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出军营：“农家军人唱农歌”
虽然从军旅作家的义务要求来看，我们当然更乐意看到军旅作家们把更多的创作精力投放到历史的战争和现实的军旅生活方面，但是，画地为牢，过分强调这种取材的功利性，也将是狭隘的，无疑会使部分军旅作家尤其是具有双重（农人和军人）人生背景的农家军人作家的创造力受到压抑。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创作环境的进一步宽松，军旅作家的定位逐渐淡化，农家军人作家的创造性得到了全面释放。他们不再左顾右盼，果断而又气定神闲地展开了他们人生的另一半，得心应手地唱出了更加底蕴丰厚的“农家农歌”，写出了真正能展示他们全部的创造才华与实力的代表作，并且引起了整个当代文坛的瞩目，这些作品理应是军旅文学（作家）的重要收获，它们是“农家军歌”的底色和背景，同时又对军旅文学构成了一种对比和补充。他们中间，最有代表性的首推周大新与阎连科。
应该说，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有两大特色；一是中国味道，二是百年历史。以中国味道用百万字篇幅讲百年历史，就构成了《第二十幕》“长河小说”的“史诗品质”。所谓百年历史，体现了作家宏大的眼光和雄心，即敢于从大处着眼，同时又体现了作家精细的题材选择和艺术构思，即善于从小处着手。作品通过河南南阳尚达志、尚立世、尚昌盛一家三代惨淡经营“尚吉利”丝绸业的家庭史的经线，精心编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图景，进而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出了个人性的艺术透视。
在尚达志、云纬、草绒、卓远等人物身上，集中表达了作家从民族工业、权力经济、女性命运、知识分子良知等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所做出的评价。最令人深思的是主人公尚达志，他一方面代表了作家的人生理想，或者说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坚忍不拔，九死不悔，万劫不磨的韧的精神。作家对他满怀深情，倾心塑造，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隐约看到作者心灵的历程和情感的面影。另一方面，作家在人性立场上又和他保持了适度的距离，对他的人格模式进行了审慎的批判。
作家借女主人公云纬之口，最终指出了尚达志“重物轻人”的人生哲学，实际上是他一生中最根本的失误乃至失败。从青年时期牺牲初恋、中年时期出卖女儿到终生压抑爱情，画出了一条为“物”、为“名”、为“霸王绸”而弃绝俗世幸福、泅渡人生苦海、违反人道人性的自我异化轨迹。“好梦难圆”是物质层面上的（霸王绸久不可得），更是精神层面上的——以人性的异化或戕害为代价去换取那个物，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是作家对前工业社会的反思，亦是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追问，在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世纪初的今天，作家的追问尤有警策意义：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性不能得到更加健全、自由的发展与张扬，那么我们会不会违背出发的初衷而误入歧途？至于本书的“中国味道”，这里只能简略涉及两点，一是从《红楼梦》到《白鹿原》的家族史的大结构框架，在本书中有成功的借鉴与化用，与其说是得益于《百年孤独》，还莫如说是取法于本土经验。二是作家重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重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这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元素，也恰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要领。周大新深谙其中三昧，他恪守这些，求仁得仁，走了现实主义正道，酿制出了一坛“中国味道”纯正的“老窖”。
与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不同，阁连科在《日光流年》中把目光投向了现实。阎连科能写出《日光流年》是令人惊异的，惊异之处在于：九十年代以来，阎连科是以新乡土小说家和新军旅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崛起于当代文坛的。其写作风格和写作对象比较吻合，偏于“实”的和“土”的一路，正好是“虚”的和“洋”的《日光流年》的一个反照。如果说，此前阎连科“以最洋的形式来写最土的故事”的《年月日》在圈子里博得了一片喝彩，但美中不足依然存住，借鉴的蛛丝马迹过于明显《年月日》很像一个完美的《老人与海》的中国版本，它的人物，它的象征寓意，它的叙述节奏都容易使人想起海明威。而《日光流年》就大为不同了，就像一位高明的花匠，把各种外来的肥料、养分都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土地中，最后长出了一朵中国的奇异的花。首先，《日光流年》直逼死亡主题的异乎寻常的勇气和镇静给人以震撼。它讲述的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惨烈的死亡故事——数百口三姓村人为了战胜四十岁的生命极限而不停歇地与宿命奋斗与抗争。他们卖淫、卖人皮、引水、翻地、种油菜，为死而生，为生而死，在一次次绝望的循环往复中展示了希望的力量，在一次次失败的无情命运里歌颂了精神的永恒。这是一个以死亡写生存的主题，以死亡的虚无和不可战胜来反观生存的意义和无意义，生命的真谛蕴藏于故事的荒诞之中。
这是一个中国农民生存韧度的现代象征，一则人类社会渴望生命长度的古老寓言。其次，《日光流年》繁复而精巧的结构表现了作家对长篇小说本质某种独到的理解。长篇小说可以是重思想的，重生活的，重故事的，重人物形象和命运的，但也可以是重结构的，阎连科显然是偏于后者或至少是将结构和其它元素等量齐观的。结构服务于内容，但也能深化内容。
《日光流年》从后往前，从死到生的总体倒叙就大大凸现了死亡的主题，极度强化了对生之来路的回归与眷恋。但五卷各个不同的文体变化，在简单中寻求复杂，在和谐中富于变化，在宏大中追求精致，充分显示了结构的独立意义和独特魅力。再次，《月光流年》以其语言的华丽与铺排，展现了作家挑战汉语写作极限的决心与才气。一般说来，“写短篇就是写语言”（汪曾棋语），而对于长篇小说的语言则似乎不必过于苛求和考究。
但阎连科却不服这口气，偏要铤而走险，以短篇的语言来要求长篇，四十余万字几乎是句句琢磨、一丝不苟，到处运用感觉的互通、夸张与变形，充满了魔幻色彩、神秘意味与诗化氛围。读来如梦如魇，虚无缥缈，扑朔迷离。一部长篇小说的语言达到通篇的陌生化效果，确实不易。以此几点为参照，作家此后的《坚硬如水》《受活》则反倒有所不及。
如果说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分别向纵横两个方向拓宽了“农家衣歌”的音域，那么柳建伟的“时代三部曲”几乎就是一部雄浑庞大的交响乐。其中的《北方城郭》和《英雄时代》分别以当下中国正在急剧变化的乡村和都市为主要舞台，开阔而深沉地传达出了一个多语意识构成的中国社会在多种意识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中隆隆前进的足音。两部作品的整体艺术成就也许不尽相同，但作家如此迅捷且全方位地切人现实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前瞻性和广阔的大视野，在此前的军旅文坛上都是难得一见的。
四.军旅女性：“万绿丛中一片红”“前十七年”，军旅文学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作家的天下，偶或有个别女性介入诗歌（如杨星火）或散文（如郭建英）创作，其性别因素也常常被忽略不计。等到新时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以计数的青年军旅女作家全方位地介入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领域，确实把军旅文苑点染得姹紫嫣红，但唯独在长篇小说领域，依然倩影难觅。遍披记忆，大概也只有严歌苓的《绿草地》留下模糊的印象，充其量也不过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然而，近十年以来，情形大为改观，从庞天舒的《落日之战》到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姜安的《走山硝烟的女神》，王曼玲的《正午告别》，张慧敏的《叙述的森林》，直到马晓丽的《楚河汉界》，燕燕的《去日留痕》，“你方唱罢我登台”，成为“第四次浪潮”中新的亮点，并且大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之势。这些作品虽然都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但却各个出手不凡，起点颇高。她们摆脱时下女性文学中流行的以“小我”为中心的“私人写作”或“身体写作”模式，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历史和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以特有的视角切入战争和军营，为女性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扫文坛中的“脂粉气”，打破了军旅长篇小说领域中男性作家的一统天下，不夸张地说，形成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万绿丛中一片红”的新生面，为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增添了一抹绚丽的颜色。下面仅以《英雄无语》和《楚河汉界》为例，略作评析。
在众多对“英雄主义”的书写之中，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唱出了一种别调。简而言之，其新异之处有三；首先，作者的“紫色”英雄观深化了“英雄是人”的观念。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对“高、大、全”式英雄观的反省与突破，还多局限于人物的性格弱点或某些工作失误，较少涉及其思想品质和道德人格等深层因素，而项小米把“说不清楚”的“爷爷”定位为“紫色”——红色与黑色混合而成的神奇颜色。“爷爷”既是坚定的红色英雄，同时身上又蕴藏着与之完全相反的黑色封建性和匪性，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在“爷爷”身上共生共存，此消彼长。这种对既定的“英雄”观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写作尝试，既使作品展现了更为扑朔迷离的历史景观和人文景观，又为“英雄是人”的自省模式带来了新的审美内涵。“爷爷”参加革命并非自觉，参加革命之后其觉悟和素质也未见得提高了很多，比如他与三个女人的关系：先是蹂躏和使唤作为童养媳的奶奶，接着又离开了曾经恩爱有加的二奶奶，而心安理得地与戴眼镜的三奶奶结了婚。女人在“爷爷”心中的分量只是如“衣服”而已，多几件少几件又有什么关系？以至于家人将爷爷看成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人。这样的人和英雄相去何远？然而，爷爷又是实实在在的英雄，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对党和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无名英雄：他卧底敌营，神闲气定；护送情报，不顾死生——爷爷是红色加黑色化合而成的“紫色”英雄。这种英雄观为“英雄是人”的自省模式增添了几分诡异与传奇。其次，低调的反思深化了革命历史题材的思想内涵，作品从人物本身与社会历史两个层面交叉展开，在感情上爷爷从未真正拥有过女人，内心孤独的他却对此毫无意识，在工作上他与白区战友一起流血受罪，却成为革命成功后的“另类”，平时不受重用，运动一来便一个接一个不得善终。这样一位发育得不完全便上了路的畸形英雄，伤害了别人又受到了历史的伤害。这种低调反思使得《英雄无语》在格调上既不同于《皖南事变》的哀婉悲歌，又不同于《我是太阳》的慷慨陈辞，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一种低回又不失深情的咏叹基调，通过对人物命运和人物性格的悲剧性反思，揭示了革命历史某种意义上的混沌，以及人性的斑驳复杂，不可捉摸。面对这种混沌繁复，英雄无语，观者黯然。再次，精练的语言和冷峻的叙事强化了作品的风格。《英雄无语》的故事容量很大，爷爷作为一名“特科”中坚人物，有许多传奇事迹可资铺陈，然而项小米没有刻意追求故事的惊险奇巧，而是在干净准确、精练简约的语言叙述中，坚持贯彻了一种冷峻沉着、从容客观的叙事风格，克服了女作家中常见的絮叨、拖沓与琐屑，凸现了作家思辨结合的小说风格，较好地体现了复杂、深沉和锐利的小说语言魅力。这是项小米的个性使然，也是她的修炼所至，是她长期经历编辑职业磨炼之后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马晓丽以一部思想穿透力直逼《炮群》和《穿越死亡》的《楚河汉界》，令军旅文坛大为惊异。马晓丽出身军人家庭，虽然承袭了由朱苏进开创的“铁蒺藜”式的写作风格，显示了女性罕见的强悍笔力，但同时又突出了自己的思考维度和叙事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