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现象早就有人研究了。经济学家巴斯夏是破窗效应的“创造者”。他早年家境不错，祖父是庄园主和工厂主，祖父去世后，他继承了庄园和住宅，并带着热情和理想开始进行农业试验。结果他失败了，土地只好按照原本的方式继续耕种。四十多岁时，他开始学习经济学，并在他撰写的着名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提出了破窗效应——经济领域的“破窗”。他在文章中说道：“调皮的小孩打破窗户，房主可能会心疼，但对于玻璃工厂、玻璃装修工来说却是好消息，这样他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也会由此增加。”当然，他对这种效应是持批判态度的，主张破窗理论的经济学家也被他称为“坏经济学家”。
心理学开始研究破窗效应是在1969年。当时，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做了一个实验。他找来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其中一辆停在中产阶级社区，另一辆停在杂乱的贫民区，并且后者摘掉车牌，打开顶棚。当天，停在贫民区的汽车就被偷走了，而停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辆，一个星期内都无人理睬。津巴多用锤子砸烂了那辆车的玻璃，结果过了几个小时，车子就不见了。
在这个实验的基础上，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并且没有得到及时的维修，别人会受到暗示继续打烂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会给人一种无序的感觉，公众则会对此麻木不仁，犯罪、暴力行为就会在此滋生。
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有类似的体会。一间房子的窗户玻璃破了，如果没人去修，没过多久，其他窗户的玻璃也会被人打破；墙上的一小块涂鸦没有及时清洗，很快整面墙都会变成脏乱不堪；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不好意思扔垃圾，可一旦地上出现第一块垃圾，其他人就开始肆无忌惮地乱扔乱丢，没有人会为此感到羞愧，更不会质疑自身的文明程度。这些都反映了破窗效应。
同一地区的犯罪率高升其实就是破窗效应引发的失序。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成为罪恶的城市，到处都有抢劫和凶杀，白天走在街上都让人觉得害怕，纽约市地铁则成为无法无天的场所。车厢脏乱，到处都是污秽的涂鸦，曾经有一位教授在地铁里被人打了一闷棍，从此失明，研究生涯也被迫结束。一桩桩犯罪事件让纽约市民人人自危，每天生活在担心和害怕当中。如今，纽约已经洗刷掉过去的罪恶，从道德沉沦的深渊中爬了上来。搞明白其中因由之后，纽约市使用的改善方法同样来自破窗效应。
纽约市找到的秘诀是：“船要沉了，也要洗甲板。”面对高升的犯罪率，警察则在地铁里抓逃票的乘客，目的是首先清理犯罪环境，让地铁回归秩序和安全。这种做法招来了不少骂声，警察被纳税人指责找不到治理的重点，幸好他们的行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警察发现，在逃票的乘客中，每7个人就有1个是通缉犯，每20人中有一人携带武器，之后警察非常认真地抓逃票乘客，并且让抓到的人排队站在月台上，以显示政府改变地铁环境的决心。接下来，纽约市继续从小的地方着手，改善社区的环境、街道的环境，整个纽约都发生了变化。警察从改变犯罪生存的环境着手，打破了脏乱的环境滋生犯罪的恶性循环，纽约也成为全美治理最出色的城市之一。
从深层次分析，破窗效应是一种从众心理。人们追求畸形的公平，别人可以那样做，我为什么不可以？此外，也包含了拒绝承担责任的心理，他做了没有受到惩罚，我也不会受到惩罚。其核心就是任何一种不良现象都在传递一种信息，从而导致不良现象的继续扩张。而阻止扩张的方式就是及时矫正和补救。
老师教学生时，最害怕遇到调皮捣蛋、没法管教的学生，或者天生愚笨、怎么教都不会的学生，每一个老师都会在努力之后失去信心和勇气，恨恨地说一句：任其自行发展吧！实际上，每一个老师都扮演了一回“打破玻璃的人”，使得这个学生也自暴自弃，就真的变成了无可救药的坏学生了。反过来，如果第一个发现该学生开始捣蛋，上课不认真听课的老师能够及时纠正他、提醒他，或许能够拯救一个人的命运。
STORY TIME
社会心理学第一堂课，老师通常会首先介绍阿希的从众实验和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以极大的趣味性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其实，细数社会心理学的各种实验，没有一个不是有趣的，同时也是令人深思的。
晕轮效应是说，帅哥美女不一定有良好修养，也可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霍桑效应则是说，工资报酬、休息日、办公条件之类的，远远没有老板的一句“你很棒”富有激励性；羊群效应则是说，别以为你多么有个性，淹没在人群中，个性全部变成共性了，所谓去个性化，就是这么来的。这一节的STORY TIME，我们来分享一下社会心理学中另外一个有趣的效应：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定律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命名的。从1914年到1954年，帕金森研究了英国海军舰艇、官员数量与海军部官员人数的变化，结果发现行政机构的膨胀和海军事业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此外，他还研究了国家内阁的组成情况。帕金森认为，5个人的内阁最为理想，9个人的话就会有人起点缀作用，20个人会出现派系之争，超过20人将难以控制。在一个委员会中，超过20人或21人，工作效率开始下降。
最终，帕金森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帕金森定律》一书。在书中，他阐述了官僚机构人员不断膨胀的原因和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会面对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休，把位置让给有才能的人；二是找一个有才能的人做助手，协助自己的工作；三是任用两个比自己水平低的人当助手。第一个方法会丧失很多权力，第二个方法是把比自己强的人变成对手，将自己逼入失败的境地，相比较之下，第三个方法最为适宜。
两个平庸的助手可以分担官员的工作，而官员还能继续保留权力对属下发号施令，更重要的是，两个毫无才能的助手不会对他的职位构成威胁。同样地，两个助手上行下效，分别为自己找两个无能的助手，由此发展下去，机构变得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表面看起来，人人都忙忙碌碌，实际办事效率则非常低。人员不断增多，人员结构像金字塔一样不断上升，因此，这种现象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人对权力的危机感。对于既得权力者，假如存在权力危机，任何人都不会轻易让出自己的权力，更不愿意为自己树立对手，那么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助手成为自然之选。
这种现象在官僚政府中出现，在私营企业中同样存在。当私营企业不断扩大，企业主在管理上力不从心时，就需要聘请助手协助他。这时，一位拥有高学历、管理经验和能力的人会成为一时之选。接下来，当企业主的助手继续聘用助手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一个是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实干家，一个是初出茅庐空有一肚子理论的菜鸟，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企业主的绝对权力不会受到威胁，但是助手的权力会受到后来者，尤其是优秀的后来者的威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企业的行政部门也会变成官僚政府的样子：部门众多，党派林立，做事成了企业管理中最不重要的事。
除了对官僚体制的研究，帕金森还研究了时间管理上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可以在十分钟内看完一份报纸，也可以花半天时间；一个日程排得满满的人可以在20分钟内寄出一叠明信片，而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太太可以花一天时间。在工作中，工作内容会自动膨胀，占掉一切可用时间。如果时间充裕，人们会放慢节奏，将原本4小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稀释到8小时的工作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