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而又令人尴尬的是，这样的文学主张既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而又有超前的现代意味，它本身就提供了一个两难命题：一方面是物质贫困的挤压，一方面又是精神失落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还未能充分得到现代文明的物质享受，一方面却要主动承担现代文明的精神重负——这是否就是当今第三世界文化或发展中国家人文知识分子的困境？我答：然也。这也正是今日中国作家别无选择的宿命与使命。
3.小说“写意”初探
试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粗粗做一比较：“三国”、“水浒”、“西游”，或写枭雄豪杰斗智斗勇，或描起义风云险象环生，或画神魔鬼怪奇谲峥嵘，大致惊险相加，惊心动魄。只有一部“红楼”，反其道而行之，平淡里见清奇，素雅中含隽永，如袅袅一曲“长恨歌”，掩卷之后，余韵不绝如缕。别林斯基当年在评价果戈理和另几位作家的同样轰动的作品时说：“一篇引起读者注意的中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才能过人。”并以读后能否复述和照样感人为标志来进行区分，还进而指出，前者的魅力在于题材本身，而后者的魅力则更多的在于作家的才气。依照别氏的分法，“三国”、“水浒”、“西游”当为前者，“红楼”当为后者。前者的魅力在于强烈的情节性和故事性，后者的魅力则在于精微的心理描写和幽美的情境等等；前者作家的才力表现为对特殊的、重大的、传奇性的故事情节的捕捉、驾驭和再现，后者作家的才力则表现为对日常生活中美的底蕴的开掘，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二者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前三部的故事、人物原型分别出现在汉、唐、宋时代，而成书于元、明、清之间，都先后经过了几百乃至上千年的民间演绎，最后经由文人加工整理而成，多少还带有集体创作的色彩。惟有“红楼”，纯属作家个人精神劳动的产品，这既更符合艺术创造的本质规律，同时也就标记着中国小说创作演进到了完全成熟的新阶段（我想特别指出这一点，对于本文的论题，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总之，“三国”等的情节和故事的强化，与“红楼”的情节和故事的淡化，都是中国小说的宝贵传统。可惜的是，近代以来，我们的作家对于“红楼”的传统研究、继承、发展得很不够，以至于欣赏有头有尾的故事文学，渐次成了我们民族稳定而又多少有些排它的重要审美特征。
今天，以西方世界的一代小说宗师亨利，詹姆斯、乔伊斯等开创的反传统的现代小说，经过卡夫卡、海明威、西蒙、福克纳等人的推进，发展迅猛，泛滥全球。中国当代文坛，以王蒙开其先河，流风所及，势不可挡，使多年来传统、单一的小说作法为之一变，呈现出了勃勃生机。这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昭示着未来一个时期的小说发展趋向？笔者认为是后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当前世界小说的走向，正是从奇特走向平凡，从传奇走向日常生活，从外在走向内心，从叙述走向表现。本文即试图从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的角度来探究这种趋势的内在必然性，和它的某些特征，以及它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联系。
一
丹纳说过：“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一部人类艺术的发展史亦作如下表明：任何艺术形式的出现与消亡，都取决于社会生活及人类心理的变异与发展。
时至今日，我们还常常为古希腊那些完美的裸体雕塑而惊叹不已和迷惑不解。其实，那正是当时希腊特殊的社会生活和观念的活写照。三千年前，爱琴海岸的雅典、斯巴达等城邦的公民生活极其简单，男人只需要一件背心，妇女只要一件单衫，苏格拉底赴宴时，才穿一双布鞋。普利纳说：“全身赤露是希腊人特有的习惯。”同时，每个城邦都想制服和压倒别的城邦，都要训练体格雄健、持久耐战的斗士，理想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古希腊文化就这样用体育和舞蹈培养人，而体育、舞蹈则把姿势、动作、线条、构图，传授给雕塑。公元前六世纪，塑像艺术由粗而精，终于在辉煌的米太战争之后登峰造极。
然而，简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境界就只能产生朴素而单纯的艺术。希腊人思想感情的单纯也就决定了他们艺术趣味的单纯。他们塑像时，四肢和头部平分秋色，眼睛没有眼珠，脸上没有表情，人物安静，色调单一，把绚烂夺目的美留给绘画，把激动人心的效果留给文学。肉体还不曾成为精神的依附，而有自身的价值，表现一种纯粹的形体美。这种人体美，固然代表了人类文化的灿烂童年；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简单描摹的造型艺术，还停留在对人表象的初级写实阶段，艺术家们追求的还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形似。时隔两千多年，当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头脑也变得丰富无比，灵魂变得无边无际，对人像感兴趣的不再是四肢和躯干，而是富于表情的脸，用手势表达看得见的心灵。于是，达.芬奇以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揭开了人类艺术史上崭新的一章。
艺术的发展就是如此取决于社会的发展。下面将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社会进化的内在联系作一粗浅分析。
1.小说的生活故事化阶段
早在远古时期，整个人类还处在一种蒙昧混沌之中，面对大自然的喜怒无常，既敬畏恐惧而又无力抗争，更谈不上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只有“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便展开自由想象，编出种种神话。在中国，产生了昆仑山和蓬莱山两大神统，以及《山海经》等神话作品；在尼罗河、约旦河、恒河等几个大河流域，则出现了《吉尔迦美什》、《旧约》、《沙恭达罗》等神话作品；在欧洲，则编制了奥林匹斯山神的庞大序列，以及荷马英雄史诗等。这些优美、大胆的想象杰作，寄托了人类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理想，最早表现了人类无比的智慧，各自成了东西方文学的源头。就像马克思说的，它们代表了人类文化的童年，在某些方面，至今还是高不可及的范本。这种神话文学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发展为骑士传奇，在阿拉伯地区孕育出了《一千零一夜》，而在中国则繁衍为魏晋时代的志人志怪和唐宋传奇。虽意趣各异，但重故事而不重人物却是相同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没有人物可以成为悲剧，没有情节可不行。从审美心理角度看，这种现象就像故事能吸引儿童一样，神话传奇能满足当时人们尚奇尚异的心理。显然，这还是停留在审美的初级阶段。
2.小说的人物性格化阶段
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科学的兴起使神话的市场日渐缩小；而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群体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使天方夜谭式的圆桌骑士们的传奇变得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荒诞不经。充满勃勃生机的资产阶级打出人文主义大旗，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莎士比亚让他的哈姆雷特发表的关于“人是宇宙的精华”的著名独白，足可以当做人文主义的宣言来读。文学一举挣脱宗教、神权的桎梏而成为人学。尤其到了十九世纪，随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等三大自然科学的发现和心理学的发达，帮助作家们对于人的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等诸方面，有了更为洞幽发隐的观察和解剖。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巨匠，共同把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与此同时，中国经过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缓慢萌芽，人的价值也开始被重视，曹雪芹终于以他震古烁今的《红楼梦》，辉煌地表现了人。如果说《金瓶梅》从人身上发现了兽，《红楼梦》则从非人身上发现了人。《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她在封建中国的古老疆土上打起了人文主义大旗；而她的艺术价值则在于它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观念，意味着中国小说的重心从故事转向了人物，进入了充满朝气而又日渐成熟的“青春期”。
3.小说的内心世界审美化阶段
今天，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测正在无限深入。就宏观论，已测出三百六十亿光年的宇宙深度；就微观论，已分出了物质的粒子和层子。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在日新月异的深化。仅从心理生理学角度分析，人类的心理分化已越来越趋于细致。本世纪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使得这种趋向更加明显。生产方式的越来越群体化，也就决定了文化方式的越来越非群体化；社会制度的越来越民主化，也就决定了人们的审美趣味越来越个性化。这一切，都迫使作家们开始了对人的心灵更高层次的探求，不再满足于客观描摹的准确，而是大大加强主观内向性，通过人物内心来反映客观现实。并认为，平凡生活中渗透着更多的人的痛苦和欢乐，因而也就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于是，作家们一反注重特例的传统，而潜心于在平常生活中挖掘深意，小说中的情节因素大大减弱，心理因素得到加强，意识流等新派小说应运而生。其实，意识流也罢，情绪流也罢，心态描写也罢，心理结构也罢，概括一句话，就是内心世界的审美化。我们不妨再作一宏观的展望；随着地球上阶级、战争的逐步消灭，社会愈趋安宁，生活更见平淡，那些动人心魄、激荡风云的事件也将慢慢地烟消云散；可与此相反的，正是比天空、海洋更为广阔的人的心灵将越来越变得博大、深邃、无穷。由是，未来的小说从何处去寻找新的艺术魅力，也就不难预见了。
二
当六千五百年前的西安半坡人，在他们的洞穴壁画和陶罐图案中第一次从对鱼和水纹的描摹中抽象出三角的几何线条时，即表明他们的思维的一大飞跃和艺术概括能力的突进。数千年来，人类的艺术似乎就是沿着具象——抽象的道路螺旋形上升。这个进程，借用中国传统画论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不断地从写实走向写意。
艺术固然来自生活，但生活决不等于艺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古典文论有“形似”与“神似”之说，“神似”便是变形以后的“离形得似”。西方古典文论也历来认为，逼真不等于真实。以雕塑而论，用模了浇铸来复制实物是最忠实最到家的办法，可一件好的浇铸品当然不如一个好的雕塑。虽然从根本上说，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是矛盾的统一。因为生活的无限性和艺术的有限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艺术反映生活，只有通过变形来达到准确，通过不像来达到更像。譬如徐悲鸿画马，因为他决不仅仅是得力于对一匹马的认识，而是包括了对千百匹马的认识和理解，包括了他对马的特殊感情，乃至他本人的生活经历、社会理想等等。如此繁多成分的统一，只能在假定性的形态中才能实现，只有写意，才能充分表达经过抽象与概括的作家认识。
丹纳说过，艺术的“全部技术可以用一句话包括，就是用集中的方法表白。”这个“集中”的方法，也就是变形的方法。目的在于使对象的某一主要特征，也就是艺术家对那个对象所抱的主要观念，显得特别清楚。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能充分表现特征的主导地位，才必须由艺术家们发挥创造来加以补足。所以，“似与不似为真似”（黄宾虹）。意大利画派艺术越成熟，也就越避免描头画角式的正确与形似。“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闻一多）。法国卢浮宫里但纳用放大镜画了四年的一张极其精致逼真的人物头像，反而还不如梵.代克的一张笔致豪放的速写来得有力。中国戏曲舞台上，窦娥冤那抑扬有致、优美动听的哭腔，却比生活中悲恸欲绝、呼天喊地的嚎啕更能催人泪下；至于戏中人物那些既有节奏而又押韵的道白和绝对程式化的举手投足，也没有任何人觉得他是在装腔作态。艺术来自生活，而又通过变形高于生活，因而也就更逼近生活。
总之，“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达到产生一种更高真实的假象”（歌德）。中国古人认为“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西方当代更有人提出“世界越复杂、艺术越抽象”，似乎当世界复杂得具象无法描绘时，只能是用抽象的假象来折射，就像毕加索用变形的牛马来反映西班牙内战，或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通过魔幻的哈哈镜来反映光怪陆离的现实一样，都达到了一种“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特殊效果。为了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明白一些，下面再分读者与作家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
先谈谈读者方面。
著名的格林童话《红帆》告诉我们，人是绝对需要想象的，任何一个没有想象的人都是不可想象的。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将他的作品化为想象的种子，播入读者的心田，通过吸收读者心田中生活经历、感情积累和艺术素养的部分或全部的养料，长成一棵想象的参天大树。从而使读者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作家的共同创作中，得到审美的快感，领略到艺术的魅力。读者自身这种想象能力与艺术家诱发这种想象的能力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会使作品的艺术魅力受到极大的损害。音乐，只有对于音乐的耳朵，才成其为音乐。过去，我们只强调作家一方，而对于读者一方则太漠视了。今天，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随着读者欣赏水平的进步，该是我们注意、尊重读者的想象力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