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世界坤舆大地图
1912年秋天的一个日子，长沙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入门处一幅挂在墙上的世界坤舆大地图吸引一位高个子青年的目光。他希望从上面能找到自己家乡的地名。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地图上既没有湘潭的字样，更没有韶山的名字。世界是那样的大，湖南是这样的小，就连自古被称为居四海之内的中国，也只不过占了地球很小的一部分。那么，湖南之外的中国如何？中国之外的世界又是如何呢？从此以后，每当他来到这里，总要在地图下站立很久，沉浸于遐想之中。这位第一次看到世界坤舆大地图的青年，就是后来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毛泽东。
毛泽东出身于湖南农村一个偏僻山坳的农民家庭，8岁开始上学，先后在几家私塾就读。14岁辍学后，使他有机会不受塾师的约束而广泛阅读经书以外的时务策论等维新救国方面的书刊。当时，他从在湘乡东山学堂教书的表兄文运昌处借到一本关于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小册子，使他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非常担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成为时常撞击他心灵的警句。1910年秋，毛泽东动员其舅舅等劝说其父亲同意，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东山学堂读书。在那里他成为《新民丛报》、《民立报》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的热心读者，并深为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的政治主张所折服。他希望由这些人组建共和政府，抵御外侮、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当他从同学萧子璋（萧三）那里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之后，对于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推动国家进步的行为十分钦佩，遂暗下决心要像他们那样做对国家、民族有作为的人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湖南起义新军。但是很快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毛泽东就脱离了军队，决心重新读书。1912年春，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半年之后，他发现那里的课程设置不符合他的兴趣，内容也比较肤浅，决定退学自修。于是，他寄宿于长沙新安巷湘乡会馆，每天到图书馆看书。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书，楼上楼下，满柜满架，犹如书的海洋。特别是那些开风气之先的大量西方译著，使他眼界大开。他贪婪地读着，每天刚开门就进馆，晚上闭馆才走。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通过这半年多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不仅使毛泽东获得了丰富的中外史地知识，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几十年后，他告诉斯诺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从此，他不再只是“胸怀祖国”，而且是“放眼世界”。那幅世界坤舆大地图，使毛泽东形成了“中国与世界是不可分”的第一印象。
旅欧勤工俭学的倡导者却留在了国内
由于父亲的坚决反对，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自修计划，于1913年考入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继续按照自己的志趣，广泛阅读古今中外有关政治文化的书籍，关注国内外时事，积极参加为促进社会进步而进行的一切斗争。在共同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有为青年，并成立了新民学会。毛泽东后来这样评价道：“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他们天天谈论的是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正如毛泽东为新民学会确定的宗旨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决心担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重任。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他与蔡和森等一批有志于工读事业的同学，搬进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尝试进行新村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是清贫的，精神却是愉快的，但也不无忧虑。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都亟待解决。岳麓书院那幅著名的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是他们当时心情的写照。乌托邦式的工读计划难以再持续下去，岳麓山下的这群青年急于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正在此时，毛泽东接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的来信，得知吴玉章、蔡元培等人正在北京提倡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心情豁然开朗。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乡，对于刚刚接触新文化、新思潮的毛泽东等来说，法兰西就是自由、民主和文明的象征，是他们憧憬和向往的地方。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蔡和森立即在长沙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到法国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并决定派蔡和森到北京进行联系，毛泽东等则在长沙做好组织准备工作。毛泽东在长沙做了周密的安排，在接到蔡和森的来信后，带领25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前往北京。在北京，他四处奔波，广泛联络湘籍的知名人士，解决湖南青年进留法预备班学习的问题，帮助筹措赴法经费。以后他又亲自去上海为新民学会赴法会员送行。1919～1920年在赴法勤工俭学高潮中，全国有1600多青年赴法，其中湖南省的就占400多人。然而在这众多的学生中，却没有这场运动的热心组织者——毛泽东。
毛泽东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去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这期间，他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员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八块大洋。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名流学者，感受到正在高涨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的引导下，他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各种新思潮研讨会，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对中国自身情况了解得很不多，他以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中。用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迅跑。
孤独的中华苏维埃主席
毛泽东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也有过出国留学、直接汲取西方文化营养的强烈愿望和机会。但是他放弃了，而是急切地投入到国内救亡图强的火热斗争之中。在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他同外部世界的联系，特别是同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如果有一些对外接触的话，就是同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人士为数不多的几次来往。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一个时期里，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真诚拥护的，可以说丝毫未怀疑其权威性。1921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与共产国际代表威经斯基的会晤，应该说是他与共产国际方面第一次打交道。他从这次交往中对共产国际的指导产生了什么印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会后他是认真贯彻“一大”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他在湖南建党、建团和开展工人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为党内同志（包括总书记陈独秀）一再称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酝酿同国民党合作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此，毛泽东是积极赞成的。他在中共“三大”上发言力主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并对张国焘的反对意见进行了驳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成员。此后，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季山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罗米那兹、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顾问岳尔克等，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接触。但和前一个阶段有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在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发现，苏联和共产国际顾问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还存在着脱离中国实际以致产生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的一面。他先是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同顾问们的意见有了分歧。后来，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也有了分歧。比如在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即对国民党新右派的态度问题），在农民武装和土地革命问题上，特别是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同他们以及忠实执行他们意见的中共领袖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可以说是对立的。在那个时候，“洋大人”们的颐指气使就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是出于对中央领袖和共产国际绝对权威的信任，起初毛泽东并不敢确信究竟是他的观点正确还是上面的意见正确。他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始更加自觉地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白色恐怖的环境所限，从秋收起义到1933年共产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进入中央苏区以前，虽然在强敌的重重围困下或是在养病的间歇里，毛泽东仍不时地读一读《模范英文课本》，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同任何外国人直接打过交道。他同中国以外的接触只限于从电报、文件中接受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共产国际有不同意见，但他对共产国际的一些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示还是坚决执行的。同时，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大多是以中共中央的命令下达的，对其中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毛泽东在向上反映不同意见而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也是执行的。有的论者在其论著中，把毛泽东和共产国际简单地对立起来看问题。他们或是用毛泽东攻打中心城市的言行来证实毛泽东也是主张“城市中心论”的；或是用共产国际的一些表扬、肯定毛泽东的文电而否认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逐渐形成的原则分歧，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始终是支持毛泽东的。这样一来，毛泽东后来关于共产国际错误干涉中国革命的指责和压制、排挤他的说法，就成了无稽之谈和无病呻吟了。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事实上，在这个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隶属关系没有变，但由于受形势所迫，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只能在莫斯科或是在上海的亭子间指导中国革命，其指令不可能不出现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相脱节的情况。而毛泽东却始终战斗在创建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线，他所摸索出来的经验和概括出的理论自然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尽管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总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每一个阶段或某一个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以及措施手段等方面的分歧也就势所难免。可悲的是，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当时还都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去完成，共产国际把指导中国革命看做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真诚地拥护共产国际的领导。特别是把握党的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把任何偏离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的行为，都看做是离经叛道。所以，坚持自己正确主张的毛泽东受到带有宗派主义情绪的左倾领导人的压制和打击，也是在所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