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企业开始从废墟之中重新崛起，在崛起的过程之中，自然会伴随着成长的快乐和探索过程中的阵痛。
在那百废待兴的岁月里，中国企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这一时期乱中求治的中国企业已经面临抉择；而蜜月期的苏联援助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在轰轰烈烈的改造浪潮之中，中国民族工商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但随后的全民疯狂与三线建设却使得中国伤痕累累，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之中，中国企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面对企业如此残破的命运，改革之风呼之欲出。
第一节 沪上风云：乱中求治的中国企业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此时的上海还处在投机浪潮之中，通货膨胀已经严重损害了新中国的肌体，为了能够医治中国的病痛，陈毅和陈云在上海开始了三场大战，从而一举抓住了上海的经济主动权。与此同时，顾准也在上海进行着他的经济实验措施，为全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一时期的民族企业家中出现一位代表人物，他就是相纸之父林希之，是他将中国的相纸工艺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骄傲。
投机盛行的上海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尽管此时战事已经基本平息，但是在金融领域还是一如既往。物价上涨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投机之风还在上海盛行。
就全国而言，各地的物价水平也在水涨船高，以当时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进行计算，1949年1月的物价指数已经上升到了153，4月达到了287，7月升到1059，11月物价指数更是上升到了令人心惊的5376。
此时的民间企业家对于投资实业已经毫无信心，他们的大量资本多用来进行投机活动。在北京、天津两市的200多家银行钱庄中，96%以上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着投机活动，可见其资本规模之庞大。
在这样一场全国规模的投机活动中，上海成了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其人数、实力和规模是京津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就在1949年5月前后，上海30多个茶会市场和24个商品交易市场，全部在利用其重组的资金从事着投机活动，另外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也全部在从事着证券股票、金银外币等的投机买卖，加上证券号、金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各地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以及地下钱庄，全市的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到了30万人之众。这一恐怖数字意味着上海几乎所有的资金都在进行投机活动。
上海几乎疯狂的投机活动，不但使得原来国统区的物价持续飞涨，就连原来未受到影响的解放区也开始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由于通货膨胀以及人们对货币的严重不信任，此时开始以实物作为计量单位。1949年，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全年支出救灾费用、军政费用以及抢修铁路等的经费共达到了567亿斤小米，而当年的财政收入却只有303亿斤小米，财政赤字高达264亿斤小米。面对如此庞大的刚性支出，人民政府也只好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以至于人民币的发行数额节节攀升。人民币的超量发行，也使得通货膨胀加重，一年之内通货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更是增加了270倍还要多。
面对全国的通货膨胀情况，人民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全国要稳定，首先物价必须稳定，而物价稳定的关键，无疑便是金融业的龙头——上海。
三场大战：“两陈”抓回主动权
陈毅、陈云跟上海颇有渊源。陈毅早年前往法国进行勤工俭学，便是从上海离开的，此外他的长兄陈孟熙也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上海警备区的政治部主任。陈云就更不用说了，他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师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练就了一手打算盘功夫，堪称共产党内的第一算盘手。
就在“两陈”上任上海之后，全中国的工商业者都开始关注这两位将领，上海也将考验共产党人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此时“两陈”面临的上海经济局面，与之前蒋经国“打虎”时非常相似，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前提之下，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出现了两重混乱。就在蒋经国从上海惨败的一年之后，陈毅和陈云开始了对大上海的治理。
从1949年5月解放军进城到1950年初，围绕着货币与商品投机，“两陈”与上海的投机商人进行了三次面对面的攻防战役。第一仗便是银元大战，结果是“两陈”一举将金融投机商全歼。
由于上海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所以市民对纸币的信心彻底丧失，利用这一机会，投机商人们开始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在从5月末到6月初的10多天时间里，银元的价格疯狂上涨了近两倍，随之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也开始受到影响，上涨了两倍还要多，棉纱和大米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以银元进行标价，其他商店纷纷仿效，拒绝使用人民币。
上海已经解放，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面对这样的局面，军事管制委员会一开始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是，10万银元抛出去之后，如泥牛入海马上没有了踪迹。此时的陈云意识到“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将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局面。因此，他在与陈毅进行了长时间的商量之后，果断采取军事手段，突袭上海证券大楼。
6月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马，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当时大楼内共有投机商人2100多人，在进行搜查之后，当场逮捕了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其余1800多人被陆续放出。
随着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原来所进行的银元炒卖活动戛然而止。在此之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被查封，“资本市场”在此后的41年时间里退出了中国经济舞台。
就在银元大战胜利结束之后，纱布大战便紧接着上演了，这一战役几乎关系到上海的整个实体产业。
作为全国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和交易中心，与1937年相比，上海此时的棉纱字号已经从60家发展到了560家，棉布字号更是从210家发展到了2231家，发展非常迅速。在银元大战失败后，贸易投机商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集中资金对纱布市场进行攻击，这使得上海的棉纱价格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出现剧烈波动——上涨了3.8倍，棉布也上涨了3.5倍，由此一来，上海地区其他商品的价格也开始跟风上涨。相较于银元而言，棉纱问题是无法通过查封全部交易行来解决的。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陈云采取的方式是举全国之力解决上海问题，进一步增加上海地区的棉纱供应。
从11月13日起，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发了12道指令。他命令汉口将囤积的棉花和纱布秘密东运，将陇海路沿线的纱布尽速运入西安，华北的纱布则聚集在京津；由政府控制的各地贸易公司，暂时停止纱布交易，纱布全部被运至中心城市集结待命；暂停支付各工矿投资及收购的全数资金，由中财委统一掌握；同时，电令人民银行总行及各地的主要分行，除特殊情况之外，所有贷款一律停止发放。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之后，大量物资被集结完毕，“两陈”手中掌握了数量充足的纱布，于是发起了对上海贸易投机商们的总攻。
11月25日，全国各大中城市根据陈云的命令采取了统一的步骤，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和西安大城市开始大量抛售纱布。一开始的时候，一旦有纱布售出，上海等地的投机商便会立刻购入，有的甚至是不惜借高利贷进行投机活动。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投机市场陷入疯狂的买卖之中。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此时和他们对阵的已经不是腐败的国民政府，这一次他们碰到了真正的高手。在全国各地国营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的同时，“边抛售，边降低牌价”的措施也开始被推行。面对逐渐下滑的棉纱价格，有一些投机商人开始秘密地将手中的纱布抛出，而这一行动犹如瘟疫一样迅速在全国的棉纱市场蔓延开来，市场局面顷刻之间便发生了逆转。随着纱布抛售数量的逐渐增多，市场行情就跌得越惨，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还要多。
面对渐趋稳定的市场，“两陈”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行动，他们连续发出三道命令，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所有国营企业的钱全部存入国营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民营企业家进行贷款；同时还加紧征税，税金迟交一天，就罚税金额的3%。
双管齐下，投机商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资金和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不得不派出代表请求政府收购被他们吃进的纱布，“两陈”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了大量棉纱。经过这一轮交手之后，上海的投机商人元气大伤，有人血本无归远遁香港，有人甚至因为无法应对“日拆”而跳楼自杀，至此棉纱之战又是以投机商人的完败告终。
就在纱布大战刚刚结束之后，“两陈”很快便进行了粮食大战。
当时上海的存粮仅有8000多万斤，只够上海市民20多天的口粮，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其他的大中城市也面临着粮荒。粮食交易市场的惯例是在春节进行休市，正月初五之后开盘会有一波行情，俗称“红盘看涨”。上海的大粮商们都在等着那个开盘日，整个12月份，他们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并且将他们的全部资金压了上去，这将是一场豪赌，赢了利润丰厚，输了那将是灭顶之灾。
12月12日，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部署。11月份，陈云已经命令东北局每天车运粮食1000万斤给京津地区。为了支援上海，此次会议上陈云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入沪，同时要求东北和华中地区在短期内迅速运粮济沪以备急用。与此同时，他还向中央报告，准备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以防止粮食不足。随着部署的相继完成，他在上海的周边建立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至此，陈云已经为粮食之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正月初五这一天，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由于上海政府准备充足，结果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食价格并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上涨，而且连续数日下跌。由于此时上海广泛开设了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了将近两亿多斤大米，由此一来，投机商不得不将手中囤积的粮食降价抛出，损失空前严重。
经此三役之后，上海的投机商人们血本无归，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发起更大规模的投机活动。至此，上海的物价水平开始日趋平稳。这可以说是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政府调控中国经济恶性通货膨胀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上海的投机商人们被陈云遏制住了。到1950年的春夏之交，全国的物价水平已经基本上稳定了下来。至此，“两陈”在上海完全掌握了经济主动权，从此全国经济也开始回归向好，上海的经济大战至此以投机商人的彻底失败告终。
经济重建：顾准的三项措施
尽管通过对投机商人的清算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势头，但是，真正要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必须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实业，但是此时要想恢复实业的发展可谓是难上加难。但是有一个人却成功领导了上海的经济重建工作，他便是上海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
为了重建上海的经济，当时顾准采取“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的办法。在两年任期之内，他先后完成了三项非常重要的、对全国工商业的治理起到试验性效果的经济重建工作。
1.对征税制度进行重建
顾准采取的是“轻税重罚”的办法。为了避免上海出现经济的大动荡，他延续了国民政府时期的税制体系，同时对一些民愤很大的如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苛捐杂税予以废除，还取消了11项有重复征收性质的杂税，同时颁布了营业税、印花税、货物税等9个地方性税种的暂行办法。由于此时的上海已经经历了数年的通货膨胀，工厂的账面资产与其实际价值之间已经严重的不相符，从而严重地困扰了合理征税工作。1950年10月，顾准就这一现象公布了一项地方规定，允许私营企业按当时人民币物价对其全部财产价值进行重估，以此来改正账面上的资本额，使之与实际相符。此办法一经公布，便受到会计界和实业界的广泛欢迎。
为了确保税收的有效征缴，他还学习苏联的经验，创立了财税专管员制度。与此同时，他还对上海的纳税户进行了全面的普查，从中总共查出2.1万个漏户，实得工商纳税户1078万个，还在全市设20个区税务局，建立了96块专户管理区域。此后，顾准设计的这套税务专管员制度一直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