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的大人物都是一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以金开尔、卢格、维利希、司徒卢威为代表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不认真研究革命问题，不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唯一的本领就是胡吹瞎扯、夸夸其谈、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整天在“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腾起”的酒店政治中神气十足地议论所谓国家大事和革命勋业，为了虚无缥缈的政府职位而争吵不休，把卑鄙无耻当做最高的美德，把毫无原则当做最高的信仰，把废话连篇和无所作为当做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动力。这堆人类渣滓愈是没有能力完成任何实际工作，就愈是需要热烈地从事不切实际的、毫无益处的活动，非常夸张地宣布想象的活动情况、想象的政党、想象的战斗和想象的利益。他们愈是没有能力真正唤起新的革命，就愈是不得不在想象中考虑未来革命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了政府位置，并且预尝了当权的滋味。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丑恶的灵魂。
从1851年开始，流亡中的大人物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以金开尔为首的流亡者俱乐部和以卢格为首的鼓动者协会。他们在欧洲和北美的德文报刊上展开了热闹非凡的唇枪舌剑。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揭露和嘲笑这伙争名夺利之徒的无耻行径，指出在他们看来无比伟大的互相倾轧不过是一场老鼠与青蛙之战：
谁使这架小小的竖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吸取振奋人心的词汇的泉源，
为的是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写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拔剑相斗。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伙互相争斗的英雄，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没有本质不同。他们的争吵，不过是为了在彼此的攻击中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他们热烈希望的只有一件事——使德国国内显现出一片死寂的沉静，好让他们的声音在这片死寂的沉静中显得更响亮；使公众的觉悟水平极度地降低，好让甚至像他们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伟人。”[27]
马克思、恩格斯集中力量批判了在流亡者中大肆活动、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的金开尔、卢格、维利希、司徒卢威等人，把他们的丑恶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肃清他们在公众中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被德国庸人捧上了天的“英雄”金开尔，实际是一个出卖革命事业的叛徒。这个装腔作势、多愁善感的无聊诗人，投机成性、利欲熏心、毫无气节。他在巴登起义中被俘以后，立即背叛革命，向普鲁士反动政府屈膝投降，在军事法庭上公开声明自己不是革命者，大肆吹捧“普鲁士亲王殿下”，表示对反动统治者忠心耿耿。特别可耻的是，他竟然出卖被俘的前普鲁士士兵，指责他们用“在为祖国服务时可能获得的军事知识来反对祖国”。他还向法庭提供革命党的计划，但声明自己与这些计划毫不相干，乞求敌人的饶恕。对于这样一个无耻的叛徒，在德国不仅没有遭到谴责，反而博得普遍的赞扬和同情，成为庸人心目中的“伟大的蒙难者”。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开尔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他所做的一切，而是由于他没有做的那一切；并不是由于坚强和反抗，而是由于软弱和恭顺。
阿尔诺德·卢格是玩弄阴谋诡计的老手。流亡伦敦初期，他编造谎言，无中生有地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诽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早在40年代中期就敌视无产阶级的卢格，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学者，把剽窃当做“最高智慧”和“正直写作”的作家；他由于无知而做了蠢事，却能毫无愧色地把蠢事当做独特的创作来夸耀；他经常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却能心安理得地用荒唐的借口替自己摆脱困境；在理论家面前，他为了掩盖自己思维方面的弱点而装扮成埋头实际的人；在实践家面前，他又把自己在实践方面的无能和有始无终装扮成理论思想上的最高成就；他把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当成美德，把丑恶的利己主义捧为自我牺牲的榜样，把怯懦描绘成最大的勇敢，把卑鄙变成了高尚，而粗鲁放纵的举止则被说成是坦率和心情舒畅的表现。总之，“一条把哲学中、民主中、首先是空话中的一切矛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阴沟，一个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上的缺陷、一切卑鄙下贱的品质、既狡猾又愚蠢、既贪婪又迟钝、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逊、既虚伪又像一个被解放的农奴、像一个村夫一样朴实的人、庸人和空想家、无神论者和空话的信仰者、绝对的不学无术者兼绝对的哲学家”，[28]这就是卢格的形象。
奥古斯特·维利希是一个颇为特殊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同其他流亡中的大人物比较起来，维利希无疑有着值得夸耀的历史。他率领的志愿部队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英勇战斗，使他获得一定的声誉。自从流亡伦敦后，他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勾勾搭搭，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散布小资产阶级的毒菌；他用革命的空谈代替对形势的客观分析，制定了一个又一个荒谬绝伦的冒险计划；他大搞阴谋，制造分裂，瓦解共产主义者同盟。总之，这是一个以坚强的性格来掩盖自己欺骗行为的伪君子，也是一个进行小战斗和搞小阴谋活动的“英雄”。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司徒卢威也遭到无情的鞭挞。小资产阶级政客、巴登临时政府成员司徒卢威在自己的杰作《告德国流亡者》中，号召建立德国流亡者中央局，以此对抗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命不凡的司徒卢威，是思想僵化、愚蠢不堪的反动文人；他为了在自己的同胞中显得出类拔萃，不择手段地时而充当预言家，时而充当投机家，时而充当修脚师，把最离奇古怪的工作变成自己的主要职业，甚至醉心于面相术、骨相学等荒诞无稽的东西。流亡伦敦期间，他宣布自己发现了人类的六大祸害：君主、贵族、官僚、常备军、钱袋和臭虫！马克思、恩格斯讽刺地写道：发现这些“祸害”的司徒卢威先生对这些祸害不仅不痛恨，反而与它们非常友好。虽然君主是祸害之首，他却心安理得地领取了下台君主卡尔公爵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虽然贵族被列为重要祸害，但他在任何社交场合，总不忘记自己“男爵”的贵族头衔；虽然他充当官僚的时间不长，但却千方百计为自己的钱袋增光。这个庸俗无聊的家伙，其实就是第六个祸害——臭虫！
《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的手稿完成后，马克思曾经委托给一个自愿效劳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出版。后来发现这个人是警察局的暗探。于是马克思在报上对此人作了公开揭露。这份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但手稿中的许多思想，已经贯穿在他们当时发表的一些论文和给朋友的书信中，在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五、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基本上过着离群独居的生活。这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造成的。经过1848-1849年激烈的阶级搏斗，一些同志牺牲了；一些同志流落他乡，很难聚会；一些人把流亡当做营生，庸俗无聊，争吵不休；一些人心灰意冷，远离运动，虽生犹死。这种种情况，使性格热情开朗的恩格斯决心做一个“真正的独身者”。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出于礼貌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应酬，也可以摆脱流亡者之间的各种纠纷和争吵，还可以不必承担那些不可救药的蠢材们所干的种种冒险活动的责任，并且可以挤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学习和研究。他到曼彻斯特不久，就写信对马克思说：“我们现在终于再次——长时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表明，我们不需要任何名誉，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任何支持，我们的立场不取决于这类小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29]
当然恩格斯决不是一个隐士。尽管商行的琐碎事务占去他大部分时间，他仍然以莱茵人的欢乐性格，一有空暇就到郊外狩猎、跑马，参加文学艺术俱乐部的活动。这个时期，他除了与马克思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外，还与为数不多的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经常往来。
前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新莱茵报》编辑威廉·沃尔夫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亲密朋友。他比恩格斯大十一岁，1869年6月21日诞生于德国西里西亚一个世袭的农奴家庭，从小就为封建领主服劳役。1829年他考上布勒斯劳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家庭教师和新闻记者，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封建官吏、庄园主和工厂主的罪行，批判基督教这个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他知识渊博，性格幽默。有一次他在报上刊登一首从旧诗集中选出的忏悔词，辛辣地讽刺和嘲笑宗教虔诚主义者：
我的确是一头畜生，
我真是一个卑贱的罪人。
我全身浸透了罪过，
就像浸透大葱味的俄国人。
主耶稣呀，请你抓住我这狗的耳朵，
扔给我一根仁慈的骨头，
把我这有罪的蠢驴，
扔到你那仁慈的天国。
1846年4月底，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与沃尔夫初次见面，从此成了亲密的同志和战友。许多年后，恩格斯生动地描写了这次难忘会晤的情况。恩格斯说，沃尔夫身材矮小，体格健壮，既善良而又沉着坚定，一副德国东部农民的样子，“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结交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学校里受到良好培养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强烈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刻，经过多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他那坚忍不拔的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对敌、对友、对己都同样严格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30]1847年，威廉·沃尔夫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起，对正义者同盟进行改组，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担任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1848-1849年，威廉·沃尔夫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是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的编辑，负责国内新闻栏。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孜孜不倦的勤恳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使他获得同志们的充分信赖。他在报上连续发表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论文《西里西亚的十亿》，用具体生动的事实深刻揭露了德国容克地主的罪行，批判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获得很大成功。许多地方的农民团体把文章秘密翻印，广为散发，在农民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恩格斯说，《新莱茵报》刊登过许多令人激愤的文章，但是像沃尔夫这一组文章那样受人欢迎的，为数并不多。
革命失败后，威廉·沃尔夫流亡英国；从1853年9月起，在曼彻斯特定居。恩格斯说，“在许多年内，沃尔夫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一的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赞赏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本能的、准确的判断。”[31]经恩格斯介绍，沃尔夫谋得私人教师的工作。他为人直爽，忠于职守，和蔼可亲，获得人们的尊重。当他于1864年5月9日因病逝世时，马克思、恩格斯为失去这位“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先锋战士”而万分悲痛。
在曼彻斯特的头几年，有时到恩格斯家里来做客的还有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恩格斯同维尔特是在1843年认识的，从此两人结成莫逆之交。维尔特长期生活在英国工人群众中。他的许多诗作，深刻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状况；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们必须不停地为资本家干活，繁重的劳动没有尽头。
干吧！一直干到血液冲击着血管，
干吧！一直干到筋骨发出破碎的声音，
干吧！一直干到鬓角汗水淋淋，
干吧！你生来就是个干活的命！
干吧！一直干到你神智昏迷，
干吧！一直干到你力气耗尽，
当你的尸骨在坟墓里放定，
你就会得到安宁。[32]
