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10月1日到1792年9月21日
为获取自由，吉伦特派先是寄希望于法令，并发动了6月20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决定推翻王权，扞卫革命果实，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逃亡和僧侣的叛乱，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那么，建立共和的革命也就无从开始了。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
1791年10月1日，新的国民立法议会开幕，它表示将坚决维护新制度，尊重自由法国的缔造者。开幕会上，立法议会庄严地接受了宪法全文，所有议员起立、脱帽，并向宪法宣誓：不自由毋宁死。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向制宪议会代表表示感谢后，立法议会随即开始运转起来。
新成立的立法议会在当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还缺乏稳固性，并且容易受人控制，与国王的关系也并不融洽，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与合作。宫廷在制宪会议期间丧失了很多特权，现在希望通过立法议会进行恢复。为了向国王报告立法议会的成立，议会派出了六十人的代表团，但只见到了司法大臣，并被告知第二天中午才能得到国王的接见。宫廷在这件事上的缺乏考虑，使代表团的成员们觉得受到了侮辱。当受到接见时，身为代表团团长的迪夏斯特尔简短地对国王说：“陛下，我们是来向您报告国民立法议会成立的。”路易十六也相当冷淡：“我在星期五以后才能到你们那里去。”国王对待议会的这种不明智的态度，严重伤害了人民对国王的感情。议会认为，代表团团长对国王的言行是正确的，并立即决定在迎接国王的仪式问题上实施报复性的行动。以往议会迎接国王时，按照仪式规定，必须称呼国王“陛下”或“主上”，并且特设一把御座式的扶手椅供国王落座。国王坐下或起立的时候，代表们必须起立脱帽。现在大多数议员觉得，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没必要向国王这么低三下四。有议员建议将对国王的称呼改为“法国君王”，也有议员建议只给国王设一把普通扶手椅。尽管还有少数代表不太赞成，但少数服从多数，议会很快表决通过了这两项决议。消息传到立宪派那里，他们认为立法会议过分苛刻和偏离原则，强烈反对这样大不敬的决议。这时也有消息传来，如果议会真这么决定的话，国王将不再出席。最终，议会取消了这项决议。这次的风波算是平息了。
双方终于尽弃前嫌，当路易十六来到时，立法议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极大的尊重。国王发表了主旨为全面和解的讲话。他指出，立法议会和国王之间，应该相互信任，互相支持，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双方都是热爱祖国的，有着共同的利益。只有精诚团结，才能粉碎敌人的离间和进攻，才能保障公民的财产和信仰，才能保障行政的公正实施，才能留住那些意图离开的人们。他还就所关心的财政、贸易、民法、工业以及如何巩固新政权等问题向议会提出建议，并承诺将整顿军纪，壮大法国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土。这些话语，引起了议员们的普遍共鸣。
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美好愿望还难以变为现实。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级，由于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处处与革命为敌，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掀起了党派之争。很快，立法议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由于僧侣在国内掀起了骚乱，逃亡贵族开始集结武装，反法同盟也准备进攻，立法议会只得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甚至超出了自身的权限。
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立法议会成立过程中，由于宫廷、僧侣以及贵族不能左右选举，所以立法议会的成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平民派。同前一个议会相比，本届议会的代表都是反对专制和特权的。由于制宪会议的议员不能连任，选举时要求候选人品德高尚，再加上各俱乐部的积极影响，原本在制宪议会占少数的平民派，如今却成了议会的主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议会中很快又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各个党派。
立法议会和制宪会议一样，也分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但这三派的性质完全不同。
右派完全是由立宪派组成的，主张用法律保护革命。马蒂厄·迪马、拉蒙、沃布朗、伯尼奥等人是这一派别的核心人物。右派不但得到福扬俱乐部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受到国民自卫军、军队和各郡的政务厅以及所有的普通权力机关的拥护。右派是个温和派，由于在议会中不占优势，很快被政敌左派占据了巴黎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
左派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并组成一个实为从中产阶级向人民大众过渡的政党。由于这个政党的主要人物韦尼奥、戈代、让索内和普罗旺萨尔·伊斯纳尔，都是吉伦特郡的着名演说家，所以得名吉伦特派。该党的主要首领是制宪会议期间曾任巴黎市政机关官员的布里索。布里索对法国内外的形势把握准确，思想敏锐，主张全面改革，拥有很高的威望。秉承民主思想的孔多塞则以深谋远虑着称。左派的活动家是热情而果断的佩蒂翁，他谈吐通俗，平易近人，很快便得到巴黎市长这个职位。
左派中还有一个由夏博、巴齐尔和梅兰·德·提翁维耳等人组成的一个小派别。这些人在吉伦特派里相当于制宪议会左派中的佩蒂翁、比佐、罗伯斯庇尔。作为吉伦特派的辅助组织，这个小派别在议会外掌握着一些俱乐部和群众。但真正的派别领袖却不是他们，而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以及桑泰尔。这个小派别只能以附属地位进行活动，虽然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支持，但要想建立自己的政权，在现阶段还是不大可能的。
完全拥护新制度的中间派作风温和，但力量过于弱小，很难在政治的漩涡中劈风斩浪。国家需要激励人心的主张和在野党派，所以中间派失去了作用，并很快被强势的左派所兼并。
逃亡贵族和僧侣的反抗
由于制宪会议时期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层失去了特权，他们便对革命持敌视态度。立法议会面临的处境日益艰难，只能设法压制这些阶层的反抗。路易十六批准宪法时，两个王弟——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提出反对，不建议进行和解。他们认为，国王必须保留旧君主制度时的一切权力。他们的抗议得到王权拥护者的积极响应。军官带领士兵从建制地逃到国外，贵族也放弃城堡出逃。逃亡贵族使出多种手段反抗革命。他们主动接走拖延不走的人，威胁不肯逃亡的贵族，逼迫他们就范，在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侯领地，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法国”。
外国势力对法国内政也横加干涉，庇护甚至支持反革命行径。在布鲁塞尔、沃尔姆斯和科布伦次等地，反革命活动竟然已经公开化。各国政府冷落、遣返甚至逮捕法国政府的使节，转而和逃亡贵族的使节打得火热。法国旅客和商人也受到殃及，一旦被怀疑有爱国行动或拥护革命，便会遭到驱逐。瑞典、俄国、西班牙等几个国家，公开表示完全支持逃亡贵族。普鲁士、西班牙、瑞典的军队开始集结，并作好了进攻法国的准备。国外武装势力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将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
留守国内的僧侣也蠢蠢欲动，千方百计为逃亡贵族做内应。费里埃侯爵说：“神父们和主教们煽动城乡人民去反对教士法，他们采用狂热信仰的手段。”神父得到主教的命令，要和立宪派的神父划清界限，不能在同一教堂举行仪式。费里埃又说：“除了这些，主教们还四处散布谣言。说立宪派的神父没有资格，不能办理圣事，谁要是参加了，就犯下大罪；立宪派的神父也没有资格证婚，凡是他们证婚的，不但婚姻无效，婚姻当事人和子女也会遭到厄运；人民不能与他们有任何来往，市政官员也不能任用他们，否则就是叛教者；教堂若是任用他们，教堂的管理者和司钟人都应辞职。……通过采用狂热信仰的宣传手段，主教们达到了制造宗教骚乱的目的。”卡尔瓦多斯、热沃当、旺代等地，由于缺少开明的中产阶级，再加上僧侣和贵族对民众的控制，成为爆发骚乱的重灾区。面对逃亡贵族和僧侣对新制度的攻击，吉伦特派计划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反击。布里索认为，对逃亡贵族不能再姑息了，要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对主谋和擅自逃亡的官员，要依法从严惩办，对离国但未叛国的人，则应采取宽大政策。对僧侣的处理意见，吉伦特派人产生了一些分歧，有的认为严格监视即可，有的则认为只有把他们驱出国境才算稳妥。伊斯纳尔性格较急，他着急地说：“采用调解的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一再宽容，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只有将他们逼向绝境，他们才无计可施。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就会明白，革命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
对逃亡者的法令
立宪派承认现在面临的危险，却又反对以上的所有办法。他们强调，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行动，只要严加防范逃亡者，再对证据确凿的阴谋反抗的教士进行惩办就足够了，否则，就和专制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认为，必须将遵守法律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对待敌人也要这样，否则不公正的先例一开，以后就不可能控制住，革命也必将归于失败。但是，议会已经意识到犹豫不决的危险，即使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仍然在遵守法律和拯救国家之间选择了后者。
10月30日，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亲王路易十八——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必须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否则将取消他的摄政权。可是，在讨论如何处置逃亡贵族和教士时，议会发生了分歧。11月9日，议会向聚集在边境以外的法国人发出通牒，如果他们到1792年1月1日仍不解散，将以阴谋叛国罪判处死刑，其财产将在不侵害合法继承人和债权人权力的前提下充公。20天后，又宣告了对反对派僧侣的类似决定：取消拒绝宣誓的反对派僧侣的年金，并将其看作违法嫌疑人。严格监视仍执迷不悟的僧侣，扣押参加骚动进行反抗宣传的僧侣。
关于路易十八的法令，国王很快批准。但对其余两项法令，国王选择了拒签。国王亲自给两位逃亡在外的亲王写信，规劝他们回国。但是他的信如泥牛入海，对方毫无回应。对于逃亡国外者，路易十六是持谴责态度的，但也仅仅是援引宪法谴责而已，他拒绝采取任何更进一步的措施。路易十六被认为是与逃亡贵族沆瀣一气，同议会的分裂更是逐渐增大，也引起了吉伦特派的不满。但是，他的做法得到立宪派和郡执政厅的支持。国王如果同立宪派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资产阶级事业，将极大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不甘心失败的宫廷势力并没有坚持这样做，他们只是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希望能够达成自己的愿望罢了。宫廷和欧洲各国的联系依然存在，和大臣们密谋反对革命，而且利用并不信任的福扬派反对吉伦特派。这时，领导国务会议的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建立了一个“法兰西俱乐部”。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却披着革命的外衣，表面上遵守宪法，实际上只是玩弄各个党派。宫廷主要依靠这样的人出谋划策，和立宪派渐行渐远，并支持提名佩蒂翁为市长，损害了立宪派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