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部里已有八对新人在等着婚礼的开始。大多为营里的连排干部，他们神色拘谨、腼腆，显示出一个农民突然被置身于某个盛大场面主角时的手足无措和忐忑不安。而新娘子则都冷着脸，低着头，像在为这种“拉郎配”的产生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所以她们被重重疑惑紧紧地包裹着。那些赶来贺喜的干部们，则不时地开一些新郎新娘的玩笑，引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但没一个新娘在笑。欢乐是局外人的。营长、教导员忙得最欢。他们满脸绽笑，皱纹舒展，掩饰不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终于为儿子们找到了媳妇的那种喜气洋洋。
中国共产党那支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军队创造了中国新的历史，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无数军事史上的奇迹，但那支军队中许多人的意识还是农民的，在基层更是这样。
在他们的意识中，还没有爱情这个词语。婚姻的目的还只是为了繁衍后代、继接香火，所谓的“爱情、自由、人权”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情调。
我去参加婚礼时，就已下了决心；作为下级，我遵命结婚；作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处置婚姻。也就是说，我在结婚时就已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是伴着内心的流血产生的。在这个想法产生时，我忍不住内心的痛，跑到一丛红柳后面，伤心地哭了一场。
婚礼还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没过几天，我打了离婚报告。没想到，离婚比结婚要难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报告，领导也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我绝望得不想活了，真想一死了之。最后，我给在铁道部工作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哥马上回信劝慰我，说要把我调到北京去，但我拒绝了。我知道，多一个人，对当时的新疆来说，就多一份力量；还有，我要自己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所说的跌倒，就是因为我提出离婚后，领导给我戴上的“看不起革命干部、劳动模范”的帽子。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想法虽然幼稚，却是真实的。
我坚持要离婚，到一九五五年，领导终于同意了。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心情十分复杂。既感到了生活的辛酸，又感到释去了生命的重负。我没有想到，会有另外的东西重新加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兵团的最基层生活，下面历来是最苦的。那也是低素质人的聚集地。不是个人，而是单位，单位骂我是“老破鞋”，骂了很多年，就因为我离过一次婚，他们就这样骂我。我现在忆及此事，仍伤心欲绝。在全民生活政治化的时代，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那怕是正当的行为，也被视为逆犯，而受到长期的凌辱。
离婚之后，我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农业技术员任自立相爱并结合。在“文革”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文革开始后，丈夫作为“臭老九”，下放到了塔里木。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加之思想上承受的压力，丈夫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五年，直到八三年去世。
丈夫生病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九岁，最小的才几个月。生活的重担和来自政治运动的冲击，全靠我一人承受。世界上所有的苦我都能够承受，唯一不能承受的就是政治运动中非人的折磨和无处不在的歧视。那种绝望来自我生命的最深处，所以常常把我推到彻底的绝望跟前。
有一次，要我去陪斗。丈夫当时正病重，要送医院，我求来人能否让自己把病人送到医院后再去。来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无奈之下，我只好让十一岁的儿子送他父亲到医院。批斗会开完之后，我去接在医院陪丈夫的儿子。
夜晚黑得很，陪斗了一天的我觉得脚步发飘，怎么也踩不实。
妈妈，你咋了？在前面带路的儿子问道。
儿子的问，使我更加难过，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妈妈，你哭啥？
我哽咽着说，儿子，妈哭的东西……你……你以后……会明白的……
妈，我知道你哭什么，你是想爸爸病重，你怎么养活我们。你不用担心，再过两年，我初中毕业了，就可以种地，养活你和弟妹。你不能哭；你哭坏了身体，我们三个孩子怎么办？
听了儿子的话，我抱着自己的儿子，哭得更加伤心，从塔克拉玛干吹来的漠风掠过黑暗中杨树的树梢，“唰唰啦啦”响成一片。这声音把我的哭声衬托出来，被风带着，传得很远。
孩子，你一定要读书，只有有知识的人在以后才能知道妈妈的哭。
“文革”结束之后，我从塔里木回来了，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病号，三个孩子，原单位不要，任何单位都不愿要。全家人像一个皮球似的，被人从一个单位踢到另一个单位，从一片绿洲踢到另一片绿洲。面对这种境况，我欲哭无泪。但因为政治上已经平反，我对这种人世的冷暖已不在乎。
我那时已能够蔑视它们。我也相信，只要新疆这块大地存在，就有我的立足之地。
现在，我已能坦然面对过去的一切。虽然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认为那是值得的。
十.王纪南：官兵渴望女人就跟沙漠渴望水一样
我叫王纪南，湖南汩罗人，五一年四月参军前在长沙被服厂工作。到达哈密后，就留在五师四十七团三营。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是个能干的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劳作一生的女军垦人的形象。常年累月的劳动，使我的每个指头都严重变形——在哈密修红星渠时，我和大家一起去天山开山炸石，在打炮眼扶钢钎时，有个手指被砸断了——我的左脚也变形了，背驼得很厉害。其实，艰辛的劳作使我的整个体型被扭曲了。
我们要从天山引水，才能开发二道湖荒原和火石泉荒原。那两条渠叫红星一渠和红星二渠，分别长六十四华里和七十五华里。那两条渠修了两年多时间，水渠修成了，我和许多战士一样，累出了一身病。因为水渠要穿过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为防止渗漏，全部要用块石水泥铺砌。石头在天山上打，背运全靠人力。背石头是重活，由男兵负责，放炮炸石相对轻松一些，就由女兵负责。我的手指就是在那时被砸断的。
哈密的冬天滴水成冰，呵气成霜，我们修渠部队开到戈壁滩上，帐篷架起来，就被风掀掉了，没有办法，也只得挖地窝子，垒石头房。大家还写了快板词——
地窝子，石头房，
冬天暖，夏天凉，
避风沙，遮太阳，
土炕上边铺苇草，
又松又软赛过钢丝床……
几十里修渠线上，挖了许多地窝子群，我们给它们起名为红星一庄、红星二庄……
当时铺石块用的水泥叫“洋灰”，当地不生产，我们许多人都没见过。如果从口里运，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我们就地取材，一边开矿采煤，一边炸石灰岩，烧制石灰，然后把它和陶粉和在一起，生产代水泥。在哈密大营房西北角，开了一个陶粉厂。在那低矮的土房里，粉尘飞扬，呛得人受不了不说，冬天冷死人，夏天热死人。我的手受伤后，就到这里来箩陶粉。汗水在身上和成了泥浆，在头发上和成了泥团，一从房子里出来，人家见了就笑——我们把自己弄得不像个人样儿了。
但这一切，都没有那一声枪响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因为随着那声枪声，我最好的同乡王惠芝永远离开了人世。
驻扎在这里的的官兵渴望女人、渴望爱情就跟这片土地渴望水一样。除了我和王惠芝，其余三个女兵很快就结了婚。
王惠芝是湖南新化人，参军时十六岁，长得很好看，水灵灵的，高挑身材，皮肤很白，眼睛很会说话。她一到营部、营里的干部就都盯上了她。但谁配谁，上头都有安排的。副营长张文德十三岁参加革命，是全军特级战斗英雄，他原先所在的连也是战斗英雄连。英雄美人，组织上早已把王惠芝暗配给了他。他个子高高的，相貌英俊，我们也觉得他们挺般配的。
我和王惠芝一直挨着睡，她跟我说过她喜欢副营长。但因为年纪小，她得问问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收到信后，回信让她坚决不要找对象，不然就回不去了。
她父亲已经去世，她和哥哥都是母亲一泡屎，一泡尿拉扯成人的，她很听母亲的话。
那时，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男人的心。收到信后，她就跟副营长说，我母亲说了，不能在新疆找对象，所以我不能跟你再谈朋友。
副营长听了很伤心。他有好几次都跟我说，让我代话给王惠芝，说他非常爱她，他就是死也要把她带到土里去。
王惠芝心眼儿实，她只想着母亲养她不容易，只想着以后回到母亲身边，只想着决不在外头找对象，所以她对副营长的话怎么也听不进去。
这时，这个师里只要是子弟兵的，都准备往口里调，副营长也在调动之列。他想着与王惠芝把关系赶快定下来，即使因她年龄不够不能结婚，他可以等，以后还可以把她往口内调。他就去请求王惠芝答应与他定婚。王惠芝仍想着回母亲身边去，所以拒绝了他。刚好，营部的孙干事也喜欢王惠芝，常去找她。但她不喜欢孙干事，他们仅仅是同志而已。但副营长却疑心他与孙干事在谈恋爱。他太爱她了，他怎么也忍受不了。他再次向王惠芝求爱，王惠芝说等以后再说。副营长非常伤心，都差点哭了出来。
就在他准备到口内去的前夕，他来问我，小王，你们女兵晚上是咋睡的？
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只以为跟工作有关，就把我睡哪儿，陈太爱、史敬谊、陈惠兰、王惠芝睡哪儿，一一给他说了。
他听了后，说，谢谢你了，你要好好干，我要走了，也没啥值钱的东西留给你，只有一个茶缸，是新的，留给你作个念想吧。
我以为他说的要走了是到口内去，我说，你们是男人，你们到国防部队去，去保家卫国，很好，我刚来新疆不久，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来使它变得跟我的老家湖南一样。我没什么东西回赠你，只能给你道个路上珍重。
他笑了笑说，这就够了。
晚饭前，副营长领我们唱了歌，晚上我和王惠芝躺在床上，讲了白天副营长来找我的事，我告诉她，副营长要走了，她听后，好半天没有说话，有些忧伤地说，他其实真是个不错的人，他走了就好了，就能忘了我，口内的好姑娘多，他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他会幸福的，我会祝福他。
我看他即使回到口内也会想你的，因为他的确是很爱你，爱你跟找个女人过日子可不一样，我看他挺伤心的。我说。
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我不能不听她的话……
白天修了一天渠，我们都很累，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
我睡着不久，就作了一个梦。梦见副营长坐在王惠芝的床前，脸上流着血。血不停地流，顺着身子流到了地上，在地上漫开，血红一片。但他好像没有感觉，只用很热的目光盯着王惠芝。
我和王惠芝则躲在一边笑。她说床上躺着睡熟的人并不是她，那是一个空壳。说完，我们就跑开了。跑进沙漠，又跑进戈壁滩，又跑到一片陌生的草原上，但无论跑到哪里，都可以见到流着血的副营长在那里坐着，看着躺在他面前的王惠芝。最后，王惠芝说，我会飞，我飞到天上去，他就会不见的。她说完就真飞了起来，还格格格地笑。她在空中越飞越高，最后看不见了，只留下笑声还在天上响。我呼喊她，叫她回来，她说，我不回来了，我要飞到妈妈身边去。我很难过，想从这个梦中醒来，但我怎么也醒不来。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它像是从梦中发出来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然后，我又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营区一下乱了起来。
谁在打枪，谁在打枪？
好像在女兵班那边。
莫不是土匪袭营吧。
可能是哨兵的枪走了火。
到处乱烘烘的。
我仍迷迷糊糊的，好像那个梦还没有完。我推了一下王惠芝，她没有动静。我又推，一边推，一边说，看你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土匪袭营了呢，看土匪来把你扛走当压寨夫人去。推着，觉得手上粘粘的，一摸，王惠芝头上冒着热热的东西。我赶紧下床点了马灯，一看，妈呀，她已死了。她头上被打了一枪，血已把枕头渗红了。
紧急集合哨吹响了，脚步声把月光踏乱了。我跑出去，哭着喊叫道，王惠芝被人打死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人们都朝这里涌来。
我哭了起来，我用水擦她头上的血，但怎么也擦不干净，直到她身子冷了，血凝固了。
我抱着她，给她洗脸，梳头，换上干净点的衣服，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亲人一样，给她一点照顾。
她很安详，像仍在熟睡。只是脸上没有血色，惨白得很，我已感觉是他干的，我想骂他，但哽咽着没骂出来。
他也被抓住了，因为他拐到那个干事那里，想把他也打死，但干事跑了，没有打着。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他要走了，就是这样走的。
没多久，他被枪毙了。刚枪毙，上头来电，念他保卫过延安，念他是战斗英雄，当连长时带出的连队是战斗英雄连，先不要枪毙。但已晚了。枪毙他时，听人说，他其它话都没有说，只是念叨着，惠芝，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他们就这样走了。当时，我为王惠芝伤心，觉得她命苦，也为副营长伤心，他有很好的前程，却给自己弄了那么一个结局。慢慢地，我觉得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比他们更可怜。副营长是为爱而死的，王惠芝是因为被人爱而死的，而我们好多人却没有。既没有被人爱过，也没有爱过别人，迷迷糊糊就弄到一起过日子了，糊里糊涂地就过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