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因脑溢血逝世于1924年1月21日，列宁墓竣工于1930年。1939年墓里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研究解决遗体保存的一系列问题，遗体上的任何一个小斑点和小皱折都会使科学家们的神经高度紧张，而国家拨给实验室的钱更是难以计数。所以，这个庞大的墓穴里不仅有列宁永恒的身躯，还有科学家们活的肢体，而且是几代人的。
遗体的陈列室不大，一个人从进口到出口大概也只有一分多钟。在这个过程中，我哪儿都没顾上看，只拿眼睛紧紧盯住列宁。
这位上个世纪叱咤风云的伟人，如今静静地躺在水晶的罩子里不再能释放他的思想和意志了。他生前曾经说过，除了工作，他什么也不需要。现在，他保持一个姿势躺在这里，似乎也不算休息。
列宁的脸极其安详，样子和我们每个人记忆中的一模一样，甚至比我们记得的还要像他，简直是个奇迹。只是看上去，他比活着的时候要英俊、红润：额头没有那么突兀，鼻子挺拔，皮肤健康。手指是饱满的，像是因为营养富足而显得晶莹透明。已经去世八十年的列宁现在躺在水晶棺中完全不像僵硬的尸体，好像还有体温和表情。
列宁生前个子很矮，可他此时躺下来已看不出身高的不足，似乎已变成了一个永远不再会衰老的美男子。我们每当想起这个小个子的俄罗斯人，心里便有着亲切和尊敬的感觉，他的故事和理想曾那么深刻地影响过我们的成长，让我们对他有着深刻的记忆。
那些花儿
俄罗斯青年是我所见过的最标致、最完美、最英俊的年轻人。他们好像是照着新生的白桦树的样子长成的。从他们的身边经过时，就仿佛经过一片美丽的植物，他们迷离目光不经意的流转都散发着迷人的芬芳。那种天造地设的颀长和优美让你觉得，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被欣赏的目标，另一种则是目光，就好像大自然中的花朵和风一样。我们就是那些目光和风。
而此次在俄罗斯我们遇到的两位导游小姐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花儿。
莫斯科的地陪导游叫萨琳娜，是个娇小玲珑的大眼睛女孩，按俄罗斯的标准，她是没有长够尺码的。
萨琳娜说一口黏黏糊糊的汉语，像搅一嘴糨子。当她用汉语实在不能表达时，就一律用肯定的一个字：“是，是——是。”
她的工作卖力而拖沓，神情焦急又诚恳，而且总是茫然地微笑着，让你对她生不了气。
那天她气喘吁吁地给我们分发看马戏的戏票，大家都很高兴。
俄罗斯的马戏是世界上最棒的，他们有着像尼古林一样的大师，犹如他们的芭蕾有着乌兰诺娃一样。
那马戏的确是精彩绝伦，惊心动魄，体现了最高的技巧和胆略，令人荡气回肠。不仅如此，身怀绝技的姑娘小伙子们更是魔鬼身材，美轮美奂，比巴黎红磨房的香艳舞者们又胜一筹。所有的观众都如痴如醉，全神贯注地体验着同一个梦境。
中场休息的时候，和邻座聊天，突然发现我们的票比身边的这位观众的票贵了10倍，票上印制的价格被萨琳娜一个个都认真地用圆珠笔涂掉了。大家的心情一下就不完美了。复又想起她推销给我们的芭蕾舞《天鹅湖》的票子，想来那里面的高额勒索就更不言而喻了。
这个又娇小又老到的家伙，她用貌似无辜的笑脸抵挡着一切，没人能真的去责备她，她屡战屡胜。
按说以萨琳娜的宰人手法，她应该敛得一些财富了，可这一点在她的身上表现不出来。她衣着很单调，陪我们十来天，一直都穿着一件像工作服似的深蓝色风衣，始终没换过。不像我们国内的年轻女孩子，户外活动总是一套一套的行头。萨琳娜很喜欢我的旅游鞋——一双紫罗兰色的平底休闲绒面皮鞋。她打听这双鞋的价格，然后说：“真便宜，要在莫斯科买，得多出四到五倍的钱。”
看来她收我们十倍的门票也事出有因，她得为自己买鞋。
她不仅喜欢我的鞋，还热爱我的帽子，一顶天津“帽子王”牌的红色遮阳布帽。每次见我戴它，她都会由衷地说：“你的帽子真漂亮！”说了几次，我都不好意思了，再不送给她，就显得我太麻木了。可我的同伴捏了我一下：“你忘了她怎么宰我们了？”
我没把帽子送给萨琳娜，可那顶红帽子配了她的白皮肤一定非常好看。
那天从圣彼得堡乘火车回到莫斯科，到站时正是清晨。
天上飘着濛濛的细雨，该来接站的萨琳娜一直都没出现，大队人马拎着箱子站在雨中眺望，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焦急的等待，让大家的心里对这个结结巴巴的萨琳娜涌上不少新仇旧恨，多收钱也就罢了，工作上应该体现质量。大家的尊严都被她的玩忽职守葬送在了异乡的雨中。
情绪的暴风雨也正在每个人的心里酝酿得浓厚。
就在这时萨琳娜来了。
还是那副匆匆忙忙的步履。她毫无愧色地连连说着对不起，然后忽闪着大眼睛说：“不好了，不好了，美国和日本打起来了！死了20万人！”
这一天是2001年9月12号。以上是我们首次听到的关于“9·11”的报道，是萨琳娜的谬之千里的报道。可这不啻一声惊雷，不仅震住了大家，也解救了萨琳娜自己。这个小而狡猾的家伙早已在迟到路上胸有成竹了。
圣彼得堡的导游叫达尼娅，这个名字也曾被中译为“丹娘”，是一部苏联卫国战争小说中女英雄的名字，它曾传遍中国的千家万户。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俄罗斯女人的名字在我们听来总是备感亲切和优美的。
达尼娅是圣彼得堡某所大学里的讲师，兼职做地陪导游。她不太像个地道的俄罗斯女人，却有着德国混血儿的影子，连目光都是纳粹式的，坚定而冷漠，当你望着她那双浅琥珀色的眸子时，就有一种扑空和陷落的感觉。
达尼娅的汉语比较熟练和规范，表达也丰富多了。但令人纳闷儿的是，也不知她师从何人，竟说得一口兰州腔，那种微妙的发音就是国人模仿起来也很困难，可达尼娅却说得标准。看来学语言一定要找准口音，它像一个可选择的故乡，稍不留神就定了终身。
达尼娅是严谨的，她恪尽职守，一丝不苟，活动的安排丝丝入扣，有序而准时。但她的样子看上去却是无奈而厌烦的，就像她脚上的那双旧皮鞋，虽然擦得很干净却已经从底部裂开了。她总是游离于大家，独自远远枯站着，更多地保持着自己独处的时间。她像是什么都不喜欢，只为了生存而做一切。有人说，她刚刚离了婚，心情不好。便不停地有团员送给她丝巾之类的礼物。她总是欣然接受，但也不笑。
我不喜欢她，觉得她身上透出的礼貌和分寸中多少隐含着恨，对这个世界，对我们。不过就是刚刚离婚么，可整个世界又不是她家庭的第三者。
那天我问达尼娅距离最近的邮局在哪儿，当她得知我要往国内寄一批明信片的时候，便主动说她替我寄。这是她身上第一次表现出热情。我将写好的明信片和足够的邮资交给她，她还替我填上了一个落掉的字母。
可从那时到现在，我的亲人、朋友包括我自己（我也写给自己），谁也没收到过一张应该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明信片。它们都是我在异国精心挑选的礼物，很漂亮，写满了我身处远方时的心情和牵念。我想，在我焦急等待它们的时候，达尼娅不是把它们送进了最近的邮局，而是顺手扔进了最近的垃圾箱。可为什么呀？那一点邮资完全不足以让她富起来。她是否常常用这种小把戏来求得内心的平衡就不得而知了。
在俄罗斯，我们总是比在别处怀着更多的对友善和高尚的期望，但事实往往正相反，人们的贪婪、冷漠常常刺痛着我们，就好像他们以前所崇尚的正是他们现在所鄙视的。
那次在庄严的红场。
两名英俊年轻的持枪警卫突然拦住我们的一个团员，说他相机的镜头太大了，不允许用这样的镜头拍列宁墓。这古怪的规定，导游在说注意事项的时候从未提到过。现在要么把镜头里的胶卷拉出来，要么到值班室去交500美金的罚款。
我们的团员既不愿意失去珍贵的胶片，又被巨额的罚金镇住，问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两位警察慢吞吞地说：“交给我们150美金。”喜欢息事宁人的我的同胞就依了他们。事后才知道正确的回答应该是：请你尽快带我去值班室吧。
这些明眸皓齿、身着军服的英俊青年们像一株株美丽的罂粟开放在红场上，明媚耀眼而又深藏着毒药。
类似的事情还有好几起，全都是为了钱，且都以明火执仗的方式。就好像这些苏联红军的后裔们要把父辈创业时期在金钱上的亏空全在这一朝一夕补回来，透支了其他东西也都不在话下。
有一天，在莫斯科街头的一个拐角处，我看到了一个踟蹰等待的女人，她正在哭，一副完全失控、不管不顾的伤心样子。她很特别，像一朵绿色的花，绿衣、绿裙、绿鞋、绿包、绿耳环、绿指甲，连眼泪都是绿的。看到她，我心里突然很温暖：俄罗斯人，除了聚敛的爱好外，毕竟还有其他的心事，还有绿色的眼泪。
无处不在的普希金
人民对一个诗人的热爱，是我的俄罗斯之行印象最深的情节。
全俄罗斯找不到一个不知道普希金的人。
莫斯科中心宽阔的斯特拉斯特广场上高高矗立着普希金的青铜雕像，它落成于那个只为沙皇建造雕像的时代，而且由市民集资。1880年6月6日在为这座雕像揭幕的时候，许多的莫斯科百姓参加了这一盛典，他们为诗人诞生于此而深感骄傲。“今天我们有大喜事呀！”他们像过节一样地相告着。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等著名作家都在这一不寻常的时刻发表了演说和朗诵了普希金的诗篇。屠格涅夫说：
“我们希望后代能以爱戴的心情在普希金纪念雕像前驻足，希望他们能成为普希金那样更有俄罗斯气质、更有教养、更自由的人。”
现在不仅是俄罗斯人，踏上这片土地的每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怀着爱戴和迫切的一颗心接受这座雕像的俯视。
在俄罗斯，有为伟人、天才和英雄竖立雕像的习俗和传统，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大街、广场上随处可见彼得大帝、历史英雄、卫国英雄、普希金、契诃夫、柴可夫斯基、果戈里、列宾、托尔斯泰等人物的神形各异的雕像，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姿势和表情世代出没于国人和百姓中间。这些雕像都出神入化地真实，又美得令人赞叹。位于莫斯科的国家名人公墓甚至就是一个巨大的雕塑艺术博物馆。
在我看来，每一座雕像都是一个无声的学校，它占的地方那么小，教育的人却那么广大众多，深入人心到千家万户。我就想，对国人而言，在哪里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榜样呢？我也希望我的天才伟人辈出的国家有很多这样的雕像，而不是每天在大街上只看无数的美人头和铺天盖地的广告牌，世世代代只能让屈原、李白们躲在书本里被挤得又扁又薄。
阿尔巴特大街是老莫斯科中心最著名的街道。这个早先为阿拉伯语“郊区”的名词，现在对莫斯科人成了最亲切的地方，除了它历史久远外，“最有俄罗斯气质的诗人”普希金曾在这里居住。莫斯科的诗人歌手唱道：
啊，阿尔巴特，我的阿尔巴特，
你是我的祖国，
你是任何时候也走不完的路。
普希金和妻子娜塔莉亚的故居就在这条街的中部，他俩手牵着手的双人雕像正对着故居的大门，恰似在守望着绿荫下的家园和顽皮的孩子们。这对郎才女貌的绝世佳配，此刻已化作超越世俗的幸福象征，像是消释了他们之间一切往日的情仇恩怨，达到了永恒的和解。
来到这里的游客，尤其是姑娘们，也不管娜塔莉亚是否同意，总是喜欢牵住普希金另一只空着的手，与这位幸福过、痛苦过的永恒诗人合影留念。
在圣彼得堡莫伊卡大街上有普希金博物馆，那里永远都人潮如涌。馆长向参观者打开诗人故居每一扇门的时候，总会这样说：“请看这里，多么神奇呀！”他脸上一次次的欣喜是新鲜而真挚的。
那次我们在莫斯科国民经济展览馆观摩书展上，我发现，目光在书海中任何不经意的一瞥，都能与普希金相遇，就如同你走在花丛中无法不看到花一样。大型画册、普通画册，各种版本的文字图书，诗集、成套的明信片（很多套），还有小到方寸的各式微型书，大的单张肖像画，从黑白到彩色、到海水色、蜂蜜色，所有的形式都为普希金用尽。俄罗斯人民对这位诗人倾注的热爱，不亚于普希金对他们。
我的眼睛被其中的一种书吸引——一套四本的精装书：粗粒的米色亚麻布做面，普希金的速写头像经典般地用银嵌印其上，闪闪发光。书脊硬实挺括，四百多页的正文纸与它天衣无缝地长在一起，一丝皱折都没有，显得天庭饱满。
这套书每本都厚实得像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内容却是研究普希金的创作经历，详尽到每年每月每一天普希金写作和活动的情况，他生前从事创作的所有日子都被研究、考证、记录，直至他死，尽可能地一天都不遗漏，实际就是后人为普希金所写的日记。我想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和这意义相同的一本书了。
我捧着它爱不释手，对在展台前忙碌的一位中年女士吃力地说了一句俄语：“这本书真漂亮！”这位女士猛然停住，专注地看我：“真的吗？”她的眼睛霎时明亮起来，有一种润泽的东西从心里像瀑布般倾泻到她脸上。我立刻明白，她绝不仅仅是一个发行方面的工作人员，她是这套巨著浩繁工程中每一个细节的亲自参与者，她的心血滴落在字的泥土里，化作这棵大树的养分——她是个编辑。
她略现羞怯地站在那里，内心幸福，神情美丽——因为普希金，也因为她做的工作。
作为她的同行，我深深被她感动，我心里称她为“普希金的女编辑”。
普希金说过：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我已亲眼目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