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什么最重要？太多太多重要的事，什么理想、责任、社会义务等等。千万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乐趣。你是不是一生中充满了乐趣，你是不是一生中交往了一些有乐趣的人，你是不是听到过一些有乐趣的话、故事？
当人生充满了乐趣之后，碰到什么艰难困苦都不觉得苦，一点苦也没有。所以我写了一幅字：“与有肝胆者为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是我的人生体验。
——濮存昕
我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也叫脊髓灰质炎。等上了小学，有些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濮瘸子”，这些都给小时候的我心理上造成了压迫感，所以我当时特别希望小学快毕业，离开学校，因为这样就不会有人再这么叫了。还好，因为治疗还是挺有效果的，在9岁那年，大概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之后就不用再拄拐，这样叫我“濮瘸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那时候，在体育课上与同学们一起玩，就是我的奢望。特别像接力跑，我这样谁愿意和我合作呢？还有打篮球，万不得已没人希望我上场。实在凑不够人时，我上场了，那就会有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感觉，如果能再投进一个球，能让我高兴三天。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没什么，可小时候我却爱钻牛角尖。如今过去了，孩提时，年少时，青年时，想想自己的人生还挺丰富。
我们今天所有生命呈现出来的面貌，都和自己的经历相关；而我们今天所有经历的事，一定和未来有关。我们的教育背景，成长背景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我觉得早一点受挫折，承受些压力，这会使自己心里产生更强的愿望。这是好事，曾经有一些怯弱，有一些不自信，这恰恰促使自己去学，去锻炼，太早太早觉得自己了不起，这可能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后面的生活反而会甜。我在自己的处世哲学中总结出一句话，是我从两个朋友的名字中提取的，叫“博观约取，求冠居亚”。什么都是厚积薄发，标准可以高，但一定不能锋芒毕露。这是我五十年人生积累悟出的话。这一点，我媳妇看我看得最明白。她说：“亏你小时候腿有病，否则不定狂成什么样。”因为自己其他条件比较好，肯定会受宠的。偏偏有那点缺陷，所以还是有点儿自卑、自尊，挺好。
说到成长，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个人的志向和努力，命运和机缘的巧合，这三个对我来说都重要，缺一不可。家庭的影响，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那是基因上的事，那是DNA上的事。对于自己个人的志向和努力，如果我在艺术道路上半途而废，不去坚持与坚守，甚至拓展，那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命运和机缘真是给了我人生的坎坷中的转机，那时我的坎坷人生好像突然间天地明朗，云开雾散。我得感恩，我真的活得太有运气了，运气都被我占了，这三条都占了，谁都离不开这三条。
我是在剧院里长大的孩子，很小就似懂非懂地看戏，很早就知道“戏比天大”的道理。这是从我当演员的父亲身上体验到的。在童年的记忆中，那时的父亲是家里的绝对中心，剧院的事和演出的事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只要父亲晚上有戏，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演戏之前不吃饭，我常常拿了饭盒去剧院给父亲送饭。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是不准小孩子进去的。我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我父亲，我知道它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的舞台。
人生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坎，很多很多阶段，随缘，然后顺着水就漂啊漂啊漂，漂到这个地方，这个水洼洼里面就停下来了。因为改变自己的知青命运没有任何办法，我上大学也没上成，然后考部队文工团，1973年、1974年，就偷偷利用探亲假回家的二十来天，跑到济南军区、跑战友、跑总政考试，都没成功。
1977年1月，我回到了北京。回家后的开始一段时间我有些煎熬，因为无所事事。可干的只有帮家里买买菜，打打酱油，甚至几次跑到街道给人读报纸，学习什么时事社论。还好空政话剧团正好春节以后招生，父亲把我介绍过去。我很走运，经考试后很快穿上了军装，原本从知青回到城里没有位置的我，再到大街上走时，希望碰到熟人，得到对方的称羡。
蓝天野老师与我父亲是一辈子的交情，从中学、大学，到参加革命，从解放区到北京，从北京人艺到现今。天野老师作为我的叔叔，是看着我长大的，而我对自己能到人艺，对他仍然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天野老师是我人生中几个最重要的恩师之一。在我跨过困境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他力排众议将我从空政话剧团借来。但他是磊落的，当时他说我这个戏里就用濮存昕，而不是让我借这个戏调入人艺。可是我在部队文工团演戏的方式，却在人艺中有些格格不入。现在回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对不住天野老师，对不住导演栽培。那时，一些前辈的安慰就是一种温暖，比如郑榕老师说，小濮小濮我告诉你台词怎么说，今天演得挺好……就是这些鼓励，让我自信。但我真的是没好好完成任务，但天野老师却说没有啊，我记得你演得挺好啊，当时就觉得你应该更好，到现在他还鼓励我呢。
我一直感激人艺，感激蓝天野老师。《秦皇父子》演出后，他们并不满意，但还是留下了我。对于年轻演员，他们的心态一定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你看这孩子真可爱，但怎么什么都不懂。”
这是他们对我的评价。不懂，也让你上台，这就是人艺的宽宏大量。
这也让我知道，自己离戏剧艺术的高境界、更奥妙的门槛还有不小的距离。
我是个演员，但是在演戏上并没有太多天赋。我现在回看年轻时演的戏，感觉还是有点使劲，“演”的痕迹很重，好像努力在演那个角色。当然，演员一开始肯定想演好角色，但演到最后应该是演自己，自己生命中有多少是和角色有关的，如何融到一起去表达？以角色的名义表达自己，用自己的生命去表达角色，这是一致的。
在演戏上的精进，我还得感谢林兆华老师，他给我的一个拥抱是我一生要记住的。在人艺演《巴黎人》，这是一个很概念的戏，是关于巴黎公社的。但是，我有“文革”的经历，我也曾喊过口号，有过革命的激情，精神层面与男主角有相似之处。演着演着，自己就进入到戏里了。在演出汇报时，林兆华走过来，抱了我一下，说：“你这回终于松下来了。”他这一抱我，一说我，对我是很大很大的鼓励，他说你给我跑一群众来，你玩玩来，你演戏别那么认真，别那么慷慨激昂的，我就演了一个消防队员，全剧只有一句台词，就是最后结束，我走到观众席里面，跟观众说一句总结语。他说你要当聊天一样跟观众说，而且是站在第一排的观众面前，要向全场，包括二楼观众，你说一句聊天的话。这对我来说挺难的。但是最后我完成了，戏还能这么演？戏可以这么演！倪萍坐在第三排，我们俩还打一照脸，她看戏来了，我还冲着她说话呢。这是第一次突然间从戏剧的责任和戏剧的担当中，又进入到一种新的境界，并非是角色，也似你个人一般去直抒胸怀，直截了当地当作个人谈话去跟观众产生联系。1990年我演《哈姆雷特》的时候，导演比演员多，一大堆搞美术的，但是演员就我们几个，有些人就退出了，觉得这是在胡闹。不断变换方式去演，用直觉去演，这是林兆华教给我的，演戏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为什么死心塌地，那么忠诚于林兆华？其实不只是为了林兆华，我没帮他，是他帮我。
我今天恰恰用我生命里最真实的直觉，去表现新艺术、新戏剧。演一个角色，就向角色靠近，当弘一大师的《一轮明月》演完时，我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二一之徒”。原来，弘一大师有个“二一老人”的号，来自一段寄言，这两句头一个字都是“一”，哪两个“一”呢？“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个名利全都摆平了，人清凉极了，自己进入了不为任何名利困扰的一个境界。我作为一个演员，可以说是名利圈的一个参与者，要能把这段寄言参透，悟到点上去，就要做到“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我觉得这像我的一个座右铭一样，于是我就妄称他的徒弟，我叫二一之徒，二一老人的徒弟，一定用弘一法师这种出世的精神去悟入世的事情。我们做文艺的人，有一点宗教情怀，当我们什么都不管不顾的时候，那是很勇敢的，很有力量。在舞台上，在角色的创作中，有一种超常的精神状态。佛家讲勇猛精进，弘一法师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力量的。上海文艺界的这个风流倜傥的大才子，干什么都对，干什么都行，甚至到了常州第一师范学院教音乐和美术，他的国文都比国文老师好，外文比外文老师好，历史比历史老师好。
在师范学院，同学们对李叔同（弘一法师）很是敬畏，不怕李先生批评，害怕李先生鞠躬，谁犯了错，李先生就到他面前鞠躬，诚恳得连句话都不说。弘一大师精神力量这么强大，说放下就放下，什么都不管不顾，就遁入佛门，不是说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不学，一定都要去皈依，但是他这样的一种生命样式，在我们整个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名人中，很是了不得。在弘一法师曾经跪于释迦牟尼佛前的那个位置，我也曾弄剃刀剃头发，当时泪流满面，真想就这样皈依，心灵上的震动非常大。一个人立地成佛的力量，来源于他对自己过去人生的批判，但我现在还不足，所以我现在还是当演员吧，我把他这个角色演好。
就这样，我演的角色和我的人生之间仿佛有了一种关系。《鲁迅》和《弘一法师》演完了，我突然间悟到，演戏实际上就是人生的态度问题，对生命本身的态度和修行的问题。
人间最大的的痛苦，就是“哀愁莫大于心死”这几个字。自古人生谁无死，可是任何人面对死都要痛苦，为什么呢？是再也见不到世界了，唯有见不到的，谁都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弘一大师的那种诀别，体现在他出家之前。他已经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种明智之词：“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大千世界，个人渺小，风里面的一片叶，气流中的一粒尘埃，到哪算哪，老子青牛出关，也是这样一种大力量。所以我觉得先贤们在文字传承里面有着生命的记载，对后辈的影响，真的是了不得。人到不惑之年，其实更惑，年轻时的那些理想、愿望、憧憬，一一得到了，成家立业，身为人父，身为人母，功成名就，但这时候却很困惑，而不是不惑。这时先贤们早就说尽了，去看那些书，对你重新展望新的世界，新的人生规划，一定有好处。
我们交友，更看重可交之人的品质，这个人的品质是我喜欢的，我愿意跟他交往，不管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你在演一个故事，你做一个角色，要注意在台上的言谈举止，你能把故事讲明白就完了，想要得到更深层次的观众和更高品位的观众的认可，一定要感悟生命，感悟我个人和角色有什么关系。我想达到演戏的品质，所以我演鲁迅，我是普通人，当代的一个演员，我必须演得像鲁迅，怎么像呢？除了化妆上的效果外，我的眼睛里边，我的呼吸，在银幕里放得这么大的那种形象，都得让人觉得自己是鲁迅。
我放松到什么程度，我就能演到什么程度，放松是什么东西，是一个远离世俗的我，我把自己埋起来了，我个人消失了，我全部的整个的身心和这个作品是一致的，我个人的东西没了，所以我在拍《一轮明月》和拍《鲁迅》这两部电视和电影的时候，我要脱离我世俗的生活方式。你必须和自己的世俗生命稍微有一点距离，甚至是诀别，演完之后自己很惆怅：不再穿这服装了，不再化妆了。因为我们付出了一种生命，我接近它，我要成为它，所以我就觉得品质上应该接近角色，否则真的是对不起自己，更别说对得起观众了。
人生什么最重要？太多太多重要的事，什么理想、责任、社会义务等等。千万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乐趣。你是不是一生中充满了乐趣，你是不是一生中交往了一些有乐趣的人，你是不是听到过一些有乐趣的话、故事？当人生充满了乐趣之后，碰到什么艰难困苦都不觉得苦，一点苦也没有。所以我写了一幅字：“与有肝胆者为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是我的人生体验。
（本文根据2012年1月30日，濮存昕携新书《我知道光在哪里》做客《书香北京》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作者小传
濮存昕：国家一级演员，从事戏剧影视表演艺术多年，曾主演过数十部优秀的话剧、电影、电视剧作品，多次获国内外大奖，并热心于公益事业，积极参入当中，是一名德艺双馨、深受民众喜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2011年获得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著有《我知道光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