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初读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的时候，就发现他对高鹗的态度有些异样。1981年读了他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感到他对高鹗的态度又有所发展，更加过分。当时不明白其所以然。近几年连续读了他的《红楼夺目红》《红楼别样红》，尤其在读了他的《谁知脂砚是湘云》以后，忽然有所觉悟，明白了其中的奥秘，知道了他《〈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之背后所隐藏的那个思想。
一、周汝昌先生从一开始对高鹗的谩骂就越过了学术的界限
曹雪芹只给我们留下多半部《红楼梦》。虽然曹著八十回作品的内容深厚，思想犀利，人物形象鲜明，但是主要故事没有结尾，主要人物没有结局，读者看完后有很大的遗憾。《红楼梦》在以手抄本流传的三四十年中，读者一直期盼全璧的出现。经过程伟元、高鹗的努力，由高鹗续补出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1791）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刊行，造成《红楼梦》的第一次大普及。
如何科学地评价后四十回，这在新红学派的两个奠基人胡适、俞平伯中早已经解决了。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这样评价续书：“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我们不但佩服，还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这部悲剧的补本，靠着那个‘鼓担’的神话，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
后四十回揭示高鹗是把功名富贵、神鬼仙佛和名教当作自己的偶像，在主要倾向上表现了对前八十回的一定的背离。俞平伯先生对高鹗有认真的不留情面的批评，但又是客观公允的。他在《红楼梦辨·后四十回底批评》中指出：“高氏假传圣旨，将宝黛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红楼梦》到现在方才能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致于和那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这真是兰墅底大功绩，不可磨灭的功绩。”最后他对续书的功过成败得失做了总评：
高鹗以审慎的心思，正当的态度来续《红楼梦》；他宁失之于拘泥，不敢失之于杜撰。其所以失败：一则因《红楼梦》本非可以续补的书，二则因高鹗与曹雪芹个性相差太远，便不自觉地相违远了。处处去追寻作者，而始终赶他不上，以致迷途；这是他失败时底光景。至于混四十回于八十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
高鹗的生活、思想、文笔不如曹雪芹，对前八十回而言，他的续书自然难以企及。谁续补《红楼梦》肯定都吃力不讨好，对高鹗自不能例外。如何科学地评价后四十回续书？胡适、俞平伯已经替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不约而同地肯定了高鹗悲剧眼光所取得的成就，“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这是高鹗“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功多而罪少”。
周汝昌是1947年涉足《红楼梦》研究，在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批评俞平伯运动开始，周汝昌在批俞时顺便作了一个检查，他说：我“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以至“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0日）。但在如何评价高鹗续书问题上，却与胡、俞的看法南辕北辙，属于彻底骂倒高鹗一派的代表。他咒骂高鹗道：
就目前来说，恐怕一提到《红楼梦》，脑子里便纠缠着伪四十回续书的混淆印象的读者就还大有人在。有人赞扬高鹗保持了全书悲剧结局的功劳；但我总觉得我们不该因此便饶恕高鹗这家伙：先不必说他技巧低劣，文字恶俗；但就他假托“鼓摊”淆乱真伪的卑鄙手段一层来说，这家伙就不可饶恕，更不用还说什么赞扬不赞扬了。而况他保持了的“悲剧结局”又是怎样的呢？不是“沐天恩贾家延世泽”吗？不是贾宝玉中了高某自己想中的“举人”，披着“大红斗篷”雪地里必定要向贾政一拜之后才舍得走的吗？看他这副丑恶的嘴脸，充满了“禄蠹”（贾宝玉平生最痛恨的思想）“礼教”（在贾宝玉思想中全部瓦解的东西）的头脑！他也配续曹雪芹的伟大杰作吗？现在是翻身报仇雪冤的时代，曹雪芹被他糟蹋得够苦了，难道我们还要为了那样一个“悲剧结局”而欣赏这个败类吗？我们该痛骂他，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纸篓里去，不许他附骥流传，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曹雪芹报仇雪恨！
离开曹雪芹的真《红楼梦》，我们就不屑为骂高鹗的伪《红楼梦》而多费笔墨；所以，骂他的用意，就是为了更正确地了解曹雪芹而已。我们要撇开这败类给我们的混淆印象，由现存材料中去认识以下曹雪芹的真《红楼梦》，这才是我们的正经大事。
（棠棣版《新证》第583页至584页，又见《谁知脂砚是湘云》第76页）
如此辱骂一位古代作家，这绝对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规范和界限。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①在学术史上这样痛骂研究对象，为我所仅见。凡学术研究都应该是冷静的、客观的、公允的，否则得不出正确的认识。凡是用刻骨语言辱骂研究对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难以明说的秘密。
二、《〈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又一次越过了学术的界限
周汝昌先生1980年撰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论证”乾隆通过和珅之手重金收买高鹗对《红楼梦》做了手脚，改变了《红楼梦》的主题，“使我们百世之下为之深深叹恨”。他把这篇论文带到当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加以宣讲。他还在《美红散记》中说，这篇论文在会上大受好评，程曦教授说：“昨晚读老兄的鸿文，直到午夜后一点多，快两点，一口气读完了才得入睡！”他并奖饰说：“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的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潘（潘重规）先生也有过奖之言，我自然不敢当。”（周汝昌《献芹集》第438页）
这篇论文后来连载于《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四辑和次年的第一辑上。有感于周先生的大名，我尽快找来这篇论文读了一遍，我的感觉异于程曦教授和潘重规教授：它东拉西扯，毫无理据，强加古人罪名，一丝说服力都没有。
周先生给高鹗定罪名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说乾隆三十七年下诏中外搜访遗书，严重地影响了《红楼梦》的命运。乾隆“寓禁于征”是初念以后的事。一是由访购到禁毁二十年间的经过是逐步发展的，二是禁毁的变本加厉也是和乾隆身边的献策者密切相关的。给乾隆献策者前有于敏中，后有和珅。和珅实聪慧有才，也非常能干办事情。“和珅取媚于清高宗，昭槤比之于章惇取媚于宋神宗者，也必然常在皇帝身边谈及市井流行小说戏本之属。……为时不久，禁毁书籍的范围就会想到扩及于‘演戏曲本’，而要‘一体查办’了。”和珅天性挑剔、嫉妒、忮刻、谲诈，谋略多端。对四库馆是实心任事。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乾隆、和珅君臣合谋收买高鹗对《红楼梦》做手脚的事。他直接的根据有两条，一是赵烈文《能静居笔记》引及宋翔凤的一条：
谒宋于庭丈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至衣食不给。……
二是陈镛《樗散轩丛谈》卷二“红楼梦”条云：
《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
周汝昌的智慧是常人不可及的，他在这里看到我们从字面上读不出来的内容。他说：
我以为，宋翔凤的话，应该是所包较多的，和珅的进呈，并不是一次。他将所得之本呈交乾隆之后，就决定了《石头记》的命运：这部“邪书”不能让它照样“流毒”，必须加以“抽撤”。于是他们将八十回以后的原著，全部销毁，另觅“合宜”之人“撰成全部”。（《献芹集》417页）
这个“合宜”之人不是别个，就是高鹗。苏大司寇即苏凌阿，“是和珅的至亲”。“陈镛所闻的苏大司寇家藏本，正就是程、高运用的主要本之一。”
他看出赵烈文记录宋翔凤原话不具备的意思：对《红楼梦》实施“删改抽撤”政策的名公巨卿是和珅；他从宋翔凤的话中听出和珅向乾隆进呈的《红楼梦》有多次，乾隆“然之”的是最后一次进呈的一百二十回伪全本；曹雪芹全本《红楼梦》之所以不存在，是乾隆、和珅君臣合谋将八十回以后的原著，全部销毁了；他还复活了当年宋翔凤的原话是从曹雪芹当年如何开始写作《石头记》谈起，直讲到日后和珅如何进呈了那部“新全本”而获得御赏的整个过程。
周氏还说，有研究者认为：高鹗自乾隆五十三年中举以后，屡考进士落第，颇有牢骚，及《红楼梦》“全本”功成，他很快就中了进士——乾隆六十年乙卯科，和珅也正是充读卷官的，其中关系也有奥妙之处。……则和珅欲酬高鹗，不过一句话耳（《献芹集》425页）。
高鹗就这样成了完成乾隆、和珅君臣对《红楼梦》实施“删改抽撤”任务的千古罪人。
王昌定先生《〈读《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与周汝昌同志商榷》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如果有人把这种定案依据叫作‘罗织罪状’，恐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吧！读了‘全璧’，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刚刚过去，余痛还在，记忆犹新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望风捕影的定罪方法，都是‘左’倾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②梅节先生也指出：“笔者相信《全璧背后》经过长期构思和收集材料，明显带着文革胎记。”③
周汝昌给高鹗“望风扑影”“罗织罪状”确实属于“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的组成部分，一下子给王昌定先生说中了。周氏的《红楼梦新证》的修订工作起于1970年下半年，大约完成于1974年国庆节前夕，该书的后记就写于此时。在那个特定万马齐喑的时代，周氏修订这部书是有来头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和提出的观点，都见于文革版《新证》。例如他说：
程伟元既亦贫士，安得有刊印《红楼梦》百二十回大书之力？则《红楼梦》之伪续以冒全书，出资以付摆印，当另有一大有力之人为之后台，其事甚明。（《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第一版779页，下同）
比如，为什么曹雪芹已然写完了的原书不能全部流传，而高鹗加的伪续，就能够“全本”流传下来了？其故安在？应不应该有个解释和答复？（925页）
这一连串的疑团，使我逐步达到一个认识：高鹦之续书，是有后台授意的，是有政治目的的，所以他才胆敢全无遮掩地“面世”。（925页）
由于曹雪芹是内务府包衣人，所以便需要一个也是同一旗籍的忠实奴才，替他出力。这便找到了才子高鹗，干脆将八十回后原稿毁去，另行续貂。高鹗的续书，绝非“消闲解闷”的勾当，也不是“试遣愚衷”的事业，他从事于此，完全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从他的续书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体系来看，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为其封建统治主子的利益服务的。（926页）
这里的观点与《〈红楼梦〉“全璧”的背后》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
周汝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由周总理专电调回”（《周汝昌自传》第302页）。他调回的真情我们已经难以知其详了。他的私淑弟子梁归智撰写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就此写道：“所谓周总理办公室的指示，其动因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和江青，是他们通过周恩来调周汝昌回京的。……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其实也都是来自《〈红楼梦〉新证》或受其启发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68页）这段话来自周汝昌，应该无疑问。本为抬高周汝昌，却给我们了解周氏回京原因以可能：1.起意让周氏回京的肯定不是周总理；2.“其动因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和江青”；3.鉴于毛泽东日理万机，不可能想到调一个无关文化大革命宏旨的小人物回京，那么起意调周氏的人物就只剩一个江青了；4.与其说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也都是来自《〈红楼梦〉新证》或受其启发的，倒不如说江青日后准备和别人谈《红楼梦》需要周氏的这本书做资料，这才可能是调他回京的真正原因。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调周汝昌回京，与“由周总理专电调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互换。江青通过周总理办公室调人和“周总理专电调回”意义大不相同，不能鱼目混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