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报告之中，邓小平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人民都能比较快的富裕起来。”[1]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确定了在此之后于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关于“求富”经济政策的基本论调。
于是，在1979年1月间召开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上，中央就提出了允许发展无雇工的个体经营的改革计划，该计划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1979年1月17日，这一天对于我国民营经济的复苏和成长来说可谓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史册上应当大书特书、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甚至可以将这一天称为“民营经济复苏日”。
就是在这一天，邓小平约请了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和古耕虞，在和这五位中国工商界的巨子们进行会谈时，他们共同商讨了我国民营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大计方针。就在此后不久，荣毅仁便亲自挂帅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胡子昂、胡厥文和古耕虞一同创立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周叔则在天津创办了建华经济咨询公司。这些民营经济的起步和复苏，极大地带动了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由此拉开了帷幕。
在改革大幕拉开之后，政府开始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通过相关政策来带动经济的起步。在1980年12月16日，国务院发表的《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些改革搞好了，不仅不会妨碍调整，而且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调整的进行。”而正是由于个体经济的存在，必将会不断提出扩大经营规模的要求进而出现雇工现象，而一旦有了雇工，就必然会出现剥削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问题，陈云、邓小平认为，鉴于历史经验，不要急于限制，可以发展一段时间再进行相关的引导。这就为民营企业聘用工人创造了条件。
1983年1月，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有个别雇工超过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的论断。1983年中央文件《当前民营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也提出了对于民营经济“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这实际上是对刚刚开始出现的民营经济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政策。
邓小平理论之中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论述直接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正是他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论述，成为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直接动力。
1985年8月，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邓小平说：“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这一时期的农村，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经济的道路一直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奉行的方针政策，但是农村合作经济的组合发展，需要的是平衡多方面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共同遵守的经营活动契约，但问题是这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发展过程之上，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到覆盖所有地方和所有的生产领域。虽然存在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农村私人企业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表现出强劲的后续实力。
1987年1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报告之中，首次对私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国家还对私营经济采取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泞”的发展之道方针。1987年10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一篇名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对私营经济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做了更为具体的阐述，这一报告还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尽快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法律和扶持政策，保护这些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监督、引导和管理。
为了进一步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为这些企业提供法律保障，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4月12日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修正案中对私营企业做出了具体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由此一来，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同时其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有力保障。到此，中国的民营经济真正进入了合法化发展阶段。
随着中国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相继健全，中国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197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当时的全国工业企业之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占77.6%，集体经济占22.4%，民营经济几乎绝迹。而且此时的个体工商业者已经从建国初期的900万人，锐减到了1978年的7.15万人，在国家统计中已不复存在，民营经济已成“非法”经济。
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得到了重新恢复和发展，截至1999年底，中国私营企业将近151万户，从业人员2020多万人，注册资本共10287亿元，创造产值7688亿元，与此同时，中国的个体工商业也发展到很大规模，到1999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已达3160.06万户，从业人员6240.91万人，注册资金3439.22亿元。从资本占用、从业人数和产出总量等方面来看，私营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体在10%～20%之间，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正确决策挽救了中国濒临消失的民营经济，同时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也带动了全国各个行业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历史性发展的新阶段。
戏剧性兴起的乡镇集体企业：大邱和华西
就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全国各地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农村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有两个曾经不起眼的小村庄紧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步伐发展了起来，它们就是大邱庄和华西村。这两个村庄在改革的大潮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成为那个时代农村发展的象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的华西村和天津的大邱庄并称为“北大南华”，这是因为这两个村庄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它们都有一个铁腕且充满政治智慧的领导者，并通过发展乡村企业来推动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同时依靠发展乡村重工业迅速走上了致富道路。
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当时“农业学大寨”精神的有力感召之下，一位名叫禹作敏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创造了经济奇迹，他带领着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的村民们用铁锹和土筐等简陋工具，硬是用了3年多的时间将村里的盐碱地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从而使得这些原来只能亩产粮食50公斤的贫瘠土地打出300公斤的粮食。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们都在思考如何摆脱贫困。于是1977年，为了发展全村的经济，禹作敏做出了将发展乡村工业作为大邱庄第一项改革的决定。随后，禹作敏东拼西凑终于筹到了建厂所需的资金，终于在1978年10月，大邱庄第一家工业企业——冷轧带钢厂正式投入生产运营。功夫不负有心人，工厂初建当年便将所有的投资全部收回，同时还盈利30多万元，可以说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局。但是，大邱庄的致富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81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运动就是“打击投机倒把”，“凡与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企业还是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由于此时大邱庄的冷轧带钢厂已经是在与国有企业进行着原材料的争夺战，同时他们生产出来的钢材也严重扰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钢材市场，由此一来，大邱庄的冷轧带钢厂成为这一运动的首要打击对象。此后不久，县里便向大邱庄派来了工作清查组。为了保住企业，禹作敏组织村民与工作清查组进行抗争，对于清查组的调查行动也不予合作。面对这样的局面，清查组也无可奈何，只好离开了大邱庄。至此，大邱庄终于逃过一劫。
随着国家改革政策的逐渐明朗，大邱庄开始了加速发展。1981年，大邱庄高频制管厂建成；1982年，大邱庄电器厂和印刷厂相继建成投产；1983年，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同时还将建立分厂的权力下放到了各个生产厂之中。在此之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大邱庄的工厂开始了滚雪球式的发展，若干个分厂在大邱庄的地面上建立起来。
到1987年4月23日，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这个曾经是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发展到1992年底，大邱庄共有200余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达15亿元，利润达4.7亿元。至此，大邱庄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就在北方的大邱庄发展的同时，在江苏省的一个小村庄里也迸发出了惊人的发展活力，这就是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赫赫有名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
其实早在大邱庄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之前，江苏省江阴县的华西村早就已经悄悄地进行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大邱庄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出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后来成为中国民营公司成长的基因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华西村便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不过此时的华西村当家人、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并没有闲着，他在高调学习大寨的同时，又偷偷地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在1969年，吴仁宝就从生产大队之中抽调了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小五金厂。为何这个全国学大寨的典型却在偷偷进行工业建设？因为在华西种田实在是没有出路。
就是凭借着这家小五金厂的利润，华西村的村办企业开始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华西村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此外还有3年的口粮，这些便是华西村所有的家底。
在1982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之后，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此时的华西村并没有这样做，根据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吴仁宝没有将村里所有的土地分到个人手中，因为华西村土地奇缺，如果按照每个人进行分配的话每人只能分到半亩地，即便每户都分到了土地，村民们也是无法发家致富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此时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此后，华西村为了加快发展又开办了一家喷雾器厂。到1984年年底，单是这一家喷雾器厂每年就可以为华西村净赚200万元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