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别集之一
应制论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以下诸生课试作）
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与焉。夫天下之才，未尝无也，所赖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难，而所以用其才者难也。能用其才，系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谓德者，必其资性之纯，而心术之正。是故其气刚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宽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谓有其德矣。而后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气，而乐其忠厚之化，而人心世道实系之。夫才者行于一时，则固一时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则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为不穷。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则余无可取矣。善乎豫章罗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为惊世可喜，烨然赫然，以为人臣之伟节，惟以正直忠厚为本。”儒者之论，何其切近而笃实也！
夫所谓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为措置盖未暇论，而不可穷之业，实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既拨，则枝叶无所寄托矣；士之有德，德既隳，则才猷无所附丽矣。盖有其德，而后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无其德，则才之所用适足以偾天下之事而已矣。
夫人君治四海之众，一人不能独为，而与海内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设官分职，如此其众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盖自一命以上，无虚位也，无乏人也，则人人尽其才，因其职以自效，举目前之事，则既能办饬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无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兴天下之业，然有利焉，不胜其害也；有得焉，不胜其失也。天下幸而无事，人臣安享禄位，以为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渐靡积习而不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荦，自立于世，然后随其所受之职，皆能不违于道。是故与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与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与之建天下之功、兴天下之业，功成业广而后无患。呜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为本也。
且所谓正直者，何也？气之刚以毅也，其质近乎义，而心术之正，必不苟为佞。天子欲有所为，而不敢以或阿；群臣皆以为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规，群臣有奸必发。事有庇于民、益于国，争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国，争之而必不行。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不善；可与为义，而不可与为不义。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无所挠也，鹔鹔乎必致之也。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闼、折槛、引裾、坏麻之类，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瓃、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之徒是也。
所谓忠厚者，何也？心之宽以恕也，其质近于仁，而心术之厚，必不苟为薄。辅天子而以宽仁，与群臣处而不求为异。天子有过，而非心逸志为之潜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务包容其小而爱惜其才。可以裨国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无益于国，不举。如泰山之安而不摇，如深渊之静而莫测。休休乎其无所不容也，粥粥乎若无所能也，浑浑乎若无辨也，与与乎其可即也。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
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厉，容有激天下之变。”是固有之。然囗方为圆，以规世好，君子终不避伉厉之讥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无能，容有以养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锲厚为薄，以索人情，君子终不避不能之诮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质性之美，而原于心术之正，则正直而不至于伉厉，忠厚而不至于无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随变化而谓之通，凌谇尽察而谓之能，此则天下之所谓才，而非士之所贵也。
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圣之姿，其功与天地并，若非人之所能为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过曰“直清”，曰“弼直”，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圣贤所以佐其君者，不过如此而已矣。迪知忱恂，夏之所以有室大竞也；惟兹有陈，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迪知，周之所以怙冒闻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业所至，乃与天地并。成王之命君陈曰：“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人。必有忍，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
天下之势，欲其直，常趋于佞；欲其厚，常趋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贵者如此，而有国家者务培养之，以伸抗直之气，而全忠厚之体。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鱼之直，恶祝鹴之佞，思史之阙文，而称周公之训，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嘘以成风，相吹而成俗。隆泎之时，一人嘘之不能为热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为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奖之而不抑之以伉厉，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无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则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与公卿大臣之事，诚如此则百僚师师，皆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苇》之忠厚，可以远追于成周之盛也。谨论。
太极在先天范围之内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则道局于象而有所不该；以言求象，则象滞于言而有所不尽。嗟夫，古之圣贤，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该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详，而以言尽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设，而反有所不该不尽，则圣贤之心于是乎穷。虽然，圣贤固非逞奇眩异，苟为制作，以骇于天下。则其始之为象也，将谓其足以该道也；其后之为言也，将谓其足以尽象也。象有不该之道，而言有不尽之象，则圣贤之轻以为之名。由此言之，则天下之道不可无圣贤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无圣贤之言。
先天之图，伏羲之象也；太极之图与说，周子之言也。天下无异道则无异象，无异象则无异言。奋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奋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与太极也，岂可以先后大小而区别之耶？
然谓太极在先天范围之内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极而已矣。太极之动静，阴阳而已矣。阴阳之变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恶万物万事而已矣，圣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别，动静修违之间而已矣。而《太极图》者，为数言以括之而未始遗也。则夫先天虽上古圣人之作，宁能有以加乎？周子之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还布列，宁有出于太极、阴阳、五行、男女、善恶、万事、万物、圣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范围焉者，固非以不该不尽为周子病，而独为夫周子之未离乎言也。未离乎言，则固不若先天之笼统包括，渊涵浑沦于忘言之天也。圣贤之始为说于天下，固谓可以尽象而该道，而明言晓告，以振斯世之聋瞶。孰知夫象之所不该者，象不能尽，而言之所不尽者，非言之所喻也。
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浑浑焉流行于天地之间，俯仰远近，巨细高卑，往来升降，浮沉飞跃，有目者皆得之而为象。天下未尝有《易》，而为《易》者未尝亡。迨夫羲皇有作，始为先天之图，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圆奇偶之间，如明鉴设而妍媸形，渊水澄而毛发烛。然而失之者，犹不免徇象之病，则天下固已恨其未能归于无象之天。而孰谓其生于圣远言湮之后，建图属书，哓哓然指其何者为太极，为阴阳，为五行，为男女善恶万物万事，为圣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详也，而可同于无言之教耶？故曰，图虽无文，终日言之而不尽也。噫，惟其无文，故言之而不尽，而言之所可尽者，有言故也。
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尝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圣人，纷纷有作，举莫出其范围。以《艮》为首，夏之《连山》也，而不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为首，商之《归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畅皇极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里之说；观璿玑以察时变，而有取夫顺逆之数。作经法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而必尚夫十三卦之象。未始为声音也，而言律吕者推之；未始为历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会、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为寒暑昼夜风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变化者推之；未始为性情形体走飞草木也，而言万物之感应者推之；未始为元会运世岁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终者推之；未始为皇帝王伯《易》《书》《诗》《春秋》也，而言圣贤之事业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则太极之立也；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则动静之机也。《乾》《兑》《离》《震》，居左而为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为地卦，所以分阴分阳而立两仪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户，阴阳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长求之而动静见，以淑慝求之而圣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尝言太极也，而太极无所不该。太极言太极，则亦太极之说耳。是故无言者不暇言以传，而有以尽天下之所不言；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尽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说者愈详，而卒不能自为一说，自立一义，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孙虽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体。故太极者，先天之子孙也。
虽然，有先天则太极可以无作，而周子岂若斯之赘也？盖天下不知道，圣贤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圣贤不得不详于言。于是始抉天地之秘以泄之，自文王已不能无言。而《易》有太极，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韦编三绝之余矣。大飨尚玄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饭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饱也。呜呼，亦其势之所趋也。
泰伯至德
圣人者，能尽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与人，情之所安，则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则必不受，虽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发于心，不待声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与不与之迹，而在于安与不安之间，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滞迂缓，贪昧隐忍，将有不得尽其情者，惟圣人之心为至公而无累，故有以尽乎天下之至情。
《论语》之书，不以让训天下，而言让者二：伯夷称贤人，泰伯称至德是已。夫让，非圣人之所贵也，苟以异于顽钝无耻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异，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为琦魁之行，则天下将有不胜其弊者。春秋之时，鲁隐、宋穆亲挈其国以与人，而弑衄之祸，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国内大乱者再世。吴延陵季子，可谓行义不顾者矣，然亲见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计以定其祸，身死之后，仅三十年，而吴国为沼。以延陵季子，而犹不能无憾者。故让之而不得其情，其祸甚于争；苟得其情，则武王之争可以同于伯夷，故圣人之贵得其情也。伯夷、叔齐，天下之义士也。伯夷顺其父之志，而以国与其弟，然终于叔齐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终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间，岂无几微见于颜色，必待君终无嫡嗣之日，相与褰裳而去之，异乎“民无得而称”者矣，故圣人以为贤人而已。盖至于泰伯，而后为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让，未有如泰伯之曲尽其情者。盖有伯夷之心而无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后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
自太史公好为异论，以为太王有翦商之心，将遂传季历，以及文王。郑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说者，遂以为虽以国让，而实以天下让，不以其尽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义，故孔子大之。夫汤武之所以为圣人者，以其无私于天下，天下归之而不辞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阴谋倾夺，虽世嗣亦以是定，则何以异于曹操、司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狄，奔亡救败之余，又当武丁朝诸侯之世，虽欲狡焉以窥大物，其志亦无由萌矣。就使泰伯逆睹百年未至之兆，而举他人之物为让，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圣人无“意、必、固、我”之私，须臾之间，常不能以预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几于怪诞而不经耶？盖翦商之事，先儒尝以辨之，而《论语》之注，厘革之未尽者也。说者徒以太王溺爱少子而有此，此晋献公、汉高祖中人以下之所为，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传历及昌为有天下之大计。殊不知儿女之情，贤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恶，中人之所不为也。《诗》云：“爰及姜女，来朝走马。”孟子以为太王之好色也。诗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为过。太王固不胜其区区之私，以与其季子，泰伯能顺而成之，此泰伯所以为能让也。泰伯之去，不于传位之日，而于采药之时，此泰伯之让所以无得而称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与之并立于此，太王贤者，亦终胜其邪心以与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让之，则太王终于不忍言，而其弟终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齐之终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