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妄想只凭军事武力解决恐怖主义，那我们绝不会比“9·11”之前更安全。如果真的想让下一代安全成长，我们就必须明白，最终要靠课本去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炸弹。
——《游行》杂志封面故事2003年4月6日
车子在泥泞道路上颠簸了十个小时后，道路渐渐蜿蜒成巨石间的小径，通往喀喇昆仑山脉高地的山口。侯赛因在路的尽头刹车，乘客一个个爬过塑料布包裹着的炸药箱下车。对摩顿森、侯赛因、阿波和贝格来说，抵达布劳渡河谷最偏远的村子，是回家的轻松。但对凯文·费达可而言，这里却像是地球上最荒僻的地方。
费达可做过《户外》杂志的编辑，后来决定离开办公室，到野外进行实地采访和报道——这会儿他和日籍摄影师桑山照发现，自己真是跑到再“户外”不过的地方来了。
“喀喇昆仑山脉的星空简直不可思议，亮得像一片光团。”三颗流星划过天际，欢迎前来科尔飞的客人。
“科尔飞村长和他两位朋友从悬崖上面沿着弯弯曲曲的路走下来。”费达可说，“他们手提中国造的防风灯笼，带我们穿过吊桥，走进黑暗中。我们仿佛走进了远古时代，靠着微弱的提灯光走在石板和泥巴路上。”
费达可到巴基斯坦来，是为了帮《户外》杂志撰写高山地区的战争故事，报道刊出时的标题是《最冷的战争》。印巴两国在高山边境的冲突已经延续了十九年之久，但从来没有记者真正来此地采访，费达可应该是第一人。
“摩顿森竭尽所能帮助我们。”费达可说，“他帮我向巴基斯坦军方申请采访许可证，把我介绍给每一个人，还安排直升机接送我们。我们在巴基斯坦什么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有他，根本不可能把这些事情搞定。摩顿森毫无保留的慷慨协助，是我当记者以来不曾遇到过的。”
那天晚上费达可爬上床，用“闻起来像死羊味儿一样的肮脏羊毛毯”把自己裹起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报答摩顿森的善良相助。
“我早上睁开眼睛时，还以为有人在办嘉年华呢！”费达可描述。
“哈吉·阿里去世前，在房子隔壁盖了一间小屋，那是我在巴尔蒂斯坦的家。”摩顿森说，“塔瓦哈亲手用各种颜色的布料布置房间，铺上毯子和坐垫，还把我在科尔飞的故事画在墙上。那房子后来变成了男人俱乐部，外加非正式的村办事处。”
费达可起床准备喝他的第一杯茶时，村民大会已经快开始了。
“村民们看到摩顿森都相当兴奋，我们还没醒他们就爬了进来，围在附近。”费达可说，“他们把茶杯塞到我们手上，一群人开心得像是疯了，又说又笑又叫。”
“不管是回到科尔飞还是到其他村庄，我都要花几天时间和村民们开会。”摩顿森说，“总是有很多事必须讨论。我得知道学校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理，学生需不需要新的教材文具，老师们有没有定期收到薪水。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碰到其他问题，例如妇女中心需要添置一台缝纫机、给水工程需要换新水管，等等。这些都是中亚协会的日常事务。”
但那天早上，在布劳渡河谷的最后一个村落里，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一位美丽果决的年轻女子冲进房里，跨过三十多个盘腿围坐喝茶的男人，勇敢地坐到帮科尔飞盖学校的男子面前，打断了男人们欢乐的会议。
“葛瑞格医生，”嘉涵语气坚定地用巴尔蒂语说，“你答应帮我们村子盖学校，你真的信守承诺了。但在学校盖好的那天，你也答应过我一件事，你还记得吗？”
摩顿森笑了。他每次到中亚协会建的学校时，都会花时间和学生们聊天，特别是女孩子，要她们谈谈未来的目标。一开始陪同的村民总是摇头，不理解一个大人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听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希望和梦想。但渐渐地，村民们习惯了耐心等候，看摩顿森和每个学生握手，问他们将来想做什么，并答应如果他们用功的话，就帮助他们达成目标。嘉涵是科尔飞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摩顿森经常听她描述未来的梦想。
“我说过我的梦想是成为医生，你说会帮助我。”坐在一群男人中的嘉涵说，“嗯，现在这一天到了。你得信守你对我的承诺，我已经准备好开始产妇医护培训了，我需要两万卢比。”
嘉涵打开她准备的申请书，用英文仔细说明她的产妇医护课程。让摩顿森印象深刻的是，她甚至把学费和教科书的费用都仔细地列出来了。
“太棒了，嘉涵，我会找时间仔细看，然后跟你父亲讨论。”
“不行！”嘉涵用英文大声说，然后又换回巴尔蒂语，“你不知道，我下星期就要开学了，我现在就需要钱！”
摩顿森面带微笑看着这位勇敢的女孩儿。她是他第一所学校第一个班级的第一位毕业生，早就完全接受了他希望传达给女孩子的观念——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优秀。摩顿森要阿波把钱包递过来，昔日的老厨师拿出一个很不搭调的粉红色双肩背包给他。摩顿森点出两万卢比（约四百美元）给嘉涵的父亲，作为她的学费。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费达可说，“在这么保守的伊斯兰村庄，这个少女就这样跑进来硬挤进男人圈里头，她的行为至少打破了六重传统。她是这个有三千人口的村庄里最早受教育的女性，她不怕任何人，直接就坐在摩顿森面前。她交给摩顿森的申请书完全是用英文写的，她希望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将来改善村民的生活。那一刻，从事新闻工作六年来，我第一次无法维持客观的立场。我告诉摩顿森，‘你在这里做的事，比我原本要报道的故事重要得多，我必须想办法告诉大家。’”
那年秋天，在高山上采访巴基斯坦及印度士兵两个月后，费达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中途在纽约停留了几天。期间他和老友《游行》杂志的主编拉玛·葛兰姆共进午餐。“葛兰姆问我采访故事写得怎么样，我却开口就说我跟摩顿森在一起时看到的一切，而且一说就停不下来。”费达可回忆。
“那是我听过的最了不起的故事。”葛兰姆说，“我告诉费达可，就算他说的只有一半是真的，我们也要报道。”
第二天，摩顿森地下室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老天，那一切都是真的吗？”葛兰姆用密苏里人特有的悠缓腔调问，“你真的做了费达可跟我说的那些事吗？在巴基斯坦？就你一个人？如果你真做了那些事，那你绝对是我心中的英雄。”
摩顿森很容易害羞，那天当然也不例外。“嗯，我想是吧。”他觉得血液全冲到了脸上，“但我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人帮忙。”
4月6日，星期天，美军地面部队集结在巴格达外围，准备开展对萨达姆政权的最后一波攻击时，全美国发行了3400万份以摩顿森照片为封面的《游行》杂志，主打标题是“他用课本对抗恐怖主义”。
自“9·11”事件以来，摩顿森一直努力向美国人传递的讯息，现在终于传出去了。费达可的报道以他在科尔飞看到嘉涵冲进男人圈里的故事开场，然后详细解释摩顿森的工作与美国安全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妄想只凭军事武力解决恐怖主义，”摩顿森告诉《游行》的读者，“那我们绝不会比‘9·11’之前更安全。如果真的想让下一代安全成长，我们就必须明白，最终要靠课本去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炸弹。”
美国社会原本就对反恐战争有分歧，摩顿森以另一种方式对抗恐怖主义的建议，无疑触到了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超过一万八千封信件和电子邮件从美国五十个州以及世界二十多个国家涌来。
“摩顿森的故事造成了热烈的反响，那是我们创刊六十四年之最。”《游行》杂志总编李·克罗维兹说，“我想那是因为大家终于明白，摩顿森是真正的美国英雄。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发起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这跟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他用的武器不是枪弹而是学校。到哪里去找比这更完美的故事？”
文章刊出后的几个星期，信件、电话和电子邮件越来越多，几乎要把摩顿森的地下室淹没了。
摩顿森向一位能干的朋友安·贝尔斯多佛求援。这位后来在阿诺·施瓦辛格竞选加州州长时任媒体顾问的自由派民主党员，从华盛顿飞到波兹曼，快刀铁腕地整顿了他的办公室。她先安排内布拉斯加州奥哈马市的一家电话客服公司代他们接听所有电话，然后立即升级中亚协会的网站带宽，以应付惊人的点击量。
故事刊出后的那个周二，摩顿森到邮局去领中亚协会的邮件，发现信箱里塞了八十封信。星期四他又去领信时，这次信箱里只有一张纸条，请他到柜台拿信。
“你就是葛瑞格·摩顿森吧。”邮局局长说，“但愿你是开货车来的。”那天，摩顿森搬了五麻袋信到他的丰田汽车上，第二天又回去搬另外四袋。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波兹曼邮局的员工一直为《游行》杂志读者的来信忙碌不停。
在萨达姆的雕像轰然倒下的画面播送到全世界之前，摩顿森的人生就已经永远改变了——潮涌而来的支持，让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接受他在美国人民中间的声望。
“好像全美国都在对我说话，整个民族都在对我说话。”摩顿森说，“最神奇的是，当我读完所有的信，发现只有一封是负面内容。”
各地涌入的支持信件，终于抚平了摩顿森在“9·11”事件之后收到死亡威胁信件的伤痛。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信来自各式各样的人，包括基督教团体、穆斯林、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摩顿森说，“还有马林郡的女同性恋政治组织、亚拉巴马浸信会的青年团契，以及美国空军的将军，几乎你能想得到的团体都有。”
住在费城郊区的13岁男孩杰克·格林斯伯格，读到摩顿森的故事后深受感动，把他在犹太教受诫礼上收到的一千多元的红包全额捐给中亚协会，并且申请前往巴基斯坦担任志愿者。
格林斯伯格说：“虽然我是犹太人，但我完全愿意捐钱帮助穆斯林，我们必须一起努力种下和平的种子。”
一位署名苏菲雅的女子，寄了封电子邮件到中亚协会的邮箱：“身为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我心存感激。谨此献上我最诚恳的尊敬和仰慕，谢谢你。”
许多美国现役军人也写信过来，把摩顿森当成和他们一起在前线打击恐怖主义的同袍。
“身为美国陆军上尉，我曾随第82空降师参与阿富汗战争，见识过中亚农村的生活。”北卡罗来纳州费特维拉的杰森·尼克森在信上写着，“阿富汗的战争是残酷且具毁灭性的，特别是对无辜的老百姓而言。老百姓只想和家人过像样的生活，不应该遭受这些痛苦。中亚协会的学校为当地孩子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让他们不再迫于生计而去激进的宗教学校读书，那些激进的宗教学校是传播塔利班原教旨主义的温床。要确保我们未来的安全，再没有比让孩子受教育更好的办法了！中亚协会现在是我捐款赞助的首选对象。”
普通民众也深有同感。当美军部队进驻伊拉克，开展长期拉锯战时，安·贝尔斯多佛也整顿好摩顿森的办公室，回到华盛顿。中亚协会首度脱离赤字边缘，已经有一百多万美元的盈余。
“中亚协会已经好久没有像样的经费了，所以我很想立即回去开始工作。”摩顿森说，“但理事会逼我先做一些改变，他们已经说了好多年，我也觉得是时候了。”
摩顿森在波兹曼大街隔街的一栋普通楼房里，以每月六百美元租了一间小办公室，雇了四名员工，分别负责安排他的演讲行程、编写新闻通讯、维护网站，以及管理中亚协会日益增长的捐款人资料库。此外，十年来薪水总是左手进、右手出的摩顿森，在理事会的坚持下接受了加薪，薪水调整为接近原来的两倍。
摩顿森和家人过了将近十年的拮据日子，家庭收入的增加，让塔拉·毕夏终于松了一口气。但随着各界捐款的涌入，丈夫更频繁地离家实施各项计划，她还是一点儿也快乐不起来。
“先是葛瑞格被绑架，接着是‘9·11’，我早就不再劝他别回中亚地区工作了，我知道他还是会去。”塔拉说，“所以我学会活在一种叫做‘功能性否认’的情境当中，也就是当他不在时，我不断告诉自己他不会出事。我信任他身边的人，也信任他的智慧，毕竟他已经在那里待了那么久。不过只要有一个宗教极端分子策划一下，就能轻易杀了他。只是当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不让自己去想这些。”塔拉的笑容依旧带着明显的紧张。
查理·薛曼斯基预言摩顿森有一天会得诺贝尔奖，他的妻子克莉丝提安·雷汀格则认为，塔拉的冷静坚忍，和摩顿森在海外冒险工作同样伟大。
“多少女人能有这样的意志和眼光，愿意让孩子的父亲在那么危险的地方工作，而且一去好几个月？”雷汀格问，“塔拉不光允许，还支持丈夫的工作，因为她衷心相信摩顿森的使命。如果她不是英雄，那谁是？”
苏利曼是摩顿森的巴基斯坦工作伙伴中，第一个听到这些好消息的人。中亚协会在巴基斯坦的员工，多年来和摩顿森一样辛勤工作，却没有享受到当地人帮外国机构工作应有的各项福利。摩顿森决定同他的团队分享中亚协会的幸运。
摩顿森告诉苏利曼，立即给他加薪，他的年薪由八百美元变成一千六百美元。这些钱可以让苏利曼完成他多年来的梦想：把家人从多克鲁那村接到拉瓦尔品第来，送儿子英姆兰去私立学校念书。苏利曼高兴得合不拢嘴。
自从一起工作以来，这些年两人都胖了不少，苏利曼的头发也几乎全白了。现在有薪水当后盾，他决定向白发宣战。
苏利曼把车开到当地最时髦的购物中心，走进一家美容院，选了服务单上最贵的一项。两个小时后，走出美容院时，苏利曼的满头白发已经染成了深浅不一的橘黄色。
到了斯卡都，摩顿森便在印度饭店的二楼餐厅召开会议，向大家宣布这些好消息。等大家围着两条长桌坐定后，他向大家宣布，阿波、侯赛因、贝格的薪水调整为原来的两倍，从年薪五百美元增加到一千美元。担任中亚协会驻巴基斯坦主任的帕尔维，当时的年薪是两千美元，调整之后为四千美元——这在斯卡都地区算是惊人的高薪，代表着帕尔维对中亚协会不可或缺的卓越贡献。
摩顿森另外给了侯赛因五百美元，让他把多年来翻山越岭的吉普车的引擎好好检修一番。既然现在有足够的经费了，帕尔维建议在斯卡都租一间仓库，买一整批水泥和建材存在仓库里备用。
同六年前第一次在楼下大厅开会时一样，摩顿森又感受到了迫不及待的兴奋。他让伙伴们快速启动二十多项兴建学校、妇女中心和给水工程的计划。就在出发前，他又提出了另一项新计划，“这些年来，我一直担心学生毕业后该怎么办。帕尔维先生，你能不能研究一下，在斯卡都盖一间青年旅馆要多少钱？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在斯卡都进修的话，他们就有地方住了。”
“我非常乐意，医生先生。”帕尔维开心地笑着说，这些年来他一直梦想的计划终于能实现了。
“哦，还有一件事。”
“请说，葛瑞格医生。”
“雅思敏将是第一批得到中亚协会奖学金的学生之一，如果她今年秋天要读私立高中，学费需要多少钱？”
15岁的雅思敏是帕尔维的女儿，永远是班上的第一名。很明显，除了父亲卓越才智的遗传，她也继承了他全心投入的精神。
好半天，古拉姆·帕尔维这位全斯卡都最有绅士教养的人，张着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最后他终于开口。
“安拉乎艾克拜尔！”阿波大喊起来，拼命挥舞着双手，全桌的人也都大笑欢呼。“多久了……”阿波沙哑地笑着说，“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整个2003年，摩顿森的团队充满了激情，像不要命一样奋力工作。涌入的捐款让他们又启动了九项计划，他们到每个工地去探询进度，运送建材，协助解决各种问题。九个项目都进展得很顺利，反倒是中亚协会在穆札佛的家乡哈尔德村庄盖的学校遇到了麻烦。本来这所五间教室的学校办得十分成功，已经由当地政府接管。
1993年帮摩顿森的队友达斯尼在巴托罗冰川上背行李、安全陪他下山的挑夫雅古，是造成学校危机的人。雅古和穆札佛一样都退休了。结束山上的日子后，他希望能担任看守学校的门房。他向地方政府提出请求但未获回应，就用铁链把学校锁了起来，想威胁政府付他薪水。
摩顿森在斯卡都获悉此事，第二天就坐了八个小时的吉普车赶到哈尔德。下车前，摩顿森突然想到个主意，把手伸到司机侯赛因的座位下。
雅古站在被锁住的学校大门前，围观的村民越聚越多，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的神情。摩顿森走上前，微笑着用右手拍拍雅古的肩膀，然后把藏在身后的左手伸出来——手里是两管炸药。
在礼貌寒暄、问候朋友与家人后，雅古颤抖着问了躲不掉的问题：“这是什么？葛瑞格医生先生？”
摩顿森脸上还是挂着微笑，心想这些炸药能清除的也许不只是实际道路上的障碍。“拿着。”摩顿森用巴尔蒂语说着，把炸药塞进雅古颤抖的手中。“我现在得去坎带村察看另一所学校的进度，明天我回来的时候会带一根火柴，如果门还是没开，学生没办法进去上课，我们会在清真寺通知大家到学校集合，然后看着你点燃火药把学校炸掉。”
摩顿森把炸药留在雅古颤抖的双手中，转身走回吉普车。爬上车前，他回头对着老友说：“你自己决定啰，明天见。”
第二天下午摩顿森回到哈尔德学校发铅笔和笔记本时，学生们已经快乐地坐在书桌前了。从阿波口中，摩顿森得知穆札佛——他的另一位老友，在摩顿森离开后，给了雅古另外一个选择。
“拿出钥匙把门打开，”穆札佛告诉雅古，“要不然我会亲手把你绑在树上，用葛瑞格医生的炸药轰掉你。”后来摩顿森获悉，村民大会决议罚雅古每天早上帮学校扫地——没有薪水。
但中亚协会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遇到的困难，并非都这么容易解决。摩顿森很愿意把炸药送给阿嘎·穆巴拉克，但还是得耐心听从帕尔维的建议，把他摧毁喜玛斯尔村学校的案件交给宗教法庭审理。
在科尔飞学校之后，喜玛斯尔村的学校是摩顿森最在乎的一个计划。摩顿森景仰的美国登山家暨奥林匹克滑雪选手奈德·吉列，1998年与妻子苏珊在哈拉木什河谷徒步时遇害，哈拉木什河谷就位于喜玛斯尔和亨札河谷之间。吉列的死亡细节，巴基斯坦当局至今没有核实。摩顿森从哈拉木什居民口中得知，几名挑夫曾坚持要吉列夫妇雇用他们，但习惯高山旅行的吉列只带了两个小背包，所以拒绝了他们。其中两名挑夫被拒后深觉难堪，当天晚上就带着猎枪找到吉列夫妇休息的帐篷。
“我猜他们可能只是想抢钱。”摩顿森说，“拿些钱，弥补一下受损的尊严。但很不幸，最后的结果完全失控。”吉列因腹部中弹而死亡，他的妻子腿部受了重伤，幸好保住一命。
“据我所知，奈德·吉列是第一个在巴基斯坦北部遇害的西方人。当他妹妹跟我联系，希望捐钱建学校纪念她哥哥时，我马上全力配合，我想不出比这更有意义的纪念方式了。”
喜玛斯尔的村民们为奈德·吉列学校选择的地点，不仅离吉列当年遭害的山口很近，而且就在毛拉阿嘎·穆巴拉克所在的出创村旁边。
“我们把学校的墙砌好，准备把屋顶放上去的时候，阿嘎·穆巴拉克和他的手下就来阻挠我们的工作。”负责督导喜玛斯尔学校计划的村长麦迪·阿里说。
“穆巴拉克告诉我：‘这所异教徒的学校不好，是要把学生变成基督徒的。’我跟他说：‘我认识葛瑞格·摩顿森先生很久了，他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但穆巴拉克不听我的，半夜派人带着大锤子来毁掉孩子们的未来。”
那年春夏麦迪和帕尔维一直在跑法院，到最高宗教法庭出庭作证。
“我告诉法官，毛拉阿嘎·穆巴拉克一直朝我们要钱，却从没帮助过孩子。”麦迪·阿里回忆道，“阿嘎·穆巴拉克没资格对葛瑞格医生这样的好人发出‘法特瓦’，他自己才应该受全能的安拉制裁。”
2003年8月，宗教法庭做出了最后裁决，完全站在麦迪·阿里和摩顿森这边。法庭宣判穆巴拉克的“法特瓦”无效，并裁定他必须支付被他破坏的八百块石料的费用。
“那是一场让人感怀的胜利。”摩顿森说，“巴基斯坦最保守的什叶派地区的伊斯兰法庭，竟然会保护一个美国人。反观我们，在所谓的司法制度下，不需要任何罪名就能把穆斯林在猪猡湾关押好多年。”
辛苦奋斗了十年，摩顿森终于觉得好运开始降临在他身上。那年夏天，穆罕默德·法利德卡恩被指派担任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政务总官。法利德卡恩是瓦济里族人，一上任后便积极对抗当地的贫穷，也因此成为摩顿森的新盟友。
法利德卡恩在他吉尔吉特的办公室——一栋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的别墅里面，一边喝茶，吃着鳟鱼小黄瓜三明治；一边听取摩顿森的意见。为了支持女性教育，法利德卡恩除了派遣警察确保奈德·吉列学校顺利重建外，还主动提出陪摩顿森到学校主持复校典礼。
摩顿森另一位得力的朋友邦古准将，则用更特别的方式表达他的支持。邦古准将曾经是穆沙拉夫专用直升机的驾驶员，退伍后加入了巴希尔准将的民航公司。此前，他就经常驾着云雀直升机载摩顿森往来于各个偏远地区。
邦古准将按老习惯穿着战斗飞行服，只是把战斗军靴换成了蓝色慢跑鞋，因为这样踩油门的感觉比较好。
那天邦古从一个偏远村庄接摩顿森回来，沿希格尔河谷飞往斯卡都，摩顿森指着喜玛斯尔学校的废墟，提到了他和阿嘎·穆巴拉克间的宿怨。
“他家是哪一间？”邦古边问，边开足了马力。摩顿森指着穆巴拉克的高墙大院，那是普通乡村的毛拉根本住不起的房子。邦古抿紧嘴唇，把手中的飞行控制杆往前推，对着穆巴拉克的房子俯冲。
站在屋顶上的人四散奔逃，飞机像只愤怒的大黄蜂，来回俯冲了十几次，每一次都卷起一大团尘土。邦古还不时把大拇指移到标注“导弹”的红色按钮上。“真可惜，我们没装武器。”他意犹未尽地把机头调回斯卡都的方向。“不过这会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六个月后，十五架军事直升机从达瑞里河谷上空成队飞过，扫荡对八所政府女子学校进行爆炸攻击的极端分子，那些人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残余部队，正躲在达瑞里河谷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地方。这次邦古的飞机真的装上了武器。
2003年秋天，中亚协会在巴基斯坦的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摩顿森正准备安心离开。巴希尔准将坐在拉瓦尔品第的办公桌前，一边安排摩顿森飞往阿富汗的航班，一边跟他探讨教育对巴基斯坦孩子的重要性，以及他对恐怖主义宣战的成果。
“你知道吗，葛瑞格，我必须感谢你们的总统。”巴希尔在液晶屏电脑上翻看着一页页的班机时刻表。“我们西边的边境问题越来越大，结果是你们总统出钱把问题解决掉。”
说到这里，巴希尔停下来盯着屏幕一角的小视窗，那上面正在直播CNN记者在巴格达的报道。一名伊拉克妇女在瓦砾堆中抱着孩子的尸体哭泣。
公牛般强壮的巴希尔一下子垮在椅子上。“像我这种人，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最好的盟友。”巴希尔悲伤地摇着头，“然而连我看到这种画面后都想参加‘圣战’。美国人怎么会以为这样做能让自己更安全？”巴希尔努力不把怒气转移到面前的大块头美国人身上。“你们的布什总统只做到了一件事：让十亿穆斯林团结起来，在未来两百年内一致对抗美国。”
“本·拉登也有责任。”摩顿森说。
“本·拉登，呸！”巴希尔怒吼，“本·拉登不是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产物，他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才制造出来的，而且多亏美国，现在家家户户才都认识他。我是军人，我知道你永远不可能打赢那种‘打你一拳，然后逃走躲起来’，让你必须永远保持警戒的人。以美国来说，真正的敌人既不是本·拉登，也不是萨达姆或其他的人，真正的敌人是‘无知’。要击败它的唯一方法是和人民建立关系，用教育和商业带他们进入现代社会，要不然战争将永无止尽。”
巴希尔深吸一口气，又瞄了屏幕上的巴格达一眼，画面上是一群激进的伊拉克年轻人，在路边引爆一颗炸弹之后朝空中挥舞着武器。
“对不起，”他说，“是我太无礼了，你当然明白这一切。我们是不是该用午餐了？”他打开对讲机，让勤务兵把特意从“蓝区”的肯德基帮摩顿森买的炸鸡送进来。
天气转冷，斯卡都的天气相当糟糕。2003年10月，摩顿森回到巴基斯坦进行该年度最后一次探访，虽然天空低云密布，气温很低，他却觉得非常满足，因为接下来他就要前往阿富汗推动中亚协会的新计划了。
摩顿森离开拉瓦尔品第之前，巴希尔准将表示将捐出四十万卢比（相当于六千美元）——在巴基斯坦是相当大的一笔——让中亚协会在他家乡建学校。他的家乡位于白沙瓦东南方，那里到处都是宗教极端分子建的宗教学校。巴希尔还答应号召军中朋友一起捐款，让这场抵抗恐怖主义的战争更有效地开展下去。
此外，摩顿森也在宗教法庭赢得了重大胜利，克服了第二个“法特瓦”，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明年春天又将有十所学校完工启用，其中九所是用《游行》杂志读者的捐款兴建的，另一所则是喜玛斯尔村重建的奈德·吉列学校。摩顿森准备前往阿富汗时，中亚协会在喀喇昆仑山脉和印度河谷地区建设的学校已超过四十所，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由于摩顿森的努力，各地村民们都对石墙里读书的孩子关怀备至。
在车水马龙的斯卡都，塔瓦哈租的一小间土砖房外，一群孩子正在吃草的牛群旁踢足球。嘉涵和泰希拉就住在土砖房里，在两位男性亲戚的监护下彼此照顾，追求她们的梦想。
她们是科尔飞学校毕业的首批女学生，也是第一批拿到中亚协会奖学金前往斯卡都进修的学生。摩顿森离开前一天，他和嘉涵的父亲塔瓦哈一起去探视两个女孩，嘉涵开心地帮他泡茶，就像祖母莎奇娜生前经常做的那样。
喝着立顿茶包冲的茶，而不是用茶叶煮的茶，也没有带酸味儿的牦牛奶，摩顿森忍不住想，不知莎奇娜会怎么说，或许她还是比较喜欢“白玉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她一定会以孙女儿为荣。
在中亚协会的资助下，嘉涵和泰希拉在斯卡都私立女子模范高中读完了所有课程，包括英语语文、乌尔都语文、阿拉伯语文、物理、经济学和历史。
披着洁白无瑕的头巾，穿着凉鞋，泰希拉告诉摩顿森，毕业后她打算回科尔飞陪父亲侯赛因一起教书。
“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我很幸运。”她说，“现在我们回到山上，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是很时髦的小姐。我想让布劳渡河谷的每个女孩儿都有这样的机会，让生活变得不一样。我能做的就是回到山上去，确保每个女孩子都有这样的机会。”
原本计划在斯卡都接受医护培训后就回科尔飞工作的嘉涵，现在有了更远大的目标。“遇到葛瑞格医生之前，我对教育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嘉涵边说边帮摩顿森加茶，“但现在我认为教育就像水一样，对生命的所有层面都很重要。”
“那么嫁人的事呢？”摩顿森问，他知道村长的女儿永远都是君子好逑，特别是一位漂亮的17岁女孩儿，不过，一位巴尔蒂丈夫可能不会支持年轻妻子的求学梦想。
“别担心，葛瑞格医生。”塔瓦哈用他遗传自哈吉·阿里的沙哑声音说，“这女孩儿把你教的功课学得很好，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她完成学业之后，我们才讨论她该嫁给哪个适合的男孩儿。我也同意了，就算卖地也会帮她完成学业，以纪念我父亲。”
“将来你打算做什么？”摩顿森问嘉涵。
“你答应不要笑话我。”
“还真不好说。”摩顿森开起了玩笑。
嘉涵深吸了一口气，整理着她的思绪。“我还小的时候，看到穿着干净衣服的先生或女士就会跑开，把自己的脸藏起来。但从科尔飞学校毕业时，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外表也很整洁，可以走到任何人面前跟他们讨论任何事情。”
“现在在斯卡都，我更觉得生活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不想只做一名医护人员，我想成为能干的女人，盖一所医院，成为主管，照顾整个布劳渡河谷妇女的健康。我想成为这个地区有名的女性。”嘉涵用手指缠着紫红丝织头巾的一角，望着窗外思索合适的用词。毛毛细雨中，一个男孩儿正把足球踢向石堆做成的球门。
“我想成为……女强人。”她勇敢地微笑着，仿佛在挑战任何一个说她不行、不可以的男人。
摩顿森没有笑话她。他对着哈吉·阿里勇敢的孙女儿微笑，想象老村长如果能活到今日，脸上一定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当初他们一起种下的种子，如今已结出灿烂的果实。
五百八十封信，一万两千美元，十年的努力，这些辛苦都微不足道。
就为了眼前这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