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于湖南的罗章龙在湖南读书时就与毛泽东相识并与毛泽东结成“管鲍之交”。1918年，罗章龙参加了由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湖南长沙新民学会。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后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他还与***等人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是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1921年冬天，罗章龙由北京出发来到东北，先后到达沟帮子、沈阳、旅大等地。在南满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22年初北上来到哈尔滨。罗章龙曾担任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人，有一些东北籍的同学也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毕业后又回到东北，其中有张昭德、姜琪、张注祯等几位哈尔滨的学生。罗章龙到哈尔滨后，便迅速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此时，张昭德在东华学校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俄文教师。他以自己的身份之便帮助罗章龙以学生身份住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宿舍。罗章龙以此为落脚点，在张昭德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在哈尔滨的走访调研工作。
位于南岗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址附近的哈工大校史馆，当年就是哈工大的学生宿舍。这是一座比较典型的俄式百年建筑，整个二层楼的墙壁不是用砖瓦而是用石头砌成的。哈尔滨迄今尚存的俄式老建筑大多如此，被哈尔滨人称为大石头房子。其窗户非正方形，而是椭圆形，宽敞明亮，木制嵌铁皮的房门大气厚重。
如今我们已无从考证，罗章龙在这里落脚住的是楼上楼下，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不过透过偌大的空间，可以想见当年这里出来进去的学生会很多，他们朝夕见面都住在一起。至于罗章龙，时年26岁，也比较年轻，又曾毕业于北京大学，以学生身份住进哈工大宿舍，如雨入潮，如枝在林，是不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罗章龙最先来中东铁路总工厂和工人生活区三十六棚考察。在考察中，他发现三十六棚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十月革命前后，他们同俄国工人一起，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沙俄统治者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举行过十几次大罢工，为支援俄国十月革命，保护苏维埃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罗章龙在同工人接触中，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以及关内工人斗争情况，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为自己阶级利益而奋斗。考察后，罗章龙认为，三十六棚是北满工人运动的中心，也应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心。
接着，罗章龙还到过道外戎通公司、秋林洋行、中东铁路沿线一些站段考察。期间，还与苏俄在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罗章龙曾当选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在他主编的《铁路年鉴》一书中，还提到了他曾考察过的中东铁路，包括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和三十六棚的情况。
罗章龙的晚年是在北京度过的。1979年6月，罗章龙奉调进京，担任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享受部级待遇，并连任了四届政协委员。罗章龙于1995年2月病逝，享年100岁。罗章龙生前住在北京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隔街相望。虽然是黄金地点，但是他住的临街房很普通，居室的使用面积不足60平方米，这是他进京时临时安排的。后来组织上要给他调房，他一直强调住在此处上班近，方便，谢绝了按级别应享受的住宅待遇。
笔者来到了罗章龙生前的家中，他的儿子81岁的罗平海特意带笔者走进了罗章龙生前的卧室兼书房，陈设依旧，非常简朴，客厅不足20平方米，连地都是水泥地面的。罗平海说：“我父亲对生活厉行简朴，从不奢求，他多次谢绝了组织的关照。”罗章龙伏案写作的台灯和笔筒都依然完好地置放在写字台上。他晚年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著述颇丰。1991年，国务院给他颁发了特殊贡献证书。
罗章龙撰写了一批党史回忆录和诗词等文章。其中已出版的《椿园诗草》中有一首诗是《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他在说明中写道：“一九一九年冬，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时毛润之（毛泽东）与余（我）等住北京吉安寓所，地点在景山东三眼井胡同西头，旧址今尚存。”另外此书中，还有他为他主编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工人周刊》创刊号所写的诗，“千年劳动发呼声，地撼天施海宇惊，亿万工农群起蛰，九州萌动风云生。”此诗正写于罗章龙来东北哈尔滨考察工作的前夕。罗章龙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书写着历史的画卷。在他的笔下，汇聚着时空的沧桑，流转着历史风云的变幻。
在北京照顾父亲晚年生活的罗平海，听过父亲讲述往事，他还专为父亲的文稿进行电脑打字，他也记住了许多历史往事。他对笔者说：“当年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所在地就设在北京大学校内，是秘密的，不公开的。”另外，他还听父亲讲述过去哈尔滨的情景。“哈尔滨当年是很洋化的城市，表面上繁华热闹，但是三十六棚工人的生活却十分艰难。那时形势复杂，有时也很危险，我父亲罗章龙平时在哈工大学生宿舍是一身学生着装，深入工厂时就换成普通工人装，这样便于掩护。他还曾在三十六棚住过，为了接近群众和工人交朋友，他还学会一些东北话。他同工人唠家常，他会说‘我也是来闯关东的’。另外为了工作方便，他还学会了一些俄语。”
罗章龙的东北之行，历时四个多月，对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工人组织状况、觉悟程度及工人运动等方面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份《关于东北工人状况和建议在东北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的报告》，并在北京大学校区楼向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哈尔滨：“由于地理位置是中东铁路的枢纽，随着这条铁路红色信息的传播，产业工人较早接受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觉悟程度比较高，有强烈的革命性，并不断进行着斗争。”为此，罗章龙向中共北方区委建议，派专人去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和筹备建立党组织，他还建议派出的同志最好是能够明白俄语的。
1923年3月，满怀理想和激情的青年才俊陈为人和李震瀛，裹挟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来到了哈尔滨。这是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精心挑选的两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同时，***还采纳了罗章龙的建议挑选的这两位都会俄语。
来自湖南的陈为人曾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是和***、任弼时、罗亦农等共为同学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1921年初他被上海党组织派往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担任中共北方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期间曾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指导山东党的工作。
另一位家乡是天津的23岁的李震瀛，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擅长俄文，是周恩来的同学和战友。在“五四”运动中他冲锋在前，是天津“觉悟社”重要成员之一。邓颖超晚年时重回天津，望着当年“觉悟社”的合影，其中周恩来身边的那个人，邓颖超还能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他就是李震瀛。”李震瀛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2年7月在郑州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
陈为人和李震瀛来到哈尔滨以后，便通过进步青年韩迭声的关系，首先来到《哈尔滨晨光》报社工作，以记者身份采访各界人士，了解社会，在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团组织。
当时的哈尔滨约有32万人，外国人约占半数，来自近20个国家，其中俄国人居多数，日本人也不少，整座城市弥漫着欧式风情，各国领事馆、大洋行、大银行比比皆是。所以，陈为人和李震瀛认为哈尔滨“大有异国之威”。这些外国势力既相互钩心斗角，又经常联手欺凌实施城市管理的东省特别区当局。至于为数较多的俄国人，既有被称为“红党”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也有被称为“白党”的沙俄残余势力。
当时被称为国际都市的哈尔滨的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乱象丛生。
陈为人和李震瀛经调查分析，认为：“哈尔滨华文报纸九家，除一家是日本人办的外，余者都无自己的生命，不只不敢针砭时局，有时还助军阀的威势。”“其他外国人的通讯社，实可左右一切政治潮汐的消长。”
作为来哈尔滨履行开辟阵地筹建党团组织使命的陈、李二人，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他们要打造让劳动人民发出声音，争取话语权的载体。于是他们联络组织了韩迭生、彭守初、张昭德、吴春雷等人，于1923年9月16日在道里区中国十四道街（今西十四道街）52号创立了我党领导的哈尔滨通讯社。陈、李二人还结识了爱国人士哈尔滨无线电台副台长刘瀚，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刘瀚在业务上支持通讯社，利用现代电讯手段发新闻稿。其中英文、俄文电讯稿经陈、李二人译成中文，并巧妙地加以改编，再供给本市和外埠的报刊、电台使用。同时陈、李二人还亲自撰写文章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并且发动哈尔滨通讯社的社员深入到各厂各团体采访。以笔做刀枪，为伸张社会正义和进步、反映劳动人民的声音鼓与呼。与电台合作，充分发挥媒体联合作用的哈尔滨通讯社，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据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文件记载：“哈尔滨通讯社现已有了两个办公处，电话齐备，与无线电收发处合办。”
哈尔滨通讯社不仅是宣传阵地，也是发展和建立党、团组织的据点。
1923年10月10日，为纪念辛亥革命12周年，哈尔滨通讯社召开了一场座谈会。《滨江午报》曾作专文评论：“是日到会者，约有一百余人。真靡想到，我们这个偏僻边陲，北塞草地的哈尔滨，竟有这么些爱国志士，同聚一堂讨论国事，宁不教人喜出望外，所经发的维国清议，莫不关于切肤之痛，甚至悲愤交加痛哭流涕，若非具有国家的观念，焉能如此之感叹呢？”
当时哈尔滨的教育状况是外国人办的学校很多，而中国人的学校少得可怜，全市仅有两所，均是私立。为了改变这一非常落后的状况，陈、李二人克服重重困难在道里区中医街7号创办了哈尔滨青年学院。
1923年11月，哈尔滨青年学院创办后，吸引了很多青年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参加学习。学院把不识字的学员组成了扫盲班，识字者可以任选一门学科学习。陈、李二人亲自担任教师，一方面讲授语文，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同时讲述国内外形势，宣传革命思想，启发青年的觉悟。在讲社会科学理论时，由浅入深地介绍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讲的课通俗易懂、深入人心，来参加学习的青年人越来越多。
陈为人和李震瀛没有辜负中共北方区委的殷殷厚望，不辱革命，全身心地忘我投入工作，根本没时间考虑自己的生活。期间，北方区委又派来同志协助二人的工作，派来的同志写信给北京的邓中夏、刘仁静介绍二人的情况说：“他们每日工作至少有十五小时以上，都没有固定收入，困苦的程度有进无已。”他们身兼数职，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活动经费的极度匮乏令他们历尽艰辛。
在韩迭生1964年撰写的《忆陈为人同志》中写道：“生活极为简单，忍饥受冻在所难免。有一次我和陈为人、李震瀛光忙着翻译电讯稿竟忘了吃午饭。到了晚上，三人凑了三个铜板，买了三片面包充饥，吃完一片后，仍觉得饥肠辘辘，可是没钱了。有时就碍着脸到朋友家混点饭吃。夏天还好过点，到了冬季，日子更难熬了。他们二人要混入工厂办夜校发展组织，奔波于冰天雪地上，每天徒步二三十里，对于来自南方的他们，薄薄寒衣难以挡风，肚子里空空难挺身，又冷又饿，令人难受。”
那时的共产党人只要拥有了坚定的信仰，就会为之不停追寻，追寻生命的那份忠诚。正如韩迭生在《忆陈为人同志》中所发出的感慨：“备尝艰苦，毫无倦容。”
1923年7月，他们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了汪洁曼（教员）、李铁钧（广益学校教员）、马新吾（三十六棚铁路工人）、陈毅可（滨江地方审判厅翻译）、刘天佑（东华学校教员）共5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10月，陈为人和李震瀛秘密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共有党团员9名，其中党员3名，团员6名。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常好礼曾对笔者说：“也有人说是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现在一般说法是中共哈尔滨组。为什么说是中共哈尔滨独立组呢，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他是直接归中央领导的，工作范围是中东铁路沿线，还有辽宁、吉林都是要负责的。”
1923年底，由于遭受反动当局的通缉，陈为人和李震瀛离开了哈尔滨，他们精心创办的哈尔滨通讯社和哈尔滨青年学院也惨遭破坏，但他们在哈尔滨播撒的革命火种却深植于人民心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925年，中共中央又将在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吴丽实调回国内，派往哈尔滨，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使哈尔滨的革命运动不断蓬勃发展。
1927年10月，东北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哈尔滨召开，陈为人再次来到哈尔滨并主持了大会。
根据党中央指示，东北地区最高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宣告成立，陈为人在东北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首任书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哈尔滨作为红色之路重要的枢纽和驿站，作为马列主义传播的窗口和前沿阵地，铸就了史册上辉煌夺目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