小说”,周扬叫李建彤来告知此事,李形容他说话“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态度也是“例行公事”式的。王蒙非常年轻、刚在文坛露头角,就成为右派,看得出来他对此一直不能释然,但他也感觉到周扬对自己还是关心的,试图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唐达成“鸣放”中写长文与周杨“商榷”,后者“非常愤慨”,唐达成于是成为右派;但奇怪的是把人打成右派后周扬却似乎于心有些不安,1959年在八大处把正在附近农场劳动的唐找来,接谈,“态度很和蔼”,过了两年,唐被调回作协。(唐达成:《四十年来的印象和认识》)温济泽也说自己1957年在工作中触恼了周扬,被打成右派,但他又听说周扬曾让秘书专门打电话,“声明他并没有要广播局划温济泽为右派”。(《历史新时期的周扬》)蓝翎说:“我划右派时听说他不同意。根据袁水拍、林淡秋的说法,他说过能不划就不划。刘甲写了一大版批我的文章,送到周扬那里,给退回来,没有让发表。看来他并不希望我一下子栽倒。”(《摇荡的秋千.与蓝翎谈周扬》)华君武也说:“(对反右)周扬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我知道有好几位党内外的美术家都岌岌可危而未被定为‘右派’”。还说更早在延安就是这样,“在鲁艺抢救运动中,没有作狂热的发言和过火的动员”。(《忆周扬》)曾在鲁艺挨过整的骆文、李纳,认为周扬并不热衷整人,心中反而似有无奈,甚至微微露出一点同情。
诸如此类的叙述,与周扬批胡风、批丁玲、批冯雪峰时的咄咄逼人、铁血强硬,虽有天壤之别,却似乎同样真实。这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官场谋略和权术么?或许。不过我发现,那些在他主事时挨了整、过后又得到他某种示慰的人,都是一些普通的作家、干部;而他决不稍贷、痛打落水狗的,都是“上面”明令严办的“大人物”。这是不是巧合呢?华君武有段话,曲折地表达一种看法:“对于许多政治运动的高层决策、来龙去脉,我并不都很清楚了解,没有资格去说三道四……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也无法抗拒”。胡、丁、冯三位,都与周扬深有宿怨,这很容易让人认定他们的噩运由周扬造成。然据已有材料,胡风案性质严重到那种地步,周扬也缺乏准备。丁陈案中,周扬斗志昂扬,但决定命运的力量来自别处,“(1957年)6月8日之后,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中央书记处直接过问此事”,原本作协已认为丁陈问题处理过火,但在听取中宣部对处理情况汇报后,一位高层人物突然发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李向东、王增如:《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这个问号底下,隐藏着周扬“不足与外人道”的尴尬处境。至于冯雪峰,周扬整得他穷困潦倒不假,但“文革”末期周扬刚刚出狱,即冒险去看望癌症患者冯雪峰,还送上数百元钱——如果这是表达歉意,会是什么样的歉意呢?羞愧?自责?还是想求得理解?很值得玩味。
在一般人眼里周扬是“整人专家”,但毛泽东自有他的评价。50年代初埋怨周扬“政治上不开展”,“文革”前夕批他温情主义,与一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张光年:《回忆周扬》)——很快,发展到两个批示的地步,“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周扬,差别如此之大,从凶神恶煞到心慈手软。周扬对此心知肚明,他“不止一次”对张光年说过:“我们是在夹缝中斗争啊!”这个“夹缝”,非但是实际处境的,也是思想认识的。此即我颇费斟酌用到他身上的“犹豫”一词。以经验和阅历,他不会不清楚坚定、果决、彻底是极为必要的,但情感和心灵上有疑虑。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有根源的,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有时候我会突然这样想:十七年那段时间,同样的位子上换一个人,他会比周扬表现如何?
有个现象很有趣,五六十年代与他打交道的人,回忆他讲过的话,往往不约而同地把他的语气也带出来,“啊”、“嘛”一类,总之就是“打官腔”。这在更早以前是没有的。但这仅仅说明他官气越来越重吗?我觉得不能只是过于表面地看。在这种官腔里头,周扬符号化了。而这也许是身不由己、势使之然。因为在他那个位置,周扬不但不是自己,纵然他想以个人面目示人亦不可得。他是体制、机制的化身,代表组织,必须尽力抹去个性的痕迹,否则反而不对、不合适、造成混乱。所以他就只得消失在官腔里。
不过,有一二年,他似乎突破了“官样”,隐约令人感到他所久违的一些个人的东西,又回来了。那是1961至1962年间,也即“大跃进”造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后果、周恩来、李富春等共同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时期。一时间,从经济到文化,整个政策都在向富于建设性的方向发展。此一时间的周扬,跟建国后头十年比,又像变了一个人,兴奋而有活力。我在阅读相关材料时注意到,他对王蒙、唐达成、刘真、蓝翎等展示关心和宽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候。当时,以周恩来为主,陈毅、陶铸等领导人高度关切知识分子问题,倡导“脱帽加冕”;而周扬“一手遮天”的文艺界,居然在1961年为大右派冯雪峰“摘帽”。毛泽东获悉此事异常震怒,批示“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与此同时,周扬着手另一项意义更为重大的工作。鉴于“双百方针”贯彻不利乃至破坏严重,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的聂荣臻,组织制定《科学十四条》,用条例的方式把正确的政策确定下来,其意义相当于给科学立法。周扬受此启发,决心搞文艺条例,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八条”。恍然间“昨日重现”,我们好像再次目睹了十几年前在延安为鲁艺制订“公约”的那个周扬。还是贾植芳说得好:“形势一松,他身上‘五四’的传统就又出来了。”在讨论“十条”(后变成“八条”)时,周扬一些讲话一改滴水不漏的官样风格,变得尖锐起来,甚至冲动:
这次会上他讲的一些话,在“文革”材料和姚文元的文章中都引用过。如“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他在谈到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时说:“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了,一下跌入,万劫不复。以后少搞点深渊!”“要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黎之:《周扬与“文艺十条”、“文艺八条”》)
定稿后,周扬“高兴”地说:“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我读到这句话时,不由大惊——原来周扬心中对于纠“左”也是“有志乎此久矣”。到了“文革”,姚文元在那篇气贯长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里,称“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