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祭古无墓祭，先儒备言之。其最明切者，晋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制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礻方，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韩昌黎《丰陵行》亦云：“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又程子谓：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顺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实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为尸，《檀弓》所云有司设尊于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问》望墓为坛以时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庙故然。其吊丧而不及殡者，则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此又因赴吊不及而然，皆非常礼也。《史记》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地名，其后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马贞、林有望以为祭毕星而非祭墓。又按《竹书纪年》纣六祀，文王初亻龠于毕。则文王已祭毕，非墓祭可知也。惟《吴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居于秦余，春秋祠禹墓于会稽，似夏时已有墓祭。然《吴越春秋》作于后汉赵长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国语》、《史记》附会成篇，未可信也。盖三代以上，本无墓祭，故辛有见被发祭野者而以为异。欧阳公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论者引为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冢，本唐开元二十年制，诏令编入五礼，永为常式，事见《旧唐书》，则非起于五代，而其实并非起于唐。（宪宗元和七年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孟子》东郭番间之祭，虽属设词，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秦起寝殿于墓侧。西汉渭北原庙月出衣冠，颜师古曰：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月一游之也。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元帝追念萧望之，每遣使祭其冢。此西汉时墓祭也。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之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园陵如元会仪。每正月上丁祀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正大夫、外国侍子、郡国计吏皆会陵。八月饮酎礼亦如之）。蔡邕见灵帝谒原陵，乃曰：“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此则上陵之创为朝制，自东汉明帝始。盖自西汉时早有上冢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楼护为谏议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鲍永椎牛上苟谏冢。魏武祭桥玄墓，又赐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庞德公亦有上冢事。两汉以来，见于史书者不一而足。盖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孔子云：死归土谓之鬼。周丰云：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济翁《资暇录》记唐时寒食出城拜扫，虽已即吉者，仍用丧服，白衫麻鞋。此盖犹沿古时凶祭之意。合葬《檀弓》：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盖。”然则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椁，盖取相亲之意。《记》云：亲之也者，亲之也，生既同室，死自不容相离，故卫人之也离之，鲁人之也合之，而孔子独善鲁。然所谓离之者，亦非异其椁，但一椁而为二室耳。合之则并无有隔于两棺之间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则合葬之当同椁也审矣。后世古法渐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讲，所谓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于时俗者。人之生死不齐，时之贫富亦异，故朱子谓古人椁大，可容两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尝以异椁为非也。司马温公作《程夫人墓志》云：蜀人之也，同垄而异圹。则并有隔圹者矣。
改葬《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又改葬以王礼。按《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故有阙，是以改葬。《战国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谓太子曰：“昔王季葬于禁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出而张朝三日而后更葬。”则改葬起于文王也。（《吕氏春秋》谓葬于涡山之尾，《初学记》作呙山，《论衡》作滑山。）然古人改葬，盖出于不得已。郑康成谓坟墓以他故崩坏，将亡失尸柩者，韩昌黎亦谓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不备礼者；敖继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礼，如晋惠公于共世子之类是也。后世以迁就风水，轻动祖宗之体魄，谬矣！改葬在除丧后者，其服缌麻。《梁传》：改葬之礼，缌举下缅也。《丧服记》：改葬服缌。戴德、郑康成皆谓：服缌者，臣为君，子为父，妻妾为夫及孙为祖后者也。然则主丧者仅服缌，非主丧者则无服矣。卫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既葬而除之，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昌黎谓：吊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礼》：士庶人逾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无久殡不葬者。《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此则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后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问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昌黎所谓改葬与未葬异者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世俗有攒柩于所居之室，遂以为葬所者，古人谓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即吉议。郗诜母亡，便于尝北壁外下棺，三年即吉。卫以其不应除服议之，诜云：“此方下湿，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养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见《晋书》）。程《三柳轩杂说》：胡楷买屋修理，于夹壁中得故攒堂一尸，僵卧如生，触之则应手灰灭，遂白有司，迁瘗之。盖即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时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谓之火葬。顾宁人已详言其凶惨。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别贮瓦瓶内埋之，是以争风水者，往往多盗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饶，见库中有骨数十具，皆盗葬成讼贮库者。按《南史。顾宪之传》：宪之为衡阳内史。其土俗，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乃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则此俗由来久矣。
神道吴曾《能改斋漫录》谓：墓路称神道，自汉已然。而引《襄阳耆旧传》光武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又《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为证。张氵昊又引《汉书。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国侯李信成，坐为太常丞相侵神道为隶臣，又《霍光传》光夫人侈大其茔制，起二幽阙，筑神道，谓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盖起于西汉也。
碑表《仪礼。士婚礼》入门当碑揖，《聘礼》宾自碑内听命，又曰东西北上碑南，《礼记。祭义》牲入庙门，丽牲于碑。贾氏以为宗庙皆有碑，以识日景。《说文注》又云：宗庙碑以丽牲，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注：丰碑以大木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丧大记》：君葬四二碑，大夫葬二绋二碑，凡封窆用去碑。注：树碑于圹前，以绋绕之，用辘轳下棺也。按此数说，则古人宫寝坟墓皆植大木为碑。而其字从石者，孙何云：取其坚且久也；刘勰则谓：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后代自庙徂坟，以石代金；司马温公谓：古人勋德多勒铭鼎钟，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作文褒赞功德，刻之于石，亦谓之碑。此二说似谓刻石之碑与下棺之碑无涉者，然唐封演《闻见记》：丰碑本天子、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其上，又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纟率索之象。孙宗鉴《东皋杂录》：周、秦皆以碑悬棺，或木或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后稍书姓名爵里于其上，后汉遂作文字。李绰《尚书故实》亦云：古碑皆有圆空，盖本墟墓间物，所以悬窆者，后人因就纪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有树德政碑者，亦设圆空，后悟其非，遂改。而孙何亦谓：昔在颍中，尝见多荀陈古碑，皆穴其上，若贯索为之者。以问起居郎张观，观曰：“汉去古未远，犹有丰碑之遗像。”更以质之柳仲涂，亦云。然则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于悬窆之丰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传于世者，汉有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又蔡邕作郭有道、陈太邱墓碑文，载在《文选》。《后汉书》：崔实卒，袁隗为之树碑颂德。故刘勰谓东汉以来，碑碣云起。吴曾《能改斋漫录》亦谓碑文始自东汉。而朱竹又引元初五年谒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即碑之类，则西汉已有碑制。究而论之，要当以孔子题延陵吴季子“十字碑”为始。或有疑季子碑为后人伪托者，唐李阳冰初工峄山篆，后见此碑，遂变化开合，如龙如虎，则非后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后，则峄山、之罘、碣石等，虽非冢墓，亦仿之以纪功德矣。
墓志铭墓志铭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谈》谓：《事祖广记》引《炙果子》，以为始于王戎、冯鉴。《事始》以始于西汉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纪原》以为始于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丧，公西赤志之，子张之丧，公明仪志之，以为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谓志之者，犹今之主丧云尔，未可改作志也。惟《封氏见闻录》：青州古冢有石刻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贾昊以为东海王越之女，嫁荀之子者。又东都殖业坊王戎墓有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墓铭”。凡数百字。又魏侍中缪袭葬父母墓下题版文。则志铭之作纳于圹中者，起于魏晋无疑云云。阮亭所据封氏之说固核矣，然《南史》齐武帝裴皇后薨，时议欲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自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石志，素族无铭策，故以纪行。自尔以来，共相祖袭。今储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烦石志。”此则墓志起于元嘉中之明据也。（宋建平王宏薨，宋武〔孝〕武帝自为墓志铭。）司马温公亦谓南朝始有铭志埋墓之事。然贾昊辨识“东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见《南史》，则晋已有墓志之例。又《宋书。何承天传》：文帝开玄武湖，遇大冢，得一铜斗。帝以问群臣，承天曰：“此新莽时威斗，三公亡，皆赐之葬。时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饿而冢内更得一石，铭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张华《博物志》载，西汉南宫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亦见《学斋占毕》。）则西汉时已有墓铭也。《金史。蔡传》：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今在所展之内，命改葬于城外。此两墓俗传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启圹，其东墓之柩端题曰“燕灵王旧”，旧即古柩字通用，乃汉高祖子刘建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作《两燕王辨》甚详。此又西汉题识于柩之法。不特此也，《庄子》云：卫灵公卜葬于沙丘，掘之得石椁，有铭曰“不凭其子”，灵公乃夺而埋之。则春秋以前已有铭于墓中者矣。（《唐书。郑钦说传》：梁任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有解者，戒子孙世世以此访人。五世孙写以问钦说，钦说方出使，得之于长驿，行三十里，至敷水驿，乃悟：此冢葬以汉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圯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钦说传》内。则汉时铭墓又有此一种，盖即《庄子》所谓石椁铭之类也）由此数事以观，则墓铭之来已入。而王俭谓始自宋元嘉中颜延之，此又何说？窃意古来铭墓，但书姓名官位，间或铭数语于其上，而撰文叙事，胪述生平，则起于颜延之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