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开始的最初几天里，觉得轰然木然的，来不及反应。那天回家，知道父母已经在弄堂里站在一条长凳上被批斗过了；家里清汤寡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红卫兵抄走了旗袍、尖头皮鞋之类。对我造成直接冲击的是书——书被抄走、书店关门、书在街上焚烧……举头问苍天：书有何罪？由是想起中外历史上的文化浩劫，一种末日感主宰着心头。
有好一阵没去钱玉林家，乘着“革命大串联”的列车，去了广州、南京和北京。回来后，根据在广州某公园里得来的印象写了《湖》一诗，“从晨光温软的胸怀里醒来，/蒙眬的眼波凝望着我，/向我脉脉低诉你昨夜的好梦……”这样似梦似醒的低语大约属一种自我心理疗效，至少在最初的精神震荡之后，好像又活了过来，重又沉醉在梦幻世界里。
在钱家，大家又聚在一起，但气氛变了。往来的人多起来，学校都不上课了；有个叫岳瑞斌的是从北京校园来，和一些高干子弟相熟，带来许多小道消息。见到朱育琳，他神色凝重，显出憔悴的样子，对于时局的动态极其关注，也常带来从外面大字报看到的消息，今天有某个权威被揪出，挂牌、下跪、认罪，明天有某个名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这些使我们唏嘘、愤怒、无奈，唯有“痛心疾首”四个字可以形容。也时常谈论到中央高层的情况，甚至分析哪个老帅怎样怎样，在同情之余也寄予某种希望。无疑的，我们对于那些“笔杆子”嗤之以鼻，对于林彪、江青和张春桥深恶痛绝。朱育琳的见解常常与众不同。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运动如火如荼，我们却读到更多的文学。那些平时连旧书店里难以见到的名著，通过各种渠道在流通，速度超快，一本书到手，要求三天、两天，甚至明天就要还，后面有人在等着。这些书都属于抄家物资，原因无他：红卫兵要看！我们都是红卫兵，身穿绿军装，臂挂红袖章。除了搞运动，什么事都停顿，但革命毕竟不能当饭吃，更难抵抗“人性的弱点”。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所事事，看书是一大消遣。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文革”是一大讽刺。一方面也是运动在混乱中进行，像书籍这类东西不属金银财物，单位里一般不怎么认真处理，更何况偷书不算贼。
真是一些好书！大多限期逼着要还，匆匆读过，余味无穷，心有未甘，于是赶紧摘抄在一本日记簿里，明知这么做绝非明智。如《基督山恩仇记》中精巧的复仇计划与奇观般展示的各种场景，令我废寝忘食。一个人在小阁楼里，灯光昏暗不知日夜颠倒，比电影《小裁缝》中的知青在煤油灯下读巴尔扎克，好得多多。看完后，再从头翻起，一章章把情节写下来。另一本畅销小说《飘》叙述“乱世”中的三角恋爱，也使我津津有味；摘录了不少人物的对白或独白，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自称“喜欢流氓”的白瑞德，二三十年之后在大洋彼岸看到了电影，最抢镜的当然是费雯丽了。
还有司汤达《红与黑》、杰克·伦敦《马背上的水手》、阿尔志跋绥夫《沙宁》、顾米列夫斯基《大学生私生活》、《法朗士短篇小说集》、巴尔扎克《搅水女人》《夏培上校》等等。所摘录的隽言妙句，从中采撷智慧之果，无非有关作家及其所描写的人物的精神成长，其实带着当时的“问题意识”，多半具有自我励志、正视逆境的成分，正如从雨果《九三年》中摘录的：“精神像乳汁一样可以养育人，智慧便是一只乳房。”
这部小说反思法国大革命！因此一边怀着战栗和惊悚，一边抄录书中的精辟之论：“伟大革命家的天才和能力就在于他们能够分清那种由于贪婪而进行的活动和那种由于正义而掀起的运动，他们能够协助后者去打倒前者。”或如：“说革命是人类造成的，就等于说潮汐是波浪造成的一样错误。”这样的警句还不止这些，就这样，对于我，读《九三年》等于上了一堂“革命”的启蒙课。早些时候便读过《悲惨世界》，书中对孤女珂赛特的描写令人潸然泪下，读了《九三年》之后，对雨果倍增敬仰。
还有许许多多人名作品名以及文坛逸闻，抄自数本关于西方近代文学的介绍性著作，还不能看到那些著作，看看名字也好。如魏尔伦及其文学圈子在巴黎小酒店里，“这些青年服装奇特，他们什么都批评，什么都反对”，还有兰波的《彩色十四行诗》，这些段落对于聊慰饥渴也不无小补。对我来说最具“异数”的是先后发现袁可嘉的“文革”前发表的两篇文章，即《论英美现代派诗歌》和《论英美“意识流”小说》，文中提到二十世纪的作家诸如艾略特、伍尔芙、奥登等，我觉得完全陌生，连朱育琳也没提起过。像乔伊斯声称“流亡是我的美学”之类，我还不完全理解，但怀着好奇把这两文的大部分抄了下来。
日记簿里有三十余页是从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这本书里抄录的，什么“迷狂症与多重人格”“压抑作用和隐意识”“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观”等，都闻所未闻，只觉得这是本奇书，于是没头没脑大段地抄。另外也抄了二十多页关于如何拍摄照相的，确实没有白抄，后来我自己玩起摄影术，把小阁楼用作暗房，在“文革”中那是一种较为高尚的消遣。
千万别把我看成一个“反派”。我在这么写自己过去的时候，特别是一种主题性的书写时，是难免带倾向性的。然而恰恰在这本封面印着“爱祖国”的日记簿里，抄录了不少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论述，从各种著作中选录的。其实我们都挺复杂，与那时运动里的人相比，我觉得现在的人却是较为简单的。
言归正传，明知继续在钱家聚会不安全，然而文学的本能无法抑制，只是变成随机随缘的，但偶尔四五个人又聚在一起，欣喜可想而知。文学之旅在继续，有一回我们沿着福州路向东走，到外滩公园里，拣人稀处坐下，朱育琳掏出两页纸，是一首诗。朱育琳也写诗？真叫人大跌眼镜。总共三十来行，每行较长，内容写尽历史上的宫闱秘事，得心应手地运用古今中外的文史典故，把情色、阴谋与残暴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蛇蝎美人，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在影射某某。朱育琳真是吃了豹子胆，表达出一腔愤怒，但他笑笑说这是游戏之作，给我们看了之后他便收起了。
有过一次远足，在1967年秋，去了长风公园，租了一只船，在湖中徜徉。而后我们围坐在草地上，四周渺无人影，王定国朗读朱育琳的新译作——波德莱尔的《天鹅》一诗。这首诗在今天读来仍不乏新鲜感。一百五十年前的巴黎，正值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蒸蒸日上之时，都市发展日新月异，平地崛起炫目的景观，而为诗人所注视的却是一只天鹅，独自在大街上形影相吊，如堕落天使遭到“现代”的放逐。而在最后一段：“我想起一切失而不再复得的人，/不再！不再！想起有人吞声饮泪，/悲哀像仁慈的母狼哺育他们，/想起瘦弱的孤儿像枯萎的蓓蕾。//一个古老的‘记忆’号角般吹响，/在流放我灵魂的森林里！/我想起水手被遗忘在荒岛上，/想起俘虏，被征服者……一切悲凄！”表现这些弱势者作为历史进步的代价，蕴含着福柯的“规训”的主题，在诗人对所有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自我认同中，对文明发出了不平的抗议。
这首诗是翻译的杰作，使我们认识到“恶之花”的另一面——诗的正义，如诗的副标题所示，波德莱尔将此诗献给雨果，正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回应。然而在对朱育琳的击赏之中，仅停留在技巧的层面，谁也没有费心探究他在翻译此诗时的内心感受。
约一年之后，在6月里一天，我在南京路上被一小队戴着“红三司”（上海“造反”精神最足的红卫兵团）袖标的人抓到光明中学。进了学校，先上来两个“上体司”，一边臭骂“他妈的”“狗杂种”，一边用钢棍朝我身上抽。然后被押到楼上一个教室里，见钱玉林、汪圣宝、王定国和岳瑞斌，各人占着一个课桌，在那里写交代，没见朱育琳。到晚上又把我带到一个小间，单独审讯，要我交代“攻击”言论。经过一番“铁拳”下鼻青眼肿的考验，见我不承认，大约从别人那里也缺乏证据，就把我放过。既属于“人民内部”，态度也变了，那个头目问我：“你觉得这几个人当中，谁最反动？”我就说岳瑞斌，事后知道冤枉了他，其实是钱玉林的邻居叫王某的因犯了什么事被抓，却把我们的小圈子咬了出来。
第二天中午父母来把我领回去。见我满脸青红萝卜的样子，母亲只是说“作孽啊”！是指打人的还是被打的，我也无心去弄清了。7月里我在沿马路乘凉的时候，钱玉林和王定国分别来找我，告诉我朱育琳如何最终被他们找到，如何被严打拷问，以致死于非命。把人搞死了，就草草收场，他们都放回家了。此后我和钱、王等几乎没来往，这个“小集团”就这样作鸟兽散了。
朱育琳死于7月1日凌晨，从三楼的洗手间跳下，由救护车送至医院不治。到1979年为他开追悼会时，才知道他在大学里入过党。当天钱玉林他们看到他的桌子上仍摊着交代的纸，纸是空白的，他始终没写一个字。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红宝书里的话，朱育琳临终所交代的真是一张白纸——洁白如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边……
（刊于《书城》，200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