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广州帮（珠江三角州各县）和潮州帮（潮州、海阳、澄海、饶平、大埔县）的商人
始于明嘉靖，鼎盛于清乾隆，衰落于民国
主营：航海业，成立“十三行”
借地生财胆大务实擅长贸易善于投机
明朝著名理财家丘濬
丘濬，字仲深，号深庵，琼州（今广东琼山）人，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明朝著名理财家。
丘濬处在明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当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土地集中达到很高的程度，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逐渐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他的理财思想集中表现在以下六种思想。
富民思想
丘伈认为，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必须满足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他从“藏富于民”的儒家传统思想出发，认为虽然“天生众民，有贫有富”（《大学衍义补·市籴之令》），但富民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贫民要“赖以举贷”（《蕃民之生》），而且“国家亦将赖焉”（《经制之义》），所以，他反对“夺富与贫”。他所要保护的富民，除有田的富民外，还包括“乘时贵贱”、“居货待价”的商人。
制田思想
丘伈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配丁田法”，其基本内容有：
（1）规定每丁可占田1顷，取得田地的途径是购买；
（2）对已占田1顷以上的，使“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制民之产》），唯限制其将来，不许再行购买田地。
工商思想
丘伈认为“市者，商贾之事”（《市籴之令》），应该听任民间经营，国家不应与商贾争利。主张尽量扩大商人的活动领域，海运漕粮的船可装载部分私货，听任民间开展海外贸易。他反对“重商税以致困辱”（《征榷之课》）商人的政策，主张对盐贩商人只收少许的盐引“工墨钱”，对酒、面、醋的加工贩卖则一概免税。他认为富商就是富国，他说：“贫吾民也，富也吾民也，被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市籴之令》）。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有积极意义的。
价值思想
丘伈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铜楮之币》）”这里的“物”是指劳动生产物，物之“用”，是指物的使用价值，这里的“价值”，决定“功力”的深浅，是指与劳动有关的价值，即价值的大小与耗费的劳动时间多少有关。丘伈的价值思想，是一个重要发现，他比西方最早接触劳动价值观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要早100多年。
理财思想
丘伈说：“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认为为民理财比为国理财更重要。他说的为民理财有三点内容：
（1）发展生产，为民有财；
（2）取民之财要合理；
（3）反对将国家财政“专用之以奉一人”（《总论理财之道上》）。
贸易思想
丘伈反对闭关自守，主张海外贸易：
（1）中国的商品固然能自给自足，但外国却需要中国的商品，因而海上走私不断，如强之以法不惟无益，反而有害，不如开海禁进行对外贸易；
（2）日本海盗虽“累为沿海之害”，但暹罗、爪哇等国却同中国友好通商，只要禁止同日本贸易，开海禁不致招惹边患；
（3）为让民间从事海上贸易，官府征税，对国家财政收入亦有所补益。
丘伈的这些理财思想，不仅当时影响深远，就是如今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玩弄权术致富的官商潘启
潘启，广州人，清朝“同文行”老板。
清政府为了与洋人进行贸易，在广东成立了一个垄断性的专门机构，叫“十三行”。“十三行”里有个“同文行”，“同文行”老板叫潘启，是个善于利用清政府官衔而玩弄权术致富的官商。
潘启玩弄权术有四招：
其一，捐输。
清政府有个捐官制度，就是商人只要向清政府捐钱捐物，就可以获得清政府封赐官衔。潘启就利用这个制度，为自己谋取官衔，有了官衔，就可以借助权力为自己的商业开路，权钱交易，当然能发大财。于是，潘启就将贸易赚得的钱，拿出一部分向清政府捐输，就得到“蒙旨赏加三品顶戴，诰封通议大夫”的头衔。嘉庆六年（1810年），潘启又借华北风雨为灾的名义，再一次捐输白银10万两。
其二，进贡。
“人为钱死，鸟为食亡”，清朝皇帝也不例外，当然，皇帝要“草民”的钱，那是天经地义，不会为钱而死。所以商人向皇帝奉送贡品，讨皇帝欢心，以便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成豪富，也是天经地义。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潘启在“同文行”创办不久，就创设了一种叫“行佣基金”的小金库，此基金是从进出口贸易货款中提取资金，专门用于购买向清政府宫廷和上下各级官吏进贡金银珠宝的费用。这样，“同文行”就可既不致于再被各级贪官污吏敲诈勒索而破产，又可以取得皇帝的欢心而得到权力的保护，岂不一举两得。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广东商帮为了与皇帝拉上关系，洋行商人潘文严等广商向清政府请愿，说是愿以洋货和钟表等贵重物品，每年一次向皇帝进贡，并请“同文行”代为呈进。于是，潘启又多了一个巴结皇帝的机会，他从此开启了“十三行”代办皇帝贡品的先例，以换取皇帝对他的信任，从而取得垄断广州对外贸易的特权，以谋取暴利。
其三，官商。
潘启利用中国的科举制度，极力支持其子孙与家族子弟应试科举，获取功名，以便用官保商。例如，乾隆庚寅年（1770年），潘启的儿子潘有为成为内阁中书，孙子潘正享成为县贡生、捐刑部员外郎，孙子潘正炜成为附贡生、被用郎中，钦加道街。而潘正炜后来就是“同文行”的第三代掌门人，其亦官亦商，当然是更加广通财路。
其四，公关。
“同文行”是清政府“十三行”中最早设立的商行，潘启由于创办有功，后来成为“十三行”的总商。在他的经营下，“同文行”以总商的优越地位承销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半的进口毛织品，并垄断了中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全部生丝和茶叶的出口贸易，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掌握了洋货的命脉，潘启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进出口贸易的份额，便非常注重并采取一切措施来与其搞好关系，首先，他向东印度公司承诺退赔废茶，以维护其商业信用。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回废茶1402箱，“同文行”当即赔银10000两，并当天付清，从而取得东印度公司的高度信任。其次，他为东印度公司排忧解难。例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东印度公司邮船经澳门自治官批准，停泊在凼仔修理，但清政府以“不是载货贸易商船”为由不许停泊，并禁止伙食供给。潘启立即用钱帮其打通关系并使该船获准停靠修理和供应伙食。同年，清政府又下达外国商船运出生丝不超过100担的禁令，潘启为了使东印度公司船运生丝不受此限，又拿出了4000两银子帮其打通关系，获予准许。东印度公司为此设宴招待潘启，以表感谢。由于潘启善于“公关”，因而使他在洋商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嘉庆十九年（1841年），由于竞争排挤，潘启曾一度被罢免了总商的职务，关键时刻，正是洋商的帮助，才使他复出，复出后又受到了洋商的热烈欢迎。
从衣食无着到东南亚华人首富张弼士
张弼士，清朝广东潮州人。
张弼士，出身贫寒，家中衣食无着，年青时就独自赴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谋生，经过20年的艰苦创业，终于成了“致富四方”的东南亚华人首富。
什么赚钱干什么，哪里赚钱到哪里
张弼士做生意与众不同，他是什么赚钱干什么，哪里赚钱到哪里。
张弼士最初是在一家米店当伙计，有了一点积蓄后，开始自己经商，不久，创办了裕和公司。有一次，他听说开荒种地利润高，他立即进行调研论证，认定后，就投入巨资开荒，他搞多种经营，水稻、椰子、树胶、咖啡、木棉、茶叶，样样都种，他又获得巨额利润。
不久，他又看到英国人在殖民地“专辟商场、开矿，皆获厚利”，于是，也仿照人家，利用人家殖民地当局鼓励商人开发经济的政策，大规模利用银行贷款，搞实业开发，开商场，办矿山，又获取暴利。
1877年，他在苏门答腊日里，创立了立笠公司，专门从事荒地开发，拥有树胶、椰子、咖啡、茶叶等许多种植园，仅橡胶园就有七八座之多。接着，他一条龙延伸产业链条，利用自己的丰富原料资源，购买新式机器，开办制作加工咖啡与茶叶等工厂，并招募了大量华人移民帮助开发产业，于是一下子就成了大庄园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