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贝，也是一种常用的普通中药材，陆绪卿也同样不用本地货，要远到四川松潘县去进货，因为那里的川贝，颗粒匀整，颜色白净，并且要是去蒂去芯的，才算合格产品。
除了选料要求严，制作工艺更要求精。
例如，苏州人夏天最喜欢饮用的藿香泡茶，是用荷花露、金银花露、蔷薇花露制成的。每年三四月间，乡下花姑就挑着白蔷薇花瓣进城销售。陆绪卿为此亲自设计了一套精制工艺：事先准备好烧制炭炉，点好火，上面放着一块铁盘，盘上铺上一层河沙，等卖花的花姑一到，立即把花瓣放到热沙上，先略微烘干，再放到紫铜锅和锡壶内蒸吊，等到花中香味溶入蒸馏水中，然后从一根特制的管子里流出，灌入甏内，密封储藏，待到盛夏季节，再开甏销售。用这种特制工艺制作的藿香花茶，芬芳馥郁，沁人肺腑。
又如，薄荷也是一种清凉药材。“良利堂”的薄荷粉制作，也有一套独特工艺。研制薄荷粉的原料，限定在文庙西首一带种植的良种二刀薄荷，而且一定要当天收割当天洗净晒干并连夜石磨成粉，再按斤包好，放到甏内密封储存。因为这样制作的薄荷粉，用来做薄荷糖，才能经受高温，保持翠绿颜色和诱人香味。
人才专业化
学徒进店，第一年管理鲜草药，第二年摊小膏药、打丸药条子，第三年配小客料、烧麻线、扎大胶皮，3年满师后，提薪，再做练习生3年，第一年学柜台配方、持药，第二年扦橘红、剖麦冬、天冬，第三年裁包装纸，经理、协理负责进货和人事安排，要求目光远大、明察秋毫。门市部分外账和头柜，配方员按次序排列，代号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责任到人，恪守本职。
陆绪卿正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规范管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和运作风格，才创立起长盛不衰的“良利堂”药材这块金字招牌。
清末弃官经商的民族实业家张謇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清咸丰三年（1853年）出生在江苏海门常乐镇，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状元，次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托，在南通筹建纱厂，走上了弃官经商的道路，他先后办起了二三十个企业，最后办成了实力雄厚的晚清时期中外知名的大生资本集团，成为民族实业家。
张謇的父亲叫张彭年，家有数十亩田地，雇工种田的同时也做点小生意。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南京时，位于长江口的江苏海门一带，因未遭战火洗劫，江、浙、皖地的高官豪绅都纷纷来到南通地区避难，这为他的经营活动带来了机遇。为此，他到上海、宁波做了一些长途贩运生意，赚了不少钱。张謇11岁读私塾，15岁应举科考，均未中举，就跟父亲经商，后来虽然中了状元，但最后还是弃官从商。
张謇的从商之道，有哪些亮点呢？
振兴实业
张謇说：“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代鄂都条陈立国自强疏》）。而在工业部门中，他特别重视棉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到辛亥革命前后，他把这一思想称为“棉铁主义”或“棉铁政策”。他认为，这两种工业可以“堵塞漏卮”，即有利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只有优先发展棉铁工业这一基本工业，才能操经济界实权，抵抗外国经济侵略，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他认为，中国由于经济力量薄弱，棉织业投资额少，资本周转快，更易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因而，“棉尤宜先”（《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所以他以办纱厂为主，并且特别重视棉花生产，“农产之重要，无过于棉”（《上度支部苇荡管垦后说》）。为了解决棉纺织业的原料问题，他主张把“久荒之地，听绅民招细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农工商标本急策》），并亲自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等农业企业。
利润积累
张謇说：“公积者，工商之命脉也。”他说的“公积”，就是利润积累。他把“公积”看成经商命脉，就是因为只有利润资本化，才能使企业生存发展。企业生存的意义在于追求利润，资本的生命在于它能带来利润，但利润的分配和积累，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从短期来看，投资是为了获得利润，有了利润当然要分配消费，但从长远看，利润又不能都分配消费掉，必须积累再投资，没有再投资，就没有企业的未来，张謇的实业成功，就在于他能正确把握利润的积累与分配关系。他强调“分配过当，生犹不及”，“彼此计息，不可无限制”。他告诫商人：如果不把利润的分配保持在一定的合理程度，实业的生产就很难维持正常的状况。大生纱厂赚了钱，一些人就得意忘形，张謇却冷静地说：“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在其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在分配红利时，他坚持一定要首先留足折旧、保险、公积等资金，然后再按股分红。
张謇说：“各国工厂机器，十五年一换，也通令也，今计老厂己亥所要机器已九年，去十五应换机止有六年，应筹备，善事必先利器，各股东当以为然。”他希望按照机器设备的折旧周期来更新机器设备，以便提高实业的生产能力，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提高实业的利润积累，但这样又会影响股东们的短期收益，为此，他必须说服股东们支持自己的主张，他提醒股东们：“如不添本，则仍须借调，借调须捐息，亦各股东之资也。”即如果不积累利润，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股东自己。
中国著名洋务派大商人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号次沂，别号愚斋、止皮，1844年生于江苏武进，是清末的洋务派商人。
盛宣怀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盛隆是举人，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任过多种官职，因而他受封建教育甚深，这为他后来亦官亦商，最后成为中国著名的洋务派大商人奠定了社会基础。
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推荐踏入李鸿章幕府，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会办，深得李鸿章赏识，1872年被委为会办，参加创办轮船招商局，1875年，升任该局督办，并长期控制该局，成为大股东。在李鸿章的提携下，他于1875年任湖北采煤铁督办，1880年创办电报总局，任总办，1893年筹办华盛纺织总厂，任督办。在此期间，他还兼任许多官职，如1879年任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任天津海关道，1887年任山东登莱清兵备道兼海关监督。1892～1896年任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控制了较大规模的近代企业，1896年，他以督办的身份接办张之洞创办的官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改为官督商办，1908年，又改组为商办汉冶萍公司，任总经理，并成为公司大股东。1896年，他受清政府委任，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直至1905年，同年，还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与此同时，盛宣怀的官阶也扶摇直上，他先后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商政副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又被授邮传部尚书。
盛宣怀在办洋务的30余年中，掌握了当时的电报、轮船、矿产、银行、邮政、铁路、纺织等要业，揽东南利权，为中国早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但他的个人资产也过千万之巨，被誉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的洋务大商。
盛宣怀在接办汉冶萍煤铁矿后，连续订借日本借款，以铁矿石低价输日为抵，债务累累，终使该公司受制于日本资本势力。在督办铁路总公司任内，他与比、英、美等国签订了铁路借款合同，致使几项铁路权落入外国列强之手。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时，1901年他应刘坤一、张之洞之邀，与各国驻沪领事商订“东南互保”章程，同年，任会办商约大臣。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由盛宣怀策划的“铁路国有”命令，他又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把原来已允许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权交与外国资本作抵。因此，激起人民的保路运动，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辛亥武昌起义后，盛宣怀被革职，在外国公使保护下逃亡日本。辛亥革命后，盛宣怀政治上失势，但经济实力仍有，1913年，再任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汉冶萍公司董事长。1916年病逝上海。
盛宣怀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但他的成功，除了如他所说的“集商本以商办”、“官任保护”、“官商一体”的亦官亦商、官亦为商的外因外，他的“躬冒奇险，精思锐进，难危困苦，绝为瞻顾，期于必成”的过人睿智和创业精神，也是其能成大业的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