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发展亲密关系为最重要的课题时，青少年便进入了亲密对孤独的发展阶段。一般情况下，亲密关系的发展结果是结婚，或者是给予另一个人爱的承诺。特殊情况也时而出现，比如分享亲密感而不结婚，结了婚而没有亲密感。不能形成良好亲密感的人就会面临孤独感，无法在情感关系中获得满足，甚至回避承诺。
到了成年期，依然要面对新的冲突，依然有解决不完的矛盾。比如24～65岁的成年人，组织家庭、繁衍后代、养育子女，过充实而忙碌的生活。“生育感”是一个有复杂意味的概念，在埃里克森看来，生和育含义不同，一个人没有生孩子，只要关心、教育孩子，也会具有生育感；反之，没有生育感的人是一个自我关注的人，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不关心他人，其人格贫乏和停滞。
65岁以后，人步入老年。许多人依然能保持原来的状态，但也有必须克服的危机，即对过去岁月、经历的回忆，面对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觉得自己一生没有虚度，感到心满意足的人会平和地走向死亡；而不满足的人会失望、失落，想要做出改变，然而时间太少了。有的人用厌恶和轻蔑来表达这种失望，老年期的生活会变得非常悲哀。
STORY TIME
埃里克森除了是精神分析师、发展心理学家和神经病学家，还是一位心理传记学家。“心理传记学”，那是神马东西？走进STORY TIME，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吧！
埃里克森于1902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父母都是丹麦人。生父在他出生之前就抛弃了他的母亲，3岁时，母亲嫁给了一位犹太儿科医生，并一直对埃里克森隐瞒他的身世。童年时期，虽然他不知道自己非父亲亲生，却隐约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继承了生父的特点，高个子、金发、蓝眼睛，在一个犹太人家庭里，他被看成了“异邦人”，而在同学中间，他又被看成犹太人。
青年时期，母亲将真相告诉他，不过，整个童年期的经验让他产生一种感觉：他不属于父母，并且幻想成为“更好的父母”的儿子。此后，他一直被自我认同问题困扰着。一战期间，他为自己不知该忠于德国还是忠于丹麦发愁；大学期间，他在寻找人生目标时也犯了难。继父建议他去念医学院，他却想要成为艺术家。后来，埃里克森走向了精神分析的道路，一生致力于研究人的“同一性危机”，这一点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中可以找到端倪。
1927年，埃里克森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折。他受同学的邀请到维也纳一所规模非常小的学校担任艺术指导教师，这所学校的学生基本都是弗洛伊德的病人与朋友的子女。当时，安娜·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建议他参加培训，成为一位儿童精神分析者。埃里克森接受了安娜的建议，并以每个月支付7美元的培训费参加精神分析训练。安娜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自父亲弗洛伊德，但又有所不同，安娜在诸多方面的独创性对埃里克森产生了影响。
之后，埃里克森没有继续攻读高级学位，他终生的教育经历止于大学预科毕业时从蒙台梭利学校获得的毕业文凭和从安娜·弗洛伊德那里获得的精神分析方面的训练。埃里克森后来以精神分析师的身份执业，并被誉为弗洛伊德的继承人，他的经历也证明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精神分析师不必攻读专门的医科学校。
1929年，埃里克森和同校的一位女教师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孩子。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扩张，埃里克森带着全家迁居丹麦，后辗转前往美国居住在波士顿。在美国，埃里克森以开私人诊所为生，同时在哈佛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系任研究员。接下来的30年，他一直在美国的各所高校、研究所做研究，直到197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
1950年，埃里克森出版《儿童与社会》，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心理社会发展的八个阶段论，将人格发展的阶段从青春期延续下去，贯穿了人的一生。除此之外，埃里克森还开辟了精神分析研究的新领域——心理传记学。
他的第一本心理传记学着作是《青年路德》。这本书以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例，将他的生命划分为八个阶段，分析他如何解决自我认同危机，并且找到解决社会、信仰问题的途径。《青年路德》这本书和弗洛伊德的着作相比，已经摆脱了泛性论的倾向，不过存在明显的化约论痕迹。
1969年，埃里克森将他对甘地的研究写成了《甘地的真理》，这本书成为心理传记学的经典之作。人们不敢想象，一位精神分析师写出来的传记会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埃里克森独辟蹊径，没有像一般的传记家或甘地的研究者那样严谨地考察人物生平，而是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分析甘地一生的作为和他对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贡献。
和《青年路德》一样，埃里克森依然用认同理论解释圣雄甘地的行为和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埃里克森从甘地的幼年生活、与父母亲的关系以及童年经验中找到了他的非暴力思想的来源。按照埃里克森的分析，作为备受宠爱的小儿子，童年生活给甘地带来了强烈的优越感，也促使他产生了一种道德心和使命感；父亲给他上的“高尚的宽恕”课程则成为他非暴力思想、关注对手灵魂的心理根源；从母亲身上，他则学到了一种印度传统宗教的价值观。这些思想的种子在英国求学、南非非暴力实践和研究印度宗教经典的过程中发芽、成长，成为甘地领导阿赫梅达巴罢工及其绝食行动的主导思想。
甘地对世界历史固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貌似和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搭不上关系。一个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心理学家为什么会关注印度的民族英雄呢？想知道埃里克森为什么会对甘地感兴趣，只能从他本身来研究了。
人们从有关埃里克森的传记、研究中发现，一生当中最困扰他的就是“私生子”问题。他活了92岁，却从来不知道生父是谁，一生处在自我认同危机当中；而且，他对母亲、妻子、同事甚至曾经奚落过他的伙伴从未做出批评或反击。在研究弗洛伊德的理论时，他也曾遭遇心理冲突，不确定能否在精神分析这条路上走下去，然而，他从来没有批评过弗洛伊德或者安娜·弗洛伊德。可以说，本身以非暴力方式存活于世的埃里克森和甘地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社会心理学——关不上的门
冬天在阶梯教室上课时，最讨厌的就是后进来的同学不会随手关门。尤其当你想要坐在前排认真听老师讲课，偏偏要一次又一次为后进教室的同学关门，真真地不耐烦，小宇宙随时准备爆发！
一开始，我会抱怨某些人的素质真差，连随手关门这么简单的小事儿都做不到，一点没有公德心。继而，推论到这类人在受教育过程中没有接受“为他人着想”的训练，行事自我，不会考虑个人行为是否会对他人造成影响。所谓文明，是先进文化内化为人的思想和思维定势，进而外化为习惯行为的高素养、高道德水平的综合体现。由此断定，不关门的人肯定是未开化的人类，尽管外表上西装革履，洋腔洋话，大脑尚处于蛮荒时代。
如此追根溯源地分析其实毫无意义，而且很可能主观臆断，失之偏颇。观察几次我才发现，教室的门始终关不上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教室的门一开始就是开着的，无论多少人进入教室，什么时间进入教室，没有人试图关门或者改变敞开的角度；反之，如果教室是关着门的，三两个人为一波进入教室的学生，最后一个人一定会把门关上，十来个人为一波的学生也会有人考虑关门。也就是说，好像有人给单独进门的学生下了一个指令一样，所有人都回避改变教室的门一开始的状态——开着的就让它开着了，关着的还是关上吧。这样说来，貌似不关个体文明程度的问题，反而和社会心理学中的“破窗效应”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