簇新的视点和超前的观念就这样将“亚洲一号”的发射不单单看做是东西方空间技术的一次合作，而同时也把它看成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两种情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碰撞与融会，从而升华出一种超越了事件本身的更为广远和恒久的思情与启迪。但是，我仍然要遗憾地指出，这种观念和意识在整部作品中充其量只宴现了一半。它并投有水乳交融般地渗透于事件的全过程和全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它只是在诸如“我们都是地球人”等少许章节中得到适当的传达；在更多的地方，这种观念与材料之间是游离或脱节的，观念是靠作者直言不讳地喊出来的。这就减弱了思想的穿透力与感染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除了作者思想水准的主观原因外，恐怕更与超前的观念和沉重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有关。这也许是我们苛求于作者的。
关于《飞向太空港》本身，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我不做更多的说长道短是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话留待作品问世以后让广大读者去说，那样会更客观一些、更公正一些；二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我觉得把这部作品与整个的“航天文学”的梦想相比，毕竟是后者更重要——它不仅有可能让李鸣生长其所长，真正在文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为我们的文学大家族贡献一个新的成员。因此我要说，《飞向太空港》只不过是“航天文学”大厦中第一块比较具有规模和质量的基石，李鸣生也不必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值，而应该把更大的精力与心血投放到第二块、第三块基石的锻造上——譬如他已开笔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至于“航天文学”的创造，我再提一条建议：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它区别于其它文学的特质——“航天”——高科技，如果钟情于它的作者不在加强文学修炼的同时下大气力广采博收，好学深思，日渐使自己学者化、“科技化”，要写好“航天文学”恐怕其难也嗄嗄乎。顺便说说我对“航天文学”的预测——可以套用一句名言来表述：梦想是辉煌的，道路是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
祝李鸣生好梦成真！
10.旋转在当代文学天空中的“雷达”——关于雷达评论的提纲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一套由陈荒煤和冯牧联袂主编的“文学评论家丛书”，所收十六位都是有影响的当代资深文学评论家，以年龄顺序排列，雷达殿后。雷达在他这本名为《文学活着》的最新文论集的“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屈指算来，正式做文学批评工作，快二十年了；自觉心态还像个孩子，却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时光流逝得真是无情。梵家以为，夜晚是梦境，白天其实也是梦境，很难说哪个梦境更真实，我自然不同意这样的消极，但想想我们这些年走过的文学之路，一切已变得面目全非，一切又像昨天一样，还真有几分梦的滋味，特别是检点起自己的文章的时候，这感觉就格外强烈。
作为学习文学批评的一个后生晚辈，当我凝神和回视雷达先生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之际，再证之以上面这段文字，真也不免世事难料，人生如梦，人算不如天算等诸多感慨。
一
三十年前——1965年的金秋，年方二十出头的雷达学刚刚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国文联工作。当他带着黄土高原的仆仆风尘，带着一个“外省人”的眼光和雄心，带着一个文学青年热烈的憧憬和梦想来到北京，走进全国文学艺术界的领率机关——中国文联大楼报到时，谁又能想到，接踵而至的竟是一场围剿与横扫一切文化的十年浩劫呢？
十六年前——1979年的初春，当雷达学以《文艺报》记者身份率先采访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刚刚复出但还尚未从新疆归京的王蒙、并首次起用了“雷达”的笔名发表了那篇在当时颇有反响的王蒙访问记——《春光唱彻方无憾》时，谁又曾想到，它竟像一锤定音，从此敲定了雷达学的文学批评道路；尤其“雷达”二字，简直有如天赐，有如神助，有如一语成谶之意味，它果然日渐成为了旋转在新时期文学天空中一部灵敏度高、覆盖面广、信号力强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文学雷达呢？
事实是，十余年来，雷达不仅是小说评论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他已先后出版了《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灵性激活历史》、《民族灵魂的重铸》、《文学活着》等多部文论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声音是富于个性和活力的，是极其洪亮而雄辩的，是别人所不可替代的。关于这一点，已是当代文坛的共识，各种肯定和褒扬的文字与议论已是随处可见可闻。我这里就便信手拈来两例：一是伯勇先生在《民族灵魂的重铸.序》中所言——“雷达是雄健的。他的雄健犹如一棵挺拔的树，立足于厚实的大地——对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的深刻了解与体察。雄健既是雷达文章的精神内蕴，也是他的文风光采。他的文气酣烈。他属于情感情绪型的评论家，但又不缺少相当的理论深度。他走的是情气势融于一炉的路子，把激情放到理性的模于浇铸出酣烈之文。”二是吴文科先生在《文学活着.代序》中指出——“鲜活而不教条，雄健而不生涩，挥洒而不飘零。理论与思维、客体与主体、视角与对象、观点与表达，均呈饱和、统一、相契与机智的状态。这就是雷达的文章的品格，也是雷达所以驰骋小说评论界而风格独树的所在。”两位作序者都非名家硕懦（前者是江西赣南一个僻远小县城里的小说作者，后者是一名戏曲理论研究者），但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切中肯肇地谈出了对雷达评论或一特色的认知与把握，这也许正好说明了雷达被认可被接受的广泛程度。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对雷达批评作出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本文也无力做到这一点），但至少有一个说法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在文坛上不胫而走，即雷达是“雷达”。它的书面表述是这样的：“他那积极调整步履感应着时代脉搏而流动的小说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出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的信息，又反映出新时期小说创作态势长足演进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雷达其人其作看做是感知新时期文学发展脉搏和律动的‘雷达’”（白烨语）。
简捷说来，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坛而言，雷达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更是一个恰切的比喻。只是这一切，在三十年前、在十六年前、在雷达最初登台亮相之时，又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呢？难怪人生有沧桑之慨，雷达有“梦境”之叹。真个是：
“奇外之奇更出奇，一波才动千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二
将近十年前，1986年8月，雷达完成了一篇重要论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翌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在“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专栏中发表时还有“编者的话”云：“雷达的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才是贯穿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自可作一家之言。文章分析了大量文学现象，凝聚了作者在民族灵魂问题上的理论思索和某些独到见解。”该文从文学的“人学”根本特性出发，对新时期文学主潮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概括，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涌流，它并非人为的规范，而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交汇的自然现象。该文不同意用西方现代“无主潮”的多元状态来简单类比当代中国文学特定的多元化现象，同时又对刘再复、何西来等人的观点展开了争鸣，认为人道主义作为普泛的哲学思潮由于缺乏“中介”及其它原因不宜视为文学主潮；现实主义不论在方法的狭隘上或者精神的广义上，也不宜涵盖日益复杂的文学现象。该文通过对文学十年前期农民、妇女、改革者和知识分子等人物谱系所负载的民族魂灵种种形态的清理与审视，对中后期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化寻根派以及现代派“殊途同归于民族灵魂的探索道路”的爬梳与考察，发现了新时期文学大潮另“有一个原动力和一条生命线”，“那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众多作家，呼吸领受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于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就是十年文学划出的主要轨迹。”
当然，“人道主义”也罢，“现实主义”也罢，“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也罢，“民族灵魂的重铸”也罢，都可以是对新时期十年文学主潮的一种总结，一种概括，一种研究，都各有各的道理和价值在，我在这里无意也无力作出孰高孰低的判断与评价，更没有必要扬此抑彼，独尊“雷说”。我不惮烦难地重提和简介这篇文章，主要的用意是想指出，这篇论文对于雷达的文学批评道路具有划阶段的意义。它是在此前雷达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上一次思想基准的“浮出水面”，一次理论量级的大幅度提升。它有力地表明了批评者不仅具有对快速发展的创作运动敏捷、锐利、精到、细微的跟踪力，分析力与判断力，而且开始显露了对一个历史时期纷纭万状的文学思潮深刻、系统、独到、大气的涵盖力，思辨力与把握力，以及对起于青萍之末的文学最新动态和潜在走向的灵动、敏感、超前的发现力，洞察力与预见力。这是一个批评大家的基本风范和必要素质。以“论纲”为标志，雷达开始向这个境界迈进，“论纲”一出，也使雷达从一般的批评家群落中脱颖而出，在荐介评说作家作品的同时，还常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地指出一种苗头、一种趋向、一种走势，在小说批评界保持一种领先的姿态。譬如1988年初，他在《文艺报》发表了《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生魄力——当前小说审美意识的变化》一文，从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等人的最新创作中，较早地归纳出了“从主观向客观过渡”、“视点下沉、贴近生存”、“正视恶”等几个主要特点，并提醒人们注意这是当前小说创作中“审美意识的重要变动”。此后所谓“新写实小说”的繁衍壮大，其实在诸多方面都印证了雷达的先见之明。循着此一思潮和思路的推进，雷达又相继撰写了《关于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从生存相到生活化》、《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等系列论文，始终在小说批评的前沿向文坛发言。
另一方面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支撑“论纲”的批评支点、理论背景和思想架构。虽然它还说不上严密、明晰、规范和系统，但它作为一个批评的切入视角却是被雷达牢牢抓住了。这就是对所谓“主体意识”的强调与张扬。需要指出的是，他的“主体论”和刘再复等人的“主体论”同中有异，包含了大量自己研究创作规律的见解与结晶。既肯定人作为“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马克思语），更张扬作为作家的人变创作过程中的客观“中介”为能动“主体”。他看重的是主客体深刻的精神连结，推崇的是主客体交相感应的挥一境界。依我的简单理解，这里的“主客体”大概包括这样几层对应关系：一是作为作家个体的精神与物质；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与作为表现对象的社会；三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灵魂和我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三对关系中，雷达更强调的是前者对后者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力，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一种精神能量的释放，一种心灵自由的飞翔。这其实是对多年来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反拨，对真正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皈依。同时，它又突破了经典的传统现实主义和“文以载道”的理论框架，它融合了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有益经验，也吸纳了西方现代文论和哲学思潮的有益启示，譬如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譬如从叔本华、尼采到卡西尔的生命哲学、强力意志、人本主义等等。它虽然还谈不上有序的、深层的、宏观的整合，但它毕竟体现了雷达这个“批评主体”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活力和实现的蝉蜕，使他与前代和同代许多批评家划清了界线，获得了一种更为丰富多样的理论参照和深邃广博的文化视野，形成了以“主体意识”为导引的新的“历史——美学”批评风范，和开放的现实主义批评路向。正是从此一点辐射开去，才有了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所谓“灵性激活了历史”，所谓当代精神对“传统的创化”等等，均可作如是观。此后雷达一系列长篇小说的重要评论，更是对这一理论的合理延伸与阐发，得心应手的运用与挥洒，达到了他自己所追求的（批评的）“主客体交相感应的浑一境界”。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