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两篇文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为我们就政府治理撰写署名文章，托尼·布莱尔总结了其在任期间的五大经验和教训，提出要大胆思考、严密分析，勇于从他人的成功或失败中汲取教训。第二篇则对“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的下一站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作者们相信，中共十八大报告用一系列表述勾勒了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出现重大变化，即未来中国将走出一条中速增长、可持续性增强的发展道路。
托尼·布莱尔谈政府转型
Tony Blair
本文作者托尼·布莱尔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回顾了在任期间的五大经验和教训，提出要大胆思考、严密分析，勇于从他人的成功或失败中汲取教训。
作为首相，有一点很遗憾：当你刚上台时，民意最高，你能发挥的作用却最低；当你任期快结束时，民意最低，你能发挥的作用却最高。也就是说，你在工作中需要不断学习：学会如何让政府良好运转，学会如何实现意义重大的全局性变革。在本文中，我总结了领导政府转型方面的五大经验教训。
首先，政府治理非常关键。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以改善政府治理为政治讨论的核心。有些人认为，关键是要提高治理的透明度，以及明确责任归属。当然这两点很重要，但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以我为例，无论是在非洲慈善工作中为卢旺达、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总统提供支持，还是作为四方代表参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组织谈判，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资源把事情落实、做好。
“重在执行”也对当今政治的性质和政治领导人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尽管各党派间存在分歧，但是21世纪的政治越来越“去意识形态化”。多数国家面对的问题是类似的：发展经济，为民众创造机遇；提供优质的医疗教育服务；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很多问题已有最佳解决方案，所以政治领导人的最大挑战不是要击倒对手的立场，而是建立起真正能够执行且交付施政成果的政府体系。
第二，必须以全局性变革为目标。当今世界的变化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通讯、能源、医药领域的创新技术；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等全球性挑战等。渐进式或零星式改革无法应对这样的变化，只有全局性的变革才能让政府与迅速变化的世界保持同步。
实现全局性变革，必须要“挑战固有假设”。我们很容易假设现有政府体系是正确的，继而要求“如何提高现有体系的效率”，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挑战这种假设”，“也许体系不一定非要这样”。英国一度面临移民数量不断增加的问题。政府需要控制好移民数量，但是只有当政府开始思考移民体系本身的问题（体系各个方面、体系的目标、信息收集、组织架构和领导方式等）后，才真正解决了移民问题。否则，即便现有体系能出现零星改善，也无法产生根本性变化。
由此引导出第三个经验教训：全局性变革和施政成果的交付必须以正确的概念分析为基础。大部分政治讨论都是在非学术的环境下开展的，但是最好的政策实际上来自于清晰、严格的学术方法。作为首相，我寻找的是问题概念分析、然后是问题解决方向以及最后具体政策三者之间的完整线索。这三者之间的顺序非常重要：具体的政策来自于正确的政策方向，政策方向来自于严密的概念分析。比如说，在我任期的最后阶段，英国遇到了社会排斥的重大问题。社会排斥今天依然是英国社会的重大挑战，同时也是造成近期英国骚乱的主要因素。我认为英国人对于“权利剥夺”的概念分析有误。今天的社会并不是一味地“水涨船高”，一部分群体是游离于所有主流分析之外的。我们只有从概念上把他们清楚地定义为有严重问题的个人和家庭（其性质不同于单纯的失业人群、贫困人群或是无家可归人群），才能真正找到解决该问题的答案。解决社会排斥是非常重要的政策领域，只有从概念上更好地理解，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政策方案。
第四点经验教训是人才的重要性。真正负责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人员很重要。我们应该强化政府与私营部门的互动，因为政府需要的很多技都能在私营部门找到。我认为，如果优秀的公务员能在政府以外的部门工作几年然后再回来，他们的收获一定很大，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做这种人才交换。我领导的非洲慈善项目就很重视帮助非洲政府吸引私营部门的优秀人才。许多非洲政府目前都在招商引资，发展自然资源贸易，他们在商业谈判中需要具有国际商业经验的人才。
最后一点是各个国家政府之间的互相学习。富裕国家也不见得洞悉一切问题的答案。很多政府方面的创新，无论是高科技的运用，服务交付方式，还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新型合作模式，都来自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例如：纽约正在测试墨西哥政府为贫穷家庭设计的现金转账系统PROGRESA，所以创新的流动可以是多个方向的。作为政治领导人，我们需要扩大视野，不仅向与我们类似的国家学习，更要向用新方法解决相同挑战的其他国家学习。
从全球层面上，我们可以通过互相学习发展得更好。为此，我一直鼓励全球各种研究中心和政府机构找出最佳政府创新实践并广为传播，我还通过“非洲治理倡议”支持非洲领导人监督国家的转型。
首相是我在政府中担任的第一个并且唯一的职务。没有任何培训可以帮你做好准备迎接这项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从领导政府转型的一些经验教训中获益。我希望本文能够对未来的政府领导人有所帮助。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5月到2007年6月间担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他同时担任英国工党主席(1994~2007)和议会成员(1983~2007)。卸任后，布莱尔发起创建了多个慈善机构，包括非洲治理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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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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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中共十八大报告用一系列表述勾勒了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我们认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出现重大变化，即未来中国将走出一条中速增长、可持续性增强的发展道路。
我们的调研显示[1]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持续增长，GDP增速将慢于过去10年。中国向更发达社会迈进的标志，是其劳动力队伍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政府效率的改进。这些趋势会导致工资水平以及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的提高。这也是我们定期访问的专家和国际企业高管认为的中国最有希望出现的情景。
正如其他经历过投资主导增长阶段的新兴经济体那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消费也在起飞。我们预计中国政府将推出一揽子政策措施来落实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增加的趋势。企业可采用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捕捉新兴城市的机遇；同时，加速资源在城市群内部的优化配置。虽然中国日益富裕的消费群体催生出巨大的市场潜力，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使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薪酬和福利保障都是潜在的问题，企业需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环境才能获得成功。
消费成为GDP增长最大贡献者
中国正在开启新的发展篇章，今后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长期下滑的趋势转变为增长并逐步加速。相反，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从2008~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顶峰持续下滑。这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经历类似。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也将从2008年的顶峰下滑，尽管仍然是经济的重要动力，尤其在沿海省份。我们的预测显示，个人消费增长会持续加速，消费将在2020年以前成为GDP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到2025年左右，个人消费将代替投资成为GDP的最大贡献者。
原动力：提高家庭收入
今后5年内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开始回升。家庭收入增长的提速来自三大动力。
首先，政府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有可能提高工资水平，即在“十二五”期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至少应保持与GDP同样的速度。主要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参考工资标准。
其次，金融市场改革有可能进一步刺激就业增长，从而产生新增收入。为银行业引入市场化激励机制可帮助民营企业更轻松地从中小银行、外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引入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出台更加市场化的监管法规，可令融资交易更加便利和高效。
其三，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可鼓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成本和增加家庭收入。开放封闭和垄断的市场以扩大竞争，将有助于将收益中较大的一部分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转移出来，并随着价格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此项收益转移给居民家庭。
我们的预测显示，如果所有这些动力如期发挥作用，到2030年，中国家庭平均收入可能翻番。在2012~2030年期间，家庭收入增长将超过GDP增长：在GDP年增长率预测为6.5%的情境下，城市家庭收入年增长率将达到7.7%、全国平均家庭收入年增长率将达到6.9%。
家庭收入增长推动着消费进入快车道。到2020年，中国城镇的家庭储蓄率预计将从占收入比例的42%分别下降至2020年的36%和2030年的29%，中国家庭将更愿意消费，而不是一味储蓄。我们预测，在2012~2030年期间，中国城市个人消费总量将每年增长9%，全国的个人消费总量将每年增长8%。据我们估计，城市平均家庭消费将增长近三倍，分别从2012年的39000元人民币和全国平均30000元人民币增长到2030年的112000元人民币和全国平均92000元人民币（以2005年人民币计价）。
经济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
正如消费将取代投资成为中国增长的驱动力，服务业发展也须与之相匹配，逐步扩大并超过工业的规模。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政府为创造就业而必须考虑的一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