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做到，洪小莲果然将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上，此后5年多，她一直在当时的工专（即香港理工大学前身）进修行政秘书及工商管理等课程。
由于经常跟随李嘉诚开会，洪小莲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房地产发展的业务，她对售楼工作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又不断地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1978年，在“长实”工作了近6年之后，她向李嘉诚提出转做售楼工作。李嘉诚同意了，他相信洪小莲的能力。但洪小莲还是面对着不少的质疑，有人认为她是靠亲戚或乡友关系才会得到李嘉诚的信任，将如此重要的职位交给她的。
面对质疑，洪小莲明白，自己需要加倍学习、加倍努力，自我充电，用实力和成绩说话。在洪小莲的带领下，售楼部门成了“长实”业务的命脉，仅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长实的售楼收益逾千亿港元，由一家房地产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企业王国。
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洪小莲说：“我很庆幸，能够在一位令人瞩目及受人尊敬的人物身边工作。我很感谢李先生给我机会及栽培我，所以我用成绩报答他。”
当洪小莲这样说的时候，李嘉诚点拨她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人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一次偶然的经历，一句用心说出的话被一个用心的人听到了，并真正听进心里去了，她的人生从此就变得精彩无比。如果你没有洪小莲那么幸运，不能在李嘉诚这样的人身边工作，那么，就把李嘉诚这句话记在心里吧：“有时间就应该进修充实自己，不要浪费时间。”
越位是不成熟的表现
在强调积极补位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补位的分寸。补位如果做过了头，就有可能发生质变，成为越位。补位的人容易被欣赏，但越位则会招致反感。做事可以补位，但不可以越位，做人更不可以越位。越位是一种喧宾夺主的不成熟表现。
有个年轻人刚刚被华为公司录用，对华为的情况尚不清楚，就给任正非写了一封万言书，就华为的经营战略问题大谈特谈。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已经严重越位了，也许还认为任正非要“惊为天人”，但绝对没有想到任正非是这样批复的：“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由此可见，越位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常见的越位现象有以下几种：
一是决策越位。不管是公司的决策还是部门的决策，作为下属员工都应该注意分寸，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不能说，应该视情况而定。如果你心里没有把握，最好还是少说为妙，要相信“沉默是金”。
二是表态越位。表态和你的身份有关，不清楚自己的身份胡乱表态，不但是无效的，还会给人留下轻率、不负责任的印象。实质性的问题，当然应该由老板或上司来表态。如果是对外表态，牵涉面较广、影响较大，比如记者采访，那么更应该三缄其口。即便是平级同事之间，该由他表态的你就不能多嘴，该由你表态的你也应该慎重。
三是职能越位。每个公司安排职位都有其必然的考虑，有其合理性，就好比前锋和后卫一样，缺一不可，前锋不能去做后卫的事，守门员不能丢下球门不管，跑去踢球。同样，本来应该是领导安排的事情，你不能狐假虎威，人事经理除了处理人事之外，不能干涉销售部正常的工作。职能越位的一种特例是“本职工作偏离”，本职与爱好混淆。
四是场合越位。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主角，不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比如公司搞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司领导自然是主角，你不能因为参加了接待或者与客人熟悉，就过于积极地张罗。
五是自大越位。这种越位情况一般发生在四类员工身上：老资格员工、业绩突出的明星员工、重要岗位的员工、领导偏爱的员工。他们总喜欢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与高人一等，因此会有意地“破坏”一下公司制度。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有一种明显的心理优势。
六是语气越位。在工作中，应该尊重上司的公司身份角色，如果说话过于随便，往往会让人很反感。
归根结底，越位的实质是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职责。越位的事情常常是自下向上的“纵向越位”，也有一些是平级之间的“横向越位”，不管是哪种越位，都会让被冒犯者感到反感甚至恼羞成怒。所以，在工作中，一定要明白自己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有一次，一位报社主编向刘墉约稿。刘墉答应得很勉强，心想他也看得出来。没想到这个人很积极，开始催稿了。
过了两天，刘墉参加一个文艺聚会时，两人碰面了，那个主编张嘴第一句话就是问刘墉有没有带稿子来。
刘墉还没动笔呢，一着急，只好说：“真糟糕！写是写好了，但还在书房桌子上呢，忘记带来了，明天我一定派人给你送到。”刘墉心想，晚上一定写好，明天给他，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谁知道聚会结束之后，那个主编坚持开车送刘墉回家。刘墉推辞了半天也不行，只好让他送了。到了巷子口的时候，刘墉就说巷子窄，让他不要开进去了，自己走两步就到了。刘墉说这话的时候都出冷汗了，万一他要拿稿子怎么办呢？
不幸言中了。主编不但坚持要将刘墉送进巷子，还打算把车停在刘墉家楼下，顺便让刘墉把稿子送下来。
这哪是顺便啊？简直就是强迫！刘墉没办法了，只好老老实实对他说：“对不起！我是忘了写，打算今天赶夜工，明天给你。”
刘墉后来说起这件事时仍心有余悸。他说：“没错！要怪我那时候不懂事，乱编托词，但是他何必把我逼到角落呢？难道看不出我说忘了只是托词吗？”
编辑向作者约稿是很正常的事，但刘墉为什么对这个主编“念念不忘”？因为这个主编“越位”了，他在这件事情上步步紧逼，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正常心理距离大大压缩了，没有给刘墉留任何余地，以致刘墉不得不图穷匕见。
可能你觉得这件事和你的工作没多大关系，果真如此吗？
换一个角度来看。假如向刘墉约稿的不是主编，而是主编下面的一个普通编辑，不但稿子没约来，还把这样一位有分量的作者给约丢了、约恼火了，以致在电视上都在讲这件事，那么，等待这位编辑的将是什么呢？不言自明。
再将这件事套用到公司业务上来，业务员催一笔产品回款，对方经理本来已经打算下周汇过来，但有事情耽搁了，如果业务员来追到对方公司的门口去，估计这笔款子要过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越位的人没有注意到，当他越位的时候，别人就“没位”了。
孙宏斌曾经是联想的骨干之一，他能征善战，为联想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曾在1989年迅速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深得柳传志的器重。
也许是一时自我膨胀使然，孙宏斌开始有了越位行为。1990年3月，他领导的企业部创办了一份《联想企业报》，上面刊登的“企业部纲领”竟然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更让人担心的是孙宏斌还得寸进尺，以“蚕食的方式”侵犯本来属于公司总裁室的人事权力，自作主张任命下属经理，由先斩后奏而至斩而不奏，私自调进三个人作为他的心腹。
没有老总能容忍这样的越位行为，柳传志也不例外，他明确指出了孙宏斌的错误，但是孙宏斌并没有听进去。当时企业部竟然有这样的观念：“联想公司是一艘大船，企业部是一只小船。联想的大船沉下去了，企业部的小船就会飘起来，变成大船。”由此可见一斑。据说孙宏斌的下属这样对柳传志说话：“我们直接归孙宏斌领导，孙宏斌骂我们爱听，与总裁何干？”
4月7日下午，柳传志再次集合企业部人员宣布新决定，孙宏斌于是率领整个企业部向他示威。柳传志走进房间的时候，企业部的员工全都把胳膊抱在胸前，这是一种充满敌意的藐视姿态，等孙宏斌进来时，所有人又把手垂下。房间里乌烟瘴气，孙宏斌喝了一声“把烟掐了”，大家就掐掉烟，孙宏斌又喝一声“起立”，大家就起立。当柳传志的秘书应旗坐在柳传志的身边时，孙宏斌竟然吼他：“这不是你的位子。”
孙宏斌为自己的越位行为付出了牢狱之灾的代价。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他一直在反省。当他在1994年3月与柳传志再次见面时，他说自己要把今后的路走好，了结过去，重新开始。
柳传志甚感欣慰，他说了一句话让孙宏斌毕生难忘：“你可以对别人说，柳传志是你的朋友。”
孙宏斌的这次越位，对企业的影响应该是最严重、最致命的，如果柳传志容忍，可能就要导致公司破产分裂，会有更多的人因为他的越位而失去工作岗位。当然，这种越位在日常工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不论是何种程度的越位，在工作中都应该避免，否则会给自己和公司都带来严重的影响。
越位会造成工作上的巨大损失
大越位逼迫企业破产倒闭，小越位导致工作走样变形。
大小当然只是相对而言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大越位的情况一般发生在重要的中高层管理岗位，虽然比较少见，但每发生一次，损失都是巨大的。像本书第一章提到的巴林银行破产，就是源于尼克·里森的一次大越位。小越位的情况就很普遍，不管是中高层经理还是最基层员工，都比较容易犯。表面上看起来，单次小越位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巨大损失，但是由于小越位的绝对数量非常多，所以就整体而言，小越位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王总要到纽约谈生意，因为事关公司前途，他吩咐几个秘书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张杰负责拟定演讲稿，李建负责谈判方案。
王总出国的那天早晨，公司各部门负责人都来送行。总经办刘主任就问张杰：“演讲稿准备好了没有？打印了几份？”
张杰疲惫地说：“昨天晚上一直熬到夜里4点，稿子才写完了。实在是太累了，我就睡了一会儿。本来我也想先打印几份的，不过你知道，王总他不懂英文，所以我就打算等会儿上班的时候发邮件给他，反正也不会耽误工作。”
刘主任一听，有点不是滋味，正要说话，就见王总朝这边走来，边走边问：“小张，稿子准备得怎么样了？”
张杰只好说明实际情况，他本以为王总会认可他的这种做法。谁知王总一听，马上就发火了：“谁说不会耽误工作？我不懂英文不等于其他人不懂，难道非得我懂才行？难道只有你懂？那我要这个文件干什么用呢？”
张杰吓得脸色苍白。王总又说：“我早就安排好了，让公司外籍顾问汤姆逊博士在飞机上好好研究一下。这下倒好了，你让我们坐在飞机上发呆啊！”
幸好这个时候李建过来找王总了，要不然张杰都不知该怎么收场。
因为演讲稿没准备好，所以在飞机上，王总就着重看李建写的谈判方案。出乎意料，李建的这个方案写得既全面又有针对性，既有对谈判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的分析，也有选择谈判地点、调节谈判氛围等具体细节。
王总越看越惊奇，尽管个别地方有瑕疵，有现学现用的痕迹，但整体看来，还是下了相当一番工夫的。
王总对即将要举行的谈判充满了信心。从美国回来之后，他解雇了张杰，重用了李建。
张杰因为自作主张，越位揣测老板的意图而工作不到位，李建因为守住本位、做好本位而得以重用，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前面也提到，职能越位中的一种特例是“本职工作偏离”，很容易被人忽视，所以在这里重点谈一下。什么叫“本职工作偏离”？比如你的工作本来是做这件事，但是你却做了另外一件事，看起来你也没闲着，做的事情也有价值，但却不是你的本职工作。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个人兴趣与工作有冲突的时候，当事人由于不能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导致了这种“错位”。它既是越位，又是错位，是一种复合型的越位现象，比较容易得到纠正。
1932年夏天，王力在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后回国，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专任讲师，讲授“普通语言学”和“中国音韵学”这两门课程。不过王力似乎忘记了这是自己的主业。原来，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因为手头拮据，王力不得不以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来维持生计。回国之后，这股子兴趣还没有停止。不到两年，王力就翻译出版了纪德、左拉、乔治·桑、莫洛亚等人的多部作品，还打算翻译《莫里哀全集》……但是，王力似乎不明白，他的强项并不是翻译。看来他忘记了自己的老本行，不打算做一流的语言学家，而愿意做三流的翻译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