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显《佛国传》记载，于阗城西七八里有一座王新寺，在法显到于阗国之前的八十年间修建的，大概玄奘来时，此寺仍在。
《麻射僧伽蓝及蚕种之传入》记载伽蓝地理方位称：“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文中记述蚕种由东方传至于阗国的经过，为之后的史学家提供了有关蚕桑西传的传说依据。此文与佛教无关，却引起了宋代欧阳修的注意，在他著述的《新唐书·西域传》有下面的记载：于阗国“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
上段文字抄录于《大唐西域记》，由于引入正史中，导致后来治学者有不同的诠释。黄文弼先生认为：“疑东国之君为鄯善王。鄯善西与于阗为邻，鄯善王尤还又为中国外甥，先有蚕桑，极为可能。”此说较为稳妥。据考古发现，罗布泊古楼兰地区及尼雅精绝国遗址均发现过高大的桑树枯干，根据遗址放弃的时间，至迟不晚于公元4世纪，而于阗国蚕桑业与之时间相当，玄奘记述的有关蚕桑东来的传说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龙鼓传说》中称，王城东南百余里有一条大河（今玉龙喀什河）忽然断流，有位罗汉建议修祠，祭祀河龙。有一女子凌波而至，称自己早丧夫君，请求于阗王选一位大臣为其夫君，河水便可以像从前一样流淌。于是，其中的一位大臣身着素服，乘骑白马，入河水之中。没多久，白马从水中浮出，背负一面大鼓和一封信函，信中嘱咐将大鼓悬挂城东南，如果有寇兵来袭，鼓在之前就会自响报警，其后，在鼓一侧建立一座寺院。
这是一则龙女索夫的神话传说故事，意在宣扬佛法。
《古战场》文中称，王城东三百余里，一片大荒泽中，有数十顷地寸草不生。玄奘听当地老者说，很久以前，东国率百万兵西伐，当时于阗国只有数十万人，两军于此地交战，于阗国以弱胜强，俘获其国王，杀其将，灭其士卒。
这是一段发生于此地的战争传说，但并未记录战争发生的年代。根据文中所述，可能与《建国传说》一文所述的内容为同一来源。从地理位置上看，古战场应该在今策勒境内。
《媲摩城雕檀佛像》叙述的是一段至今流传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传说故事。玄奘在文中叙述，这座雕檀立佛像于释迦牟尼在世时所作，释迦牟尼去世后，佛像凌空来至于阗国北曷劳落迦城中。最初，城中的人并不信佛教。其后，有一位罗汉礼拜这尊佛像，于阗王闻知，下令用沙土生埋罗汉，身埋沙土中的罗汉断水绝粮，一位好心人不忍，寻机送来食品和水。罗汉离开时对这个人说：七天之后，天降沙土，填满全城，人畜皆亡，你早作准备离开此城逃生。这个人告诉了他的亲友，人们都嘲笑他。第二天，大风骤起，这个人就逃出城外，穴居藏身；到了第七天，沙土堆满城中，此人向东走到媲摩城，而那尊佛像随即自空中而至。
玄奘到达于阗国时，曷劳落迦城已沦为大沙丘，其他国的君王及大豪都想发掘曷劳落迦城中的宝物，但每当接近这座城，都会遇到狂风而迷失道路。
文中所述的曷劳落迦城，有学者认为即今策勒县北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但在此城曾出土公元8世纪末唐代货币，说明该城在公元8世纪并未废弃，玄奘来时在公元644年，焉能记录其后百余年沙埋曷劳落迦城的传说故事？
据我实地考察，克里雅河尾闾马坚勒克西北有处公元前1世纪的古城堡遗址，当地人称这座城为“屋宇勒克”——有许多房子的城。城中未发现佛教遗迹，玄奘所述传说的曷劳落迦城当为此城。媲摩城准确位置尚未确定，大概在今策勒县北乌宗塔提一带。
《尼壤城》：玄奘记述的尼壤城是唐代于阗国东端的一座城，这座城即汉代时的精绝国。玄奘看到的尼壤城地处大泽之中，苇草繁茂，城方圆仅三四里，城中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行，较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精绝国面积大为缩减。
本文所述尼壤城方位、路线，为考古学提供了唐代尼壤城史地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疆民丰县以北沙漠地带发现的精绝国遗址，即是以玄奘的《尼壤城》的记述作为参考依据的。
在玄奘取经天竺途经西域的路上，所到之处无不留心观察当地的人文、地理、风俗。然而在《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中，唯独为于阗国成文十三篇，况且不是简单地陈述，而是刻意地以佛经文学体例编著于阗国传说故事，由此可以想见，于阗国佛教在当时西域的重要性。
玄奘所记述的十三篇文章，按纪行体例，以路途所见所闻为主，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人文地理学。其次，他的记述方法以直观所见为主，引出与之相关的历史和民间传说，内容丰富，明显带有佛经文学故事的特征。也就是说，玄奘是将于阗国视作佛境来进行描述的，易言之，于阗国就是玄奘心目中的佛国净土。
玄奘东归的路途中，到达于阗国东端的尼壤城时，芦苇青青，尚未入冬，推算玄奘于当年的初春进入于阗国西境皮山城，在于阗国盘桓近八个月的时间。这和于阗王的一再挽留固然不无关系，另外还有三个原因，导致玄奘放缓了东归的时间。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法师前为渡河失经，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访本。”玄奘在归途中经文溺失，天竺取经、负笈东归的誓言几乎成为诳语，这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
佛教梵文经本在于阗国流行的时间较早，尚有汉文以及于阗文佛教经本。玄奘在于阗期间可以综览、检校不同文字的佛教经本，收集、整理流传于当地的佛教经本。玄奘所做的这些，为后来法相宗的奠基也许起到了参考作用。汤用彤先生说：“法相宗在唐初大盛，此不能不归功于玄奘大师。”这是其一。
第二个原因就显得有点隐讳、曲折。贞观初期，“时国政尚新……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西行至凉州备受阻难，只得昼伏夜行。后至瓜州，又有公文称：“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幸运的是，在州吏李昌的帮助下，玄奘得以逃走。玄奘私行天竺取经十余年，归国时自然要考虑触犯禁令的后果。
为了探明朝廷对他回归长安的态度，玄奘在于阗上表唐太宗李世民，表白自己苦行天竺取经的心迹，表中说自己游历天竺，研习佛经：“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后一句表示在天竺时，宣扬唐太宗李世民的风范和恩德，让那里的人都钦仰唐太宗。表书交由高昌人马玄智随商队送达长安，玄奘则在于阗静待消息。
其三，于阗王挽留玄奘，为于阗僧人讲经《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论》，这些基本是大乘教“有宗”经文，每天听玄奘讲授经法的有上千人。客观地看，于阗人是早于中原接触到法相宗的。
关于玄奘的法相宗，其哲学思想钩织缜密，奥义难懂。法相宗本来在大乘教有宗中就属于极为抽象的哲学思想体系，针对当时中原流行的各种佛教宗派，法相宗的理论可谓曲高和寡。在大乘教“有宗”、“空宗”对峙中，玄奘坚持“有宗”，任继愈先生说：“法相宗，是在大乘空宗用全力破除现实世界非真正存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的佛教哲学体系。”这也就是说玄奘的法相宗向哲学上的彻底唯心主义方向又进一步。
这些，在玄奘天竺归来至于阗国时，大概早已策划好，期待到长安付诸实现。
玄奘苦心孤诣地自成法相宗体系，当然不可能取代同一时期流行的其他宗派，尽管在他回到长安博得极大的反响，那是因为他十七年行僧生涯形成的个人魅力。平心而论，在追求人生信仰的过程中，不得不令人钦敬玄奘那般无畏执著的精神。然而，法相宗的佛境毕竟是为官宦达人设的天国，法相宗门槛太高，不是芸芸众生所能进得。以法相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众生成佛渺茫，法相宗虽得以风行四十余年，但终究是只开花不结果。
季羡林先生说：“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谁的天国入门券卖得便宜，谁就能赢得群众，就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反之，就不能。……法相宗的入门券卖得贵了一点，所以买的人就少。它以后的华严宗和禅宗，就便宜得多。”
倘若将于阗国的佛教，甚至是天竺佛教比喻成一个蛋糕，像玄奘这样的中国僧人，绝不会和盘托出，而是精心地将蛋糕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形状向世人兜售。在中国，睿智的僧人好像是一位高超的面点师，既务实又不乏奇思妙想，他们会制作出教人难以置信的食品，并根据不同人的喜好予以分食，玄奘即是如此。法相宗兜售的对象是当时的精神贵族，与之相反，法相宗之后的禅宗，则是廉价的大众化食品。这些佛教精神食品被不同的人接受消化，以至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许多人的身体里都可以找到藉此而存活的细胞。冥冥之中，潜意识的佛因子就是这样时隐时现地传播着——倒也不一定主宰人的一生。
玄奘他并不是一位只知博览佛经、虔诚唪经的僧人，于佛学之外他有过人的知识储备。一部《大唐西域记》，是玄奘精神世界和现实社会结合的作品，这是以个人的苦行完成的历史文献。此外，玄奘回到长安后，在他上呈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些表文中，其思想通过文辞表现出儒学的根基。这一切表明，玄奘虽身处佛寺，但目光却是纵览天下，尤其对于政治时局是敏感的。更重要的是，玄奘在西域的考察，尤其对于阗国的考察，为唐太宗李世民收复西域，实现政权和领土统一，提供了翔实的实地资料及行进路线。
玄奘从于阗国东归时，带走佛教经、律、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这些都是在于阗国聚齐的佛教著作，其中，《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即为大乘教“有宗”的主要习本。当然，玄奘在于阗国期间，他的行程和供需都得到了于阗国的支持，更有平凡的民众和僧侣为他提供了基础素材。以玄奘的博学才识和在于阗国考察期间的影响，他笔下记录的文字，在后来很有可能作为佛经文学故事流传。
由于玄奘取经途中实地考察西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记录有关人文地理的内容极广，从政治角度而言，玄奘虽然私自出行西域，但却不经意间完成了膺受出使西域使节的使命，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其他僧人未能做到的，因此，引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于是，唐太宗遣使前往于阗国迎接玄奘归还长安，“于阗王资饯甚厚”，护送玄奘出境东归。这可能是自佛教东传以来，出行西域的僧侣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殊荣，于阗国可谓玄奘的福地，从此，玄奘的命运得到了根本性的转折。
玄奘走了，于阗人没有亏待他，他在其后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中，以佛经故事浪漫的文学形式，为当时的于阗国立了本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