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
看不到自行研制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
——记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上）
《法制日报》（2009年7月1日）
记者周斌
2008年11月，陕西人杨子彬的老伴在火车站摔了一跤，由于是车站原因导致的受伤，其负责人当即表态：由此造成的医疗费用、交通费用等实报实销。一个星期后，杨子彬骑着自行车将老伴的治疗费用等账单送到了车站负责人手上。金额之低让该负责人难以置信，“这个，这个？”对方嘟囔着把账单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账单中所用药品没有一剂进口药；没有一张出租车发票……见此情景，杨子彬打趣道：“怎么，以为我会讹你？”然后他一扬手说：“绝对不会，吴老以身作则地教导和培养过我。我不是那样的人！”“吴老。吴老？”对方疑惑。“他叫吴大观。”杨子彬回答得响亮。
“火爆”脾气的背后
其实，杨子彬与吴大观频繁接触的时间仅有4年，1977年底至1982年间，吴大观时任西安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以下简称西航）副厂长，而杨子彬是厂里一名普通的设计员。但这并不妨碍吴大观成为他心中最尊敬的人。
这种尊敬，最初源于吴大观对工作的投入。当时中国刚花大价钱引进了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由吴大观主抓这项技术的研制。当时吴大观已经60多岁，左眼失明，但为了尽快摸透斯贝技术，他每天总是提前一小时上班，晚上到十一二点才下班，几年如一日。如今很多西航老人回忆这段历史时，几乎都会这样提到：“那时吴老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的……”
后来吴大观又亲自带队去英国实地学习斯贝技术，别人都是两班倒，唯有他每天十多小时地守在工作现场。有一次，他发烧到39℃却依然坚持工作，以至于晕倒在了试车台上，但被送回住所两小时后，他又出现在工作现场。
吴大观深知，工作和学习，是报效祖国的根本。为此，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别人也一视同仁。当时西航绝大多数技术员的英文水平很低，所熟悉的发动机技术也都来自于苏联模式。为此，吴大观组织大家吃过晚饭后回单位集中学习。为了监督大家，吴还经常偷偷跑到各办公室门外观察，要是大家在认真学习，他就非常高兴，大加赞赏一番；要是有人走神，他立即提出批评。
“当时很多人并不喜欢他，他要求太严格，批评人又不留情面。”杨子彬直言不讳。有一天，杨子彬刚走到办公楼道口便听到了吴大观训人的声音，他赶紧跑过去，看到吴大观正气得“上蹿下跳”。
一问方知因为检修不及时，一个车间的吊车坏了，将影响到生产和研发。在英国期间，队伍里个别人有些不务正业，吴大观又大发雷霆，训斥道：“你怎么好意思在这浪费国家的钱，不想干马上回国去！”
类似的事例不少，然而多年以后，提起吴大观的“火爆”脾气时，曾被他批评过的人都露出了会心的一笑。“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孩子初中时非常讨厌对自己严格要求的班主任，如今孩子已功成名就，真正体会到了当初班主任的好。”一名昔日下属说。
永不放弃的志向
杨子彬是从一名车间工人勤奋自学成为设计员的，因此颇受吴大观的赏识，两人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了解的加深，杨子彬对吴大观越发地敬佩。“吴老一生只专注一件事，那就是设计、研制航空发动机。”杨子彬赞叹道。尽管，这一路他走得曲折而多难——
1942年吴大观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后，在国民党开设的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谋了一个职位，之后被送往美国学习了3年。当他踌躇满志地回国准备实现“航空救国”梦时，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让他深恶痛绝，他毅然选择了离开。
一个有志报效祖国的青年，一个代表人民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两者在1949年解放前的北平“一见倾心”；后者点燃了前者心中的希望，前者鞠躬尽瘁，矢志不渝。
新中国成立后，吴大观组织筹备了航空工业局，担任第二生产处处长。1956年，他申请从机关单位调至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以下简称黎明厂），领导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并于1958年6月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喷气教练机发动机——喷发1A。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研制航空发动机的难度可想而知。吴大观带领着科技人员披棘斩荆，当时的黎明厂员工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吴大观和同志们坐在草地上热烈地讨论问题。1961年8月，航空研究院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成立，吴大观上任副所长，并创建了我国航空史上第一个发动机试验基地……
吴大观说：“看不到我国自行研制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然而，在探索和前进的过程中，十年“文革”不期而遇，他被关进了“牛棚”，失去了自由，左眼也因为耽误治疗而失明。
但吴大观始终坚信：“‘文革’并不代表党，党‘科技强国’的路线不会变。”他把国外的技术杂志用红色封皮包好，坚持学习。
1977年年底，“文革”结束后不久，吴大观调任西航副厂长，“62岁要当26岁来用”，他带领科技人员用4年时间便掌握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先进的斯贝发动机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了仿制品。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正欲翻开新的篇章，可那时的吴大观已经66岁了，1982年，他被调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任常委，退居二线。
在吴大观40年的一线航空事业中，他共组织研发了5台航空发动机，其中仅有一台定型后装配到了飞机上，但并未量产；且这5台发动机全部都是仿制改进国外发动机而成。这与他当初自主研发的理想相去甚远——有些条件是一个时代难以改变的，比如薄弱的基础工业，专业人才的短缺……但吴大观从未退缩，孜孜不倦。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5个能够自主研发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之一，这也与吴大观以及很多老一辈科技者的坚持息息相关。
一切围绕着工作
梁焱，吴大观的外孙女，一个心直口快的女孩。在梁焱的记忆中，儿时外公和她一起玩的地点通常局限在他的办公室里。梁在一边玩耍，吴则埋头工作，时而抬头，给她灌输一番“空气动力学”的概念。因此，1982年深秋，外公和她在科技委大院外的稻田里放风筝的记忆，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忘。
那一次，梁焱感觉玩了很久，但绝对意犹未尽，回家前她问外公什么时候再带她出来放风筝？吴回答：“等外公不再工作的时候。”最终，这成了句“空话”——直到22年后，88岁的吴大观才正式离休。此时，梁已不是一个惦记放风筝的小女孩，而吴也老得再也跑不动了。
这22年里，吴大观几乎每天都在工作，他的女儿吴晓云这般描述父亲每天简单的生活轨迹：早上7点准时去上班，晚饭后马上回办公室，直到9点、10点才回家。“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是加班，星期六、日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和学习。”
吴大观有自己的考虑，他要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倾尽全力，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很多资料一线的同志们可能没时间看，那我来看，我来整理”。
“在科技委，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可以接触到大量的资料，了解国外发动机发展情况后，我愈发感到我们落后了。”吴大观在他的自传《我的中国心》里阐述道。
1983年，他向部里提出要求编制中国航空发动机规范。这一提议当时被设计工艺部门认为是“往自己的脖子上下套”。但吴大观认为，只要有利于中国航空动力发展的，他都要做。他亲任编委会主编，领导和组织翻译了美国当时已经公开的发动机通用规范——5007D，以此为蓝本，通过4年时间编写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涡喷、涡扇发动机通用规范》及《涡桨、涡轴发动机通用规范》，之后两者被批准为国家军用标准。
“如今这两个标准依然在沿用，这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科研走向规范的起点。后来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昆仑’、‘太行’等发动机都是在此规范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科技委原常委师元光评价说。
46年来多交党费11万多元
——记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下）
《法制日报》（2009年7月2日）
记者周斌
“吴老是我的老领导、引路人、良师益友。”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大观的同事刘大响说。采访中，很多吴大观的昔日下属、同事也都把他称为自己的“老师”。
无论在黎明厂、606所、西航还是科技委，吴大观不拘一格爱才、育才的事迹总是让人津津乐道。
他对我们是无私的
“如果没有吴老，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就。”黎明厂原技术中心计算室主任周卫国动情地说。周卫国大学毕业到黎明厂工作时吴大观已调至606所，为了能在研究所借到所需的资料，周卫国直接找到吴大观要求帮忙，“当时我们素不相识，吴老在核实我的身份后，不仅帮我借到了资料，还以自己的名义担保给我办了研究所的借阅证”。
后来，周卫国经常去找吴大观讨教问题，“他总是无私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我，耐心地指导我；吴老到科技委后，我有时去北京找资料，都由吴老引见，还亲自把我带到对方那里”。正是在吴大观的帮助下，周卫国顺利找到了各类关键资料，解决了超声速叶片的技术问题，研制成了我国第一片超声速叶片，并获得了国家科技成果奖。
在606所，白发苍苍的李志广谈到吴老对他的影响时几度流泪。1962年我国准备购买六架西方国家的飞机，李志广被确定为验收组的成员。这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可李志广和当时绝大多数科技人员一样，学的是俄语，研究的是苏联发动机。为此，吴大观每周抽出两个晚上把他叫到家里练习英语，并教授西方的发动机原理和外交礼仪。到了国外后，吴大观还特意给当时队中的一位老同志写了封信，请他多多照顾李志广。最终，那一次行程收获颇丰，也为李志广今后担任606所副所长、总工程师奠定了基础。
不管是谁，只要是愿意学习、努力工作的，吴大观总是尽其所能地给予指导。因为他知道，航空动力事业太需要人才，而只有集体的共同努力，才能促进事业的发展。
在得知刘大响有严重的胃病后，他把工作刚满5个月的刘大响安排去疗养；在得知606所韦龙庚因为岳父是“走资派”而在车间工作时，他坚决把韦龙庚调回了研发部门；在西航，他为了解决知识分子子女返乡、住房等问题，在党委会上拍了桌子……
“人才资源是航空工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要创造培养、吸引、用好人才的起码条件。”吴大观说。
直到他离休后，昔日的下属去看望他时，比人家岁数大上二三十岁的吴老总要叮嘱来人：“多注意身体。”
一些人开玩笑说：“吴老希望我们都多活几年，可以为中国航空动力事业发挥余热。”
对物质无欲无求
与对航空动力事业的执著追求截然相反的是，吴大观对物质生活无欲无求。
自1982年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工作后，吴大观和他的妻子华国就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2009年6月18日，记者走进吴大观的家，惊讶于其室内的简陋。水泥地、深青色的旧窗帘、一张需要用砖头垫着的沙发……除了客厅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再也找不到任何值钱的家具或者电器。
在吴大观的卧室里，只有3件摆设：床、书柜和衣柜，且都是1982年从西安搬家时带过来的。在衣柜里，吴大观最体面的衣服是一件80年代的蓝色中山装，是他参加会议、接待朋友时的着装。
吴晓云说：“爸爸一年到头不怎么买衣服，总说自己的衣服够了；平日里他就粗茶淡饭，老吃青菜豆腐，非常节俭。”一个趣谈是：1978年去英国学习斯贝技术，第一天到驻地后他就找到同事金理斌，讨要针线缝补出国前借来的一条西装裤。一个副厂长连条属于自己的西装裤都没有？答案确实如此。
然而，早在1955年的时候，吴大观的工资就达到了每月273元，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元。但吴大观认为自己工资太高，心里始终不安：“我为群众做了多少工作？凭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于是他两次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将自己的工资减一减，但未被同意。
1963年，越南战争爆发，吴大观觉得“机会”来了，他从一年工资中拿出1200元，以抗美援越的名义通过邮局寄到了越南驻华大使馆。一年后越战结束，他又想了个“奇招”：每月多交100元党费。
而这笔不同寻常的党费，吴大观一交就是46年。“文革”后，组织把封存几年的工资发还给他，他当即就“补”交了几千元党费。“这是我应该做的。”当别人问起此事时，吴大观总是如此回答，“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党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让我享受了那么高的待遇，我应该为党多做一点儿事；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
但是，他的节约、节省只是针对自己；当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当他人需要帮助了，他比绝大多数人更为大方。前年他家保姆住院开刀，他一下子就资助了8000元。
截至2009年3月，吴大观历年多交党费11万多元，为“希望工程”、灾区等捐款9万多元。
在今年2月1日吴大观写给中航集团老干部局的信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又是我每年“多交党费”的时候，我真诚地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交出第46年“多交党费”4000元，这一点儿绵薄之力，仅能表达我对党忠诚热爱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