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党的桥梁与纽带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正式成立，接着又在苏俄伊尔库茨克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共产国际先后派出维经斯基、斯托扬诺维奇、马林、优林、达林、越飞、鲍罗廷、崔可夫等到中国帮助建党和宣传马列主义。当时，他们来中国的路线除极少数绕道乘船走海路外，绝大多数人走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然后再到关内去。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的哈尔滨，成为了这条“红色之路”的纽带和窗口。
哈尔滨市道里区毗邻中央大街的西九道街57号，是当时共产国际驻满办事处。阿勃拉姆是该办事处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秘密接待和护送共产国际代表来往于苏俄与中国之间。
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他的《中国回忆录》中写道：“……第二天我就坐在中东铁路的国际车厢里了。过去这条铁路属于沙俄，而此时仍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局掌握。我在火车上熬了一昼夜，但终于到哈尔滨了。”达林找到了哈尔滨的共产国际驻满办事处，受到负责人阿勃拉姆的热情接待。达林还在《中国回忆录》中写道：“阿勃拉姆给我介绍了另一个哈尔滨，这就是‘新城’，是铁路工人区，那里存在着俄国党的组织，哈尔滨的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做了许多工作，向中国人传播有关苏俄的真实情况，并同北京的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中东铁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最早派到中国帮助建党的代表，也是来往于中东铁路次数最多的一位。1920年3月，维经斯基从满洲里入境，乘中东铁路的火车到哈尔滨停留后，继续坐火车到北京。在火车上，维经斯基望着窗外广袤的田野、巍巍的群山和宽阔的河流，面对这陌生国度的自然风光，禁不住思绪翻腾。他在思索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以及怎样在中国帮助建立布尔什维克。
1920年4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了树木葱茏、繁花含苞待放的北京。他在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和伊万诺夫的帮助下首先结识了***。期间，他同以***为代表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维经斯基还同***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们的想法几乎是一拍即合，彼此都认为这是中国革命面临的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介绍维经斯基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商量建党大计。1920年5月初，维经斯基到达上海。陈独秀刚刚组织了上海工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见到了来自苏俄的共产国际代表甚是欣慰。陈独秀本有建党想法，维经斯基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他们多次交换了在中国组建共产党的意见。在陈独秀的介绍下，维经斯基还同《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的负责人和上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一起座谈讨论了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
在维经斯基的热忱帮助下，1920年6月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由它与各地联系发动建党活动。于是很快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2012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沈建中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维经斯基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维经斯基在上海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帮助中国建党，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准备建党，这样陈独秀就和维经斯基合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当时呢，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维经斯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输送中国革命青年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维经斯基还协助上海党组织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还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设立了“华俄通讯社”，及时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和共产国际最新动态的文章和新闻消息，为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的革命青年打开了信息之窗。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培训干部的学校，是革命事业的红色摇篮，被后来的革命者称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
上海外国语学社就设在当年的团中央机关内。团中央机关的旧址位于繁华的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是一处石库门房子的临街百年老建筑。如果不是在临街门口挂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这一醒目的牌子，向里面长长的过道望去，来来往往的居民还有杆子上晾晒的衣物尽显生活常态，此处是不会让人另眼相看的。
时光倒转回到90年前，这里是青年团的发祥地和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所在地，是中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当时有很多各地的青年风尘仆仆而来，有许多毅然远离家门甚至才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了寻梦接踵而至。
2012年11月，笔者走进了渔阳里6号。二楼二底的老建筑一大半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纪念馆，近三分之一是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规模很大的纪念馆拥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不同，上海外国语学社作为重要文物单位一般不对外开放。尽管此处外观是窗帘遮蔽，很静谧，却令人振奋和震撼。时隔九十多年，此处楼依旧，一楼的教室黑板桌椅依旧，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依旧，仅是字迹已略显斑驳。顺着仅容一人通过的窄窄的木板楼梯到二楼，宿舍和办公室也依旧，连古铜色的刻印蜡板机也透着历史的沧桑。
墙上悬挂的照片是异常珍贵的，那是当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娅还有从苏俄同行来的杨明斋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期间的合影。
前尘往事早已渐行渐远，寂寂的此处，已然看不见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娅认真而耐心教授俄文的样子，也听不见学员们初学俄语时有些费劲不够标准和整齐的发音，但是可以想到，此处当年汇聚着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为中国的未来孜孜以求。这里弥漫着生机勃发的青春气息，升腾着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正能量。其中最小的学员是来自湖南年仅16岁的任弼时，他在这里加入了共青团走上了革命征途。受上海党组织委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担任了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教学和生活管理的秘书，那时也才只有21岁。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既学习俄文又学习革命理论，同时还要深入到工人中间做宣传。
***、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近四十名学员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走出来的***、任弼时还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上海外国语学社得到了维经斯基的鼎力支持，在他的联系下，共产国际还为上海外国语学社提供了办学经费。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沈建中对笔者说：“办外国语学社，维经斯基的夫人就在里面教俄文，还有和维经斯基一起来的杨明斋担任了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维经斯基还在中国建立了华俄通讯社，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形和苏俄的新变化，吸引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到苏俄。在上海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协调安排下，近四十名学员陆续踏上了赴苏俄的征途。”
“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从1921年3月就分批到苏俄去留学，他们行走的路线，从上海到北京，最后到哈尔滨，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是必经之路，再经过满洲里或绥芬河，这样就进入苏俄了。一路上险象环生，他们把证明放在鞋底里，缝在衣服里，这样呢，就穿过军阀控制区和白匪控制区。”
1920年12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离开上海。1921年初到达北京。维经斯基来到北大“红楼”与***相聚，担任二人翻译的是北京党组织的张太雷。二人再度握手，已是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老朋友。维经斯基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也介绍了北京党组织的情况。此间，维经斯基曾几次会见***和北京党组织的成员，他谈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共产党的基本信念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问题。维经斯基一行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共产国际驻满办事处，停留几天后，从哈尔滨走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出境返回莫斯科。
算起来，维经斯基第一次到中国来传播革命火种帮助中国建党，大约工作了十个月之多。后来，他又多次走中东铁路来中国，相比较，他的第一次中国行，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继维经斯基之后，共产国际派出第二位代表马林，从莫斯科走西伯利亚大铁路，然后过境走中东铁路途经哈尔滨，于1921年6月来到北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具体负责和中国的联系工作，稍早些已派出代表尼克尔斯基来到北京。马林在北大“红楼”见到了***，彼此进行长谈，并相互交换了意见，对共产国际的中国应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双方看法一致，取得了共识。马林还同北京的共产党员座谈，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想法。
接着，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同***委派的张国焘一道来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联系筹备中共“一大”的事宜。此时，陈独秀委托李达和李汉俊筹备相关的工作。
1921年7月，各地推选的“一大”代表先后抵达上海，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思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一名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当年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如今的兴业路74号秘密召开，代表们的住处在附近的博文女校。
当时上海成为各地党组织的中心，“一大”会址也就顺理成章地选在了上海。代表们都是有主见的知识分子，讨论起来十分热烈。
马林在会上作了发言，北京代表刘仁静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坐在马林旁边担任翻译。马林首先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在讲话中，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组织。
马林的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见斯诺《西行漫记》）
经过代表的充分酝酿和讨论，中共“一大”通过了载入辉煌史册的第一个党纲和第一个决议。
走进“一大”纪念馆，在显著的位置你会看到当时出席“一大”会议的全体代表正在开会的塑像。这带有动态的群体塑像非常逼真，栩栩如生，成为永恒的历史经典画面。其中还有两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一位是马林，波兰人；一位是尼克尔斯基，苏俄人。他们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他们的异国风采融入了群体塑像中，他们的名字也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南陈北李”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是革命者将陈独秀和***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们的照片被挂在了“一大”纪念馆最显著的位置上。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许多共产国际的代表先后走中东铁路来到中国，中共代表和许多革命者也是走中东铁路去往苏俄。从某种角度看，被革命者称为“红色之路”的中东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桥梁和纽带，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隔不开的紧密联系。
当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是开天辟地的革命圣地，也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精神坐标。共产党人就像在黑暗的夜里，划着了一根火柴，那晶莹通红的火焰，燃烧着，燃烧着，一直燃烧到全国劳苦大众的心里。
二、在中东铁路枢纽建党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十分重视东北的建党工作。当时党中央认为东北尤其是哈尔滨是中共联系共产国际的重要驿站和通道，打通这条国际路线非常重要。另外，东北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基地之一，那里的工人阶级也需要党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1年11月，刚刚成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尽管工作非常繁忙，需要领导的省份范围也很广泛，但还是将东北工作列入重要议程。北方区委书记***等人酝酿这个问题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和优林等人的关注，他们建议重视东北的工作。因为这一时期，白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北满，日本控制着南满，既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也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可忽略的阻力。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国北方区委书记***选派了罗章龙赴东北考察工作。罗章龙在《关于东北建党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当时党中央很关心东北工作开展，东北是我们去共产国际来往苏俄的重要通道，我们要打通这条国际路线。”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常好礼在接受采访时，曾对笔者说：“正因为在哈尔滨这个地方，红色之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苏俄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哈尔滨活动也很多，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认为东北这个地方，特别是哈尔滨非常重要，中共北方区委就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到北方调研。他在哈尔滨时间比较长，而且直接深入到基层，到工人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